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自己的人生：无锡国专入学申请书选登

无锡国专开办以来（点此查看全日制班招生简章），陆续收到一些入学申请。余奕祥同学的申请书叙述了他如何在中学和大学“抢救自己的人生”，非常有代表性，反映了一代人的教育状况。在现代教育坏境中，一颗深思的心灵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生命？奕祥做出了自己的可贵探索。他的成长经历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值得朋友们阅读思考。所以，今天在征得奕祥同意之后，发出他的申请书：

画家盛文锦先生来无锡国专交流，现场为国专学生示范山水树石画法。书法家诸明月先生现场题跋（明月先生的孩子就在无锡国专全日制班读书）。

抢救自己的人生：
——无锡国专入学申请书

余奕祥
（作者授权发布）

无锡国专诸位老师：

我叫余奕祥，广东汕头人。怀忧天下，思慕先贤。大学毕业，曾三度考研，奈何求学无门。今闻无锡国专招生，欲往求学，继续考研。故谨写此文，自述读书经历与志向，供诸位老师审查。

在官方教义的虚假

和价值虚无中长大

我生在工薪家庭，父母皆不好读书。十四五岁以前，所知不过用功读书应试，守师教校纪，不曾接触经学、哲学。余受教于家母，自幼节俭寡欲，惟好读书，盖今人好曰“知识即力量”，且借书不必费钱。然父母厌恶“课外书”，以为其干扰应试，玩物丧志，乃至不许我去市立图书馆办借书证，余亦不敢多读。小学初中余所能读者，不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古代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明儒冯梦龙先生所著“三言”之类，我能读懂的，也不是这些书背后高深复杂的儒学或社会主义义理。这些书教给我的，是更简单，也许是更根本的东西，是人之为人对性善的信心、应背负的责任和由责任而生的“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

固然，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书中读到的历史，人世的真实都不是官方的集体主义教育所宣传的那样——多数人是善良的，害群之马是少数；相反，在守交通规则或卫生值勤之类的小事上，多数人都是怀着苟且、侥幸之心，小便宜能贪则贪，关系到公共福祉之事，全力去做的人几乎没有，但这类事自己不尽责去做，又指望谁去做呢？难道坐视共同悲剧的发生，大家一起受害，才来亡羊补牢？

这样一种固执、责任感和忧患，让我看到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看到体制教育的种种问题。当高中的校长、老师在公开演讲赤裸裸地承认“高分低能”的现实，并断言分数能改变命运，以此威逼利诱学生们就范，我感受到了某种坚信世间必须有道理和法度的人才会感受到的侮辱。我不能接受应试教育与做人无关，甚至与用于挣钱的实用技艺也无关，只是为了换一张不被承认本身就没有意义的文凭。至于集体主义教育，老师也会承认官方教义的虚假，断言社会是残酷的、弱肉强食的，人是唯利是图的。也许高中的老师们这么做，未尝不是怀着某种善意，是想让学生们直面“现实”，学会保护自己。但对我来说，判官方教育死刑和让我去死区别不大。因为，如果我接受这种世界观，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一切荒谬的存在于是都是合理的。人生在世，除了追逐利益，并没有多大意义可言。

走向叛逆和自由主义

我于是成了父母和老师眼中的问题儿童、叛逆期少年，因为我刨根问底地追问是非好坏的根据、人生的意义，而他们除了应试，没有给我更好的解释和指导。相比于高考，他们觉得这些问题可以放一放。无需怀疑，如果人生将来面临高考一样的考验，他们同样会觉得我的疑惑是次要的，可以无限期推迟的。学校的老师固然不信集体主义教育，但面对学生的质疑，他们用以应付的其实依然是历史决定论的观念——成王败寇、存在即合理，而我发现这种观念实际是虚无的，因为它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认世间一切荒谬。

对此，家母的解释是，人不应该不合群。是人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适应人。这同样通往无底线、无条件的妥协。家父针对我的叛逆，告诉我，社会上的豪强可以如何镇压弱小，一切规章制度代表的不过是强者的利益。人生在世，就应该争取挤进剥削阶级。我日后看明白了，在长期的唯物主义教育下，我的一些亲戚长辈所信奉的，也不外乎是这样的世界观。

