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卫老将李立明的三个“常识”|泰山奖特别报道

4月10日，2020医学界价值医疗大会暨泰山奖颁奖仪式即将于上海举办。本文为“公共卫生奖”获奖者李立明教授专访，带大家看看这位“公卫老将”这些年在公卫领域的跋涉和思考。

李立明的头衔很多：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而其最为著名的事迹，是在2002年组建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担任首任主任，在“非典”时期带领中疾控为抗疫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2002年1月23日，中疾控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左为首任主任李立明，右为首任党委书记朱志南。/受访者供图，下同

2004年卸职当年，李立明开始担任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中方负责人，该项目后来成为全球仅有的三项调查规模达50万人，且建立生物样本库的超大人群前瞻性队列之一，为我国慢性病防治提供了本土化、高质量的病因学证据。

“新冠”来袭，国内对公共卫生话题的讨论再次达到顶峰。李立明作为国内公卫领域的老将，无论是在最新的疫情研判文章中，还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都多次强调“常识”。

尊重科学，尊重常识，这是李立明作为公卫人的信条，也是包括传染病防治在内，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核心要义。

在找到病源之前就可以阻断传播

1854年，英国伦敦街霍乱暴发，当时病原体不明，而流行病学家发现，当地发病者都饮同一口井的水，且离那口井越近的地区发病者越多。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远离该井、但爱来喝这口井水的人也得了病。于是，流行病学家主张把那口井封了，当地霍乱得到了有效控制。

“你的意思是我们不一定对这个病进行完全了解之前，也有可能控制它？”时任央视主持人王志问。

“对。”李立明回答。

这是一场发生在2003年4月份的对话，时年47岁的李立明作为中疾控主任接受央视采访。“2003年的SARS疫情中，李立明出镜率极高……遇事沉稳、充满自信、思维敏捷、语言表述极为准确。”央媒对他如此评价。

2004年，因中疾控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开展研究时没有严格执行生物安全规范，造成实验室SARS病毒泄露，为承担领导责任，“抗非功臣”李立明辞去中疾控主任一职，这在当年被看作是问责制下赏罚有序的体现。2020年1月底，武汉疫情危急之际，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再次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为相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

新冠肺炎防控培训班上，李立明授课中。

和17年前类似，他很清楚，在找到病源之前，需要迅速运用隔离手段阻断疾病传染。“呼吸道传染病，怎么可能不出现人传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李立明强调，“如果全社会都有一些基本共识，早期防控不应该是这样。”

十几年来，我国医学科技能力水平进步明显：17年前，确认SARS病毒病原体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如今，分离出新冠病毒病原体只用了11天时间。但在疫苗接种得以铺开之前，李立明仍相信传染病阻断的“老三套”：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这不需要太新的技术，不用有疫苗，不用有新药，但是也能解决问题。”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有效性证实了这一说法。“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多部门协作、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有效遏制了疫情在我国的蔓延，为国际疫情的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李立明说。

但同时，防控疫情的过程也暴露出一些公共卫生领域的短板：《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立法不够全面、执法不够严格；中疾控在疫情防控中缺少话语权和行政权；疾病防控、临床救治、科研支撑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等。

“所有事情都要靠人去落实，根本问题还是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和疾控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李立明说。

公共卫生关乎公众健康，

更关乎社会发展

李立明是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七七级的学生（即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他的许多同学都改行当了临床大夫，他到现在仍有北京市的职业医生执照。用李立明的话来说，在国内学习公共卫生专业的是“懂医的”，“我们学的知识是足以当大夫甚至是一个好大夫的”。

新冠疫情暴发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派师生前往中疾控参与数据分析。

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个体，公共卫生是群体。李立明表示，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已经可以看出，公共卫生不仅关乎公众健康，还对社会经济、公共安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面造成影响。

“我从来没有改换我的专业，一直坚持做公共卫生，我觉得公共卫生对人群的健康重要性远比对个体医疗服务更重要。”他直言。

建国50年时，我国仅有省、地市、县三级防疫站，缺乏国家级的疾控技术指导单位。2000年，李立明调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并开始参与筹建国家级疾控体系。他强调公共卫生应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三个方面，坚持运用世界先进的“大卫生”理念架构起中疾控。

2002年1月，中疾控正式成立。11个月后，非典疫情暴发，中疾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媒体称其“功勋卓绝”。同时，政府及公众对疾控的重视程度达到一次高峰，数百亿元资金进入公卫领域。

然而，2009年之后，疾控机构人员的编制数就逐年降低，十几年来从超过20万到2018年只余14万，近年待遇也大幅下降，“远远低于公立医院，甚至比不上基层医疗机构。”李立明称。“很多疾控中心比较出色的年轻人才外流了，这样一支队伍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还是有一些疑问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对曾对媒体表示。

