王拥军就任天坛医院院长，他写的第一份病历，曾被主任扔出窗外
北京天坛医院“换帅”。
在中国医师节的前一天，8月18日下午，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处副处长李慧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决定：王拥军同志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副局级）。
对此，王拥军在发言中表示，北京天坛医院从大专科小综合发展为强专科大综合，逐步向创新型医院、研究型医院发展，是历史赋予的新责任。未来在坚持神经学科特色领军的同时，推动医院全面发展，再创新辉煌。
图片来自天坛医院官网
在中国神经病学领域，王拥军是领军者，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在就任天坛医院院长之前，他已经担任天坛医院副院长多年。
虽然现在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专家，但王拥军的神经专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开局并不顺利。2017年，他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以《为什么要做卓越的医生》为题，讲述了他早年职业生涯。
第一次写病历，被主任扔出窗外
1982年8月，王拥军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医疗系，那年，他刚刚20岁，分配的专业并不是神经科，大内科主任觉得他的脑子好使，替他选了神经科，因为这个学科太难，当时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选这个科室。
到了神经科，王拥军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主任扔出了窗外。“十几个大夫看着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心里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肯定是我做错事了，肯定是病历写得不对，所以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流着眼泪出去捡那份病历。”
捡回病历后，他也实在看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主任到他旁边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使你非常难堪，你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他说你知道有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是一条生命。”
主任的这句话是王拥军热爱这个专业的开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离生命这么近，他觉得自己的职业一下变得崇高起来。从那天开始，他下决心留在这个专业，一干就是近40年。
成为神经科医生的第二年，王拥军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
那是一个15岁的少女，三个月前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王拥军给这个少女做了个活检，在显微镜下观看，虽然看着不正常，但他完全不能判断。他又到旁边的医学院，用医学院的电子显微镜看，依然看不出名堂。
那时候，他知道北京301医院有位老专家叫黄克维，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所以下了夜班后，他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的一大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这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
找到了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之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从这个病例，王拥军明白了医生的每一步努力，可以使一个枯萎的生命重新绽放，这也是医生的最大价值。
带领天坛医院登顶神经病学的高峰
198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硕士毕业后，王拥军进入北京宣武医院工作，之后他到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做了近两年博士后研究。2000年，北京天坛医院向他发出邀请，他果断选择了回国。
那时候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只有一名硕士生导师，一个博士，全科的科研经费只有32万，没有人发过SCI，几乎没有医生会看脑血管病。
接手之后，王拥军先从学科建设入手，把医院的会议室改成临床研究中心，把医院的招待所改成脑血管中心，2001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标准化卒中单元。2002-2005年完成了“北京市组织化卒中防治系统”的研究，在全国展开卫生部中国卒中中心培训项目的研究及实施。2006年以来重点从事脑血管病转化医学和脑血管病医疗质量促进；主持成立卫生部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启动脑血管病诊疗技术规范化应用“金桥工程”。
在王拥军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如今早已立在国内神经病学领域的金字塔尖，他曾经向首都医科大学的尚校长保证，在他退休之前，会努力保住天坛医院第一的位置。
把医生分成四类
在王拥军眼中，医生可以分为四类。
最低级的是不合格的医生，或者是培训中的医生，他以自己为例，当年他大学刚毕业，病历被主任扔了出去，那时候的他就是不合格的医生，因为还不能保障患者的安全。
比不合格医生再高一个段位的，是合格医生，能够按照指南、按照教科书和上级医生的指导循规蹈矩的看病。
更高一个层次的医生，王拥军称之为优秀的医生，能从临床中总结经验，能个体化的进行诊疗，这样的医生的患者预后也往往比别的医生更好，每个患者都希望遇到优秀的医生。
而在王拥军的名单中，排在第一的是卓越的医生。除了能为患者解决好问题，还能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治疗方式，新的学说，让更多的病人获益。
他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缺乏卓越的医生。
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
王拥军一直记得，2006年10月29日的那天傍晚，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没有开灯，紧张的等待着2012年的“世界卒中大会”举办地的票选结果。
然而最终的结果让他十分失望，北京没有能够获得主办权，一位德国教授告诉他，虽然北京的会议条件很好，但中国脑血管病研究的成绩却不为世界所知。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国跟世界走在同一起跑线上。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科技创新对健康的支撑作用描述，让王拥军感同身受，因为没有新的科技手段，没有新的研究，没有新的证据，脑血管病的防控永远在困惑中打转。所以他在演讲中呼吁，更多的卓越的医生去参与研究，找到新的治疗方法，使中国的1100万脑血管病人早日摆脱痛苦。
王拥军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第二点体会是，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基层。
有一年王拥军和同事到了甘南，他们在当地一家养老院里待了整个下午，分别问40位老人，知道自己的血压吗？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老人平均年龄约70岁，从未量过血压，也不知道自己会有脑中风的风险，甚至都没听过这个词汇。
经过检查，王拥军发现有5位老人脑子里已经出现了病变，未来几年可能会得中风。
有个姓王的老人，王拥军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整个下午，他走到哪里老人跟到哪里。当他坐中巴车离开时，他坐在最后一排，回头看见老人在跟着车跑。
王拥军说那时候他心里非常难受，他知道基层这些高危人群多么需要去关注，所以“强基层”对于实现“健康中国”非常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口号，更需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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