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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就任天坛医院院长,他写的第一份病历,曾被主任扔出窗外

田栋梁 医学界 2021-04-25

北京天坛医院“换帅”。



在中国医师节的前一天,8月18日下午,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处副处长李慧来到北京天坛医院,宣布了市委、市政府决定:王拥军同志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副局级)。



对此,王拥军在发言中表示,北京天坛医院从大专科小综合发展为强专科大综合,逐步向创新型医院、研究型医院发展,是历史赋予的新责任。未来在坚持神经学科特色领军的同时,推动医院全面发展,再创新辉煌。


图片来自天坛医院官网


在中国神经病学领域,王拥军是领军者,现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在就任天坛医院院长之前,他已经担任天坛医院副院长多年。


虽然现在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专家,但王拥军的神经专科医生的职业生涯开局并不顺利。2017年,他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以《为什么要做卓越的医生》为题,讲述了他早年职业生涯。


第一次写病历,被主任扔出窗外


1982年8月,王拥军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医疗系,那年,他刚刚20岁,分配的专业并不是神经科,大内科主任觉得他的脑子好使,替他选了神经科,因为这个学科太难,当时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选这个科室。


到了神经科,王拥军写的第一份病历就被主任扔出了窗外。“十几个大夫看着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心里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肯定是我做错事了,肯定是病历写得不对,所以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流着眼泪出去捡那份病历。”


捡回病历后,他也实在看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等大家都查完房走了,主任到他旁边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扔你的病历使你非常难堪,你不要以为上面错了几个字就是几个字,他说你知道有可能这一行字换来的是一条生命。”


主任的这句话是王拥军热爱这个专业的开始,让他觉得这个职业离生命这么近,他觉得自己的职业一下变得崇高起来。从那天开始,他下决心留在这个专业,一干就是近40年。


成为神经科医生的第二年,王拥军就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病例。


那是一个15岁的少女,三个月前开始四肢无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四肢瘫痪,做了各种检查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王拥军给这个少女做了个活检,在显微镜下观看,虽然看着不正常,但他完全不能判断。他又到旁边的医学院,用医学院的电子显微镜看,依然看不出名堂。


那时候,他知道北京301医院有位老专家叫黄克维,是中国神经病理的最高权威,所以下了夜班后,他坐了4个小时火车到北京,把片子带给黄教授看。


黄教授让学生复印了厚厚的一大本英文文献给王拥军,看完文献后,王拥军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疾病,叫线粒体糖原脂质累积病,此前中国从未有过关于这个病的报道,他是首个发现者。


找到了病因,经过治疗,三个月之后,那个孩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从这个病例,王拥军明白了医生的每一步努力,可以使一个枯萎的生命重新绽放,这也是医生的最大价值。


带领天坛医院登顶神经病学的高峰


198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硕士毕业后,王拥军进入北京宣武医院工作,之后他到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做了近两年博士后研究。2000年,北京天坛医院向他发出邀请,他果断选择了回国。


那时候天坛医院的神经内科只有一名硕士生导师,一个博士,全科的科研经费只有32万,没有人发过SCI,几乎没有医生会看脑血管病。


接手之后,王拥军先从学科建设入手,把医院的会议室改成临床研究中心,把医院的招待所改成脑血管中心,2001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标准化卒中单元。2002-2005年完成了“北京市组织化卒中防治系统”的研究,在全国展开卫生部中国卒中中心培训项目的研究及实施。2006年以来重点从事脑血管病转化医学和脑血管病医疗质量促进;主持成立卫生部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启动脑血管病诊疗技术规范化应用“金桥工程”。


在王拥军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如今早已立在国内神经病学领域的金字塔尖,他曾经向首都医科大学的尚校长保证,在他退休之前,会努力保住天坛医院第一的位置。


把医生分成四类


在王拥军眼中,医生可以分为四类。


最低级的是不合格的医生,或者是培训中的医生,他以自己为例,当年他大学刚毕业,病历被主任扔了出去,那时候的他就是不合格的医生,因为还不能保障患者的安全。


比不合格医生再高一个段位的,是合格医生,能够按照指南、按照教科书和上级医生的指导循规蹈矩的看病。


更高一个层次的医生,王拥军称之为优秀的医生,能从临床中总结经验,能个体化的进行诊疗,这样的医生的患者预后也往往比别的医生更好,每个患者都希望遇到优秀的医生。


而在王拥军的名单中,排在第一的是卓越的医生。除了能为患者解决好问题,还能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治疗方式,新的学说,让更多的病人获益。


他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缺乏卓越的医生。


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


王拥军一直记得,2006年10月29日的那天傍晚,他一个人坐在家里的落地窗前,没有开灯,紧张的等待着2012年的“世界卒中大会”举办地的票选结果。


然而最终的结果让他十分失望,北京没有能够获得主办权,一位德国教授告诉他,虽然北京的会议条件很好,但中国脑血管病研究的成绩却不为世界所知。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国跟世界走在同一起跑线上。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科技创新对健康的支撑作用描述,让王拥军感同身受,因为没有新的科技手段,没有新的研究,没有新的证据,脑血管病的防控永远在困惑中打转。所以他在演讲中呼吁,更多的卓越的医生去参与研究,找到新的治疗方法,使中国的1100万脑血管病人早日摆脱痛苦。


王拥军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第二点体会是,未来的中国医疗要“强基层”,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在基层。


有一年王拥军和同事到了甘南,他们在当地一家养老院里待了整个下午,分别问40位老人,知道自己的血压吗?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老人平均年龄约70岁,从未量过血压,也不知道自己会有脑中风的风险,甚至都没听过这个词汇。


经过检查,王拥军发现有5位老人脑子里已经出现了病变,未来几年可能会得中风。


有个姓王的老人,王拥军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整个下午,他走到哪里老人跟到哪里。当他坐中巴车离开时,他坐在最后一排,回头看见老人在跟着车跑。


王拥军说那时候他心里非常难受,他知道基层这些高危人群多么需要去关注,所以“强基层”对于实现“健康中国”非常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口号,更需要行动。



来源:医学界作者: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责编: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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