在这种逼迫下，我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因为相比之下，我感觉自由主义的师友至少有基本的正义感和是非观。他们承认并批判世间的邪恶和荒谬，承认一部分有关善恶的常识，也不会用诡辩和恐吓来回应我的疑问。从此，我开始把几乎全部闲暇用于在我看来唯一有意义的事——读书。在父母、学校都不足以信赖时，我唯一能想到的出路是自己读书找答案。我开始读文科方面一切我感兴趣且能弄到的、认为可能潜藏着关于人生意义之答案的书。对于学校考试，不过应付而已。在我那时的自由主义视野下，世界是灰暗的、令人绝望的，充满了追逐权势和利益的庸俗和自欺欺人。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注定难与我有缘。这反过来逼迫我读书自学，抢救自己的人生。

发现自由主义竟可以是

通往地狱之路

在高二末、高三初那段时间，我遭遇了自己有生以来运气最好的两次思想对话。第一次是在汕头的林百欣图书馆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与这两部小说比起来，无论是黑格尔的《小逻辑》还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都没能解答我在是非观上的困惑。我甚至觉得他们谈论的问题，和道德并无关系。我不能理解，萨特自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怎么能在道理上说得通。直到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各种现代哲学的质疑，读到自由主义竟可以是通往地狱之路，我头一回心生恐惧，学出一身冷汗。

陀翁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相信世界本无道理，一切荒谬而无意义；要么相信有上帝和由上帝执行的正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注定是一个无神论者，无法相信如果真有上帝，他怎么会容忍善人遭受不义之人制造的苦难？但我苦思了半个月，也没能让自己信服地驳倒陀翁。我痛苦地承认，原来自由主义自认为可以自圆其说的伦理基础，在自私善辩的小人看来，可以如此不堪一击。

那么，人活在世上，选择做一个好人，除了上帝，似乎再也找不到客观的道理可资支持。一切都是主观偏好，是价值相对。一切义愤都毫无必要。但我固执地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阿辽沙对他人的友爱，对人与人之间友爱的渴望是真诚的。我也宁愿选择这种真诚。

接下来发生了运气更好的事。在花了半个月细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我读到了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旧译本书名）。在布鲁姆的书里，我读陀翁后产生的莫大困惑得到了充分解答，那就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各种现代思想确实是虚无主义，而正义是可欲的。因为，正义和人伦的客观基础都是天理自然，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

当我读懂了布鲁姆，我热泪盈眶。我知道我遭遇了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刻我才重新觉得，人生重获意义，我可以活下去了，我找到了站立于大地的根基。我感激布鲁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恩师，那便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古典学问。

现代教育如何大批量败坏青年

我开始找布鲁姆的书来读。从他对莎士比亚、卢梭的评论，找到他写的《理想国》（或译《王制》）注疏。从布鲁姆出发，我了解到施特劳斯学派的存在，读到刘小枫先生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引介。从高三到大二，我接受古典西学的观点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阅读过程。在此期间，刘小枫先生对古典中学的研究引起我的兴趣。

不过，我也开始对中国施派的古典中学研究心存疑虑。固然我不否认中西古典学问有许多共识，但施派用古典西学的观点来理解儒学，总让我觉得有若干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之处。另外，中西古典学问都主张差等政治、贤人专制，而当时我还没完全摆脱自己的民主、平等偏见，对古典学问一些观念仍难以接受，自然没完全做到施特劳斯说的“用古人的眼睛看古人”。

我最终接受古典学问的政治观，更多源于生活经验对先贤判断的印证。我曾经相信自由主义的宽容并不会引发大问题，直到我惊讶地发现，当我问及大学同学，人是否是自私的、利益的动物，得到的回答竟全部是肯定的。在他们看来，友情、亲情和道德莫不以利益为基础，只有利益是永恒的。更有甚者，认为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并没有错，因为这基于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

我在大学跟同学做过一次生意，卖过公交车IC卡，当我质疑同学试图隐瞒IC卡的贩售点和真实成本，抬高售价时，同学认为这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们的依据是现代人熟悉的自由市场理论，因为买卖双方的行为纯属自愿，一切交易因此天然正当。当大学经济学教材和讲师告诉他们资本主义经典的理性自私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精明、冷酷、自私的，他们莫不深以为然。

我发现这种人性观影响了周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固然他们不可能真的完全贯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假设（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抛弃对情义的渴求，不管他们有没有这个自觉），但我确实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感觉到一种隔膜。通过这些经验和观察，而不仅是通过先贤提供的抽象思辨和论证，我才真正明白，现代教育是如何大批量地败坏青年。

转向经学，辨析经学与哲学

此时我才对《庄子·庚桑楚》中的一段话有了实感——“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焉”。无论在自由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中，现代人自称最先进最文明的现代伦理，在智者的审视下，竟如此脆弱不堪。假如尧舜之治潜藏的某些病因最终尚且可以演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乱，那么根本连反思虚无主义的能力也没有的现代政府和现代学说，又将开启怎样的乱世？！