这和人们“重医轻防”的思维定势有关系。李立明称公共卫生工作是“自毁长城”的职业，预防做得越好，传染病控制的越好疾病就越少，公共卫生越不被重视。而当人们因突发事件而突然意识到公卫机制和队伍建设的不足时，往往为时已晚。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科专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院平级，相互独立；而在中国，公共卫生教育模式引自前苏联，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因此公共卫生院系往往隶属于医学院——这是我国公共卫生学科建设的传统，但也间接导致了公卫在学科重视程度、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待遇等方面的弱势。

他列出了一些数字：201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达到2663所，但能培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科的院校仅有97所，不足4%；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24所设有公共卫生学院，占比17.5%，其他都是设立在医学院校中的二级院系。

但李立明并不认为将公卫卫生教育和医学教育分开，就可以成为一个最优解。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同放在一个学科里建设的基础上，他认为可以借此加强医防结合，成为一个学科优势。与此同时，如何增强非医学专业背景的公共卫生队伍的建设、提高公卫人才层次，又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从事公共卫生人员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2005—2012年，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中，大专生占33.9%，中专生占32.8% ，具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历的人员较少。“这跟现实中，我们对公卫事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应对突发、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往往需要具备医学、法律、管理、人文、环境工程等多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李立明表示，需要设法使更多非医学背景的人才进入公卫领域，并着重培养公共卫生应用型博士（DrPH），在公共健康、医疗体制等方面以及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发挥重要作用。

防治慢性病，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病因学证据

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慢性病病因学证据。与其说这是常识，不如说是一件势在必行之事。

在我国，每年因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以万计，而每年因慢性病死亡的人口数却以百万计，占死亡人口的80%以上。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是主要的致死性慢性病。

然而在过去，我国的慢性病病因学证据多来自英美等西方国家，人种不一，遗传特征、生活环境和行为习惯都不同，“人家是喝牛奶吃牛肉长大的，我们是吃草、吃粮食长大的”，英美的病因学证据在中国适用度是值得商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慢性病的临床诊疗和公共防治。

2004年，非典疫情刚刚结束，李立明陪同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前往英国，签署中英合作的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项目，参与方包括中疾控、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李立明为项目中方负责人。该项目要在中国的5个城市地区和5个农村地区完成50余万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行为状况调查，其血液样本将被全部保存，用于长期的病因学研究。

此后十数年，CKB项目的开展成为李立明的工作重点之一。双生子队列研究、福建土楼家系队列研究……中国有多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同处一个自然社会环境甚至同享一套遗传基因，有天然的对照优势，且基数不小，是进行慢性病病因研究的良矿、富矿。

“我们的优势是有分母，人群里我们能够统计出发病率。”李立明说。

每天摄入100克新鲜水果，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约1/3；糖尿病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慢性肝病、慢性肾脏病等疾病的死亡风险；吃水果、鸡蛋、辣食和饮茶对慢性病的影响……CKB项目的各项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降低慢性病风险、同时具卫生经济学意义的老百姓乐于接受的防控措施和手段。

“高质量和精准的风险评估证据。”世界卫生组织时任总干事陈冯富珍在JAMA杂志上发表对CKB项目相关研究的专题述评时曾如此评价。她认为，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改善中国相关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推动中国卫生体制改革。

而据李立明介绍，CKB项目开展的前10年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文章，“为的就是积淀和保证大型研究的质量控制”。2013年后，项目进入“摘桃期”，陆续在国内外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项目还带动了项目省和项目地区的慢性病防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慢性病防治的整体水平。

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慢性病患病、死亡人数仍持增长趋势。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比例达88.5%，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慢性病高负担期，“防控工作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此种形势下，CKB项目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研究机构级别的实体机构，将围绕政策研究、传染病和慢性病科学研究、舆情研究、教育培训四个领域开展工作，CKB项目被纳入其中。

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从左至右为：中心主任李立明、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颜江瑛。

在新的战略研究中心里，李立明任主任，此外还设立科学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分别由郝平、韩启德、詹启敏担任主任委员。在李立明看来，该机构更像是一个国家级智库，更能主动为政府的循证健康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降低我国双重疾病负担提供本土科学证据，为精准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老李不仅想着解决中国社会最迫切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意在为未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良性发展夯实基础。”李立明的学生、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处科员李昱如是说。

4月10日

医学界价值医疗大会暨泰山奖颁奖仪式

将在上海举办

详细议程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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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作者：韦晓宁审稿：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责编：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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