我多么希望先贤的判断是错的，现代人才是对的。然而，一旦我放下对现代思想的盲目乐观，我日益发现，现代人在人性方面是如何地封闭和矮化自己，如何沉溺于动物性的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的人间地狱，早已局部出现。地狱之可怕，在于现代人的想象力已经贫困到想象不出地狱之外的可能。船山先生说的“亡天下”从未过时，因为性善之衰亡就在眼前。

身为一个初步理解了何为“古今之争”的现代人，一个欲做“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之事的人，要救治自己乃至他人的灵魂，舍复兴古典学问，通古今之变，实现古今真正的融合互补外，实别无大道可走。不知以经史礼艺为鉴，弃先贤之学，欲凭当代人一己之智以救时弊，是舍近求远。工欲善其事而舍利器，此所谓小道，焉能致远？

因为学习古典学问的倾向，我在网上结识了治儒学、子学或古典西学的学长们。经辗转推荐，得知道里书院、尊周书院等网上书院的存在，自学了多位儒学老师的网上课程、文章和著作。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柯如之老师和吴笑非老师。

柯、吴两位老师的讲课和文章让我认识到，华夏经学（经天纬地、经世致用之学）和西方哲学（爱智之学）虽有共通之处，也存在许多重要的分歧。而那种以古典西学观念解释华夏经学的做法，确实存在偏差。借施特劳斯的话说，他们并没有完全做到用华夏先王先贤的眼睛来看经学，而是有时难免误用西方古典哲人的眼睛来看经学。我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单纯基于某种抽象的思辨和论证，毋宁说更多来源于师长们对华夏传统技艺的介绍和学生对生活经验的感悟。经学与哲学的分歧，非一言所能尽。我将另外撰文，从“爱有差等与五伦”“道与才艺”“以仁统智与爱智”“夷夏之辨与诸神之争”“华夏古典共和视野下的古今之争”等五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供诸位老师批判考察，此不赘述。

在普遍危机中，

希望可能仍在中国

三代以后，官学不能大兴。寒门子弟不得已仰赖私塾，乃至凿壁偷光，聊以自修。文教不兴至此，与先王政道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然而，古代弊病也罢，现代弊病也罢，这一切在经学中都能找到先王先贤留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向、路标，乃至成熟的方案。那些现代人自以为最新的问题，以及自认为已经解决实则危机四伏的问题，在先王先贤那里，何尝不曾是最古老的问题？短短五千年，是远不足以改变人性，而使古典学问完全失效的。

现代人所面临的“亡天下”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当人类文明还处于顺境，物质和技术的疯狂扩张还能满足人欲时，现代性危机的可怕后果不过刚刚显现。一旦现代文明挥霍尽天地间有限的资源也难填现代人的欲壑，人类文明就将进入物质贫困的逆境，那时仅存的古典伦理资源也将被现代人废弃殆尽。到那个时候，更惨烈的“上下交征利”的乱世必将来临。人类留给自己悔改自救、重归正道的剩余时间，也许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普遍危机之中，遍观天下，希望最大的地方可能依然是中国，虽然这个中国早已由华夏堕落为新夷狄。因为，我们毕竟还在使用中文和汉字，还保有天下的理想。我们这个族群可能仍然是距离修齐治平之道最近的一群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恢复中华，正在吾辈。日本君子楠木正成曾有七生报国之遗言。余生于中国，有幸以汉语为母语，受惠于王圣先贤之教，纵真有轮回转生，岂七生所能报？学生恳请与无锡国专众师生共学，立身行道，为复兴华夏事业略尽绵薄之力，以报先贤教养之恩，及所遇诸师友指教之恩。
                                       

学生余奕祥敬上
2018年5月2日

我给余奕祥的手札：《易》云“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在“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之后。故学问之亟，须辅以宽仁之养也。刚。奕祥将来无锡国专，故为书之，以其深思古今中西学术之乏裕也。

日常书写笔札一则：不得不书而有淹留，则思想感情进入书写过程，可痛快而能驻笔矣。刚。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w0653soeiui&width=500&height=375&auto=0

上周在无锡国专的一个书法教学视频，在给学生朱批作业时讲到空间余裕的培养（陆贤薇手机拍摄）。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e0625axr2xi&width=500&height=375&auto=0

上个月在无锡国专的书法教学视频， 在给学生批改临帖作业时，讲到草书牵丝连带恰恰不宜太急， 反而应该有宽裕从容之气（子曦、耽之手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