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兽化的遽迫世界，如何重建人的有余生活？无锡国专诗经会讲答问

图片来自网络

这所大学已经不再到处公关删帖

而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体现了正义

要为他们点赞！

不过，这张网络图片作为一种告诫

还是有其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

孟子云“人禽之别几希”

变好，变坏，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个人如此，大学如此，国家亦如此

一张让人不舒服的图片

可能比一张喜大普奔的图片

更有利于未来成长

有思想的校友和系友会感谢

做这个图片的恶搞网友

这两天过得很郁闷，直到刚刚得到消息，得知这所大学尚有良知和公义，使人类系免于变成禽兽系。孟子云“人禽之别几希”，可不慎欤！

转帖上面这张网络图片，正是为了提醒自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人之为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存在，而在于每时每刻的存养。

无法理解某些所谓的爱国人士，连这样的事情都帮它们洗地，简直是一些高级黑的蠢货。知道啥叫爱国吗？每个朝代都亡于这些高级黑的谗侫者之手。

一些学傻掉的“保守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也犯二。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多么“忍辱负重”“政治成熟”，最朴素的是非感，正义感，是不能丧失的。

无锡国专诗经会讲场景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古典书院学员王伟整理的一段无锡国专《诗经》会讲记录。他是根据录音做的文字整理。记录涉及日常生活的工夫论问题：在遽迫的现代生活中，如何可能有余？

在船山《诗广传》中，遽迫是禽兽之道，有余的生活才是人道（参王船山《诗广传·论东方未明一》）。所以，今天讨论的问题涉及人禽之辨的工夫论问题。

讨论缘起于古典书院学员王涛的提问：“在现代的遽迫生活中，如何可能有余？”借用船山的用语，这也就是问：在一个普遍禽兽化的世界，如何可能重建人道的生活？

其实，大学之所以可能堕落为禽兽系，也是出于遽迫的资源争夺。如果不是因为长江叫兽能带来资源，他们才不会背着骂名到处帮它删帖呢（参考前不久沈阳事件时，我写的一封给学生的信《春天是残忍的季节》）。

我的船山《诗广传》读书笔记：遽迫，则人道或几乎息矣。此船山《诗广传》读齐诗《东方未明》之所见也。刚来。

在看王伟的记录之前，先听一段这次会讲中的录音。这段录音所谈的内容，既与王伟所记相关，又有很大不同。

在录音中，我和李旭、滕琪等朋友谈及船山《论葛覃》中的“有余”思想和《论卷耳》中的“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谈的是“洒落”和“戒慎恐惧”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为离我的手机远近不同，声音可能有大有小。不变的只有蝉鸣：

无余中的有余

无锡国专诗经会讲无竟寓答问

古典书院学员王伟录音整理

王伟按：《诗广传》无锡国专会讲的第二天，老师们就《葛覃》之“余”、《卷耳》之“广”进行了讨论。课之“有余”，师生们一同到水边林下吟咏《诗经》。其间，同济复兴古典书院的一名学员、跨国公司职员王涛同学结合自己的生命状态，也是现代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提出一个切身的问题：

“如何在遽迫、逼窄的工作生活中展开一种有余的生活？有余的生活对于现代人是可能的吗？”

当时，会讲师友有一些讨论，但没有深入展开。第二天，无竟寓柯小刚老师又谈到这个话题，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回答。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柯老师回答的时候，王涛同学已经不在场，因为他要上班，不得不中途退出会讲。希望我的整理会对他有帮助，对广大网友有帮助。

在遽迫无余的生活中，

有余是可能的吗？

细读《葛覃》，我感觉可以对昨天的“王涛之问”有一个回答。其实，有余从来不是闲得没事做。往往，生命的有余，恰恰是在无余中展开的。“无余”恰恰是 “有余”的前提。

在《诗广传》“论卷耳”篇的最后，船山有讲到“广则可以裕于死生之际矣”。“广”对于“死生之际”很重要。反过来，“死生之际”对“广”也很重要。

《卷耳》之“广”，《葛覃》之“有余”，都不是空洞的。船山所谓“非中枵而旁大之谓也”：不是空洞的大、空洞的广。

“有余”不是说我有的是时间，我有的是闲暇，我什么都不做。那样的话，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谈何广大有余？

真正的“有余”恰恰是在无余之中展开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死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有限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难免琐事和烦扰的。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无余”中，生命可以是“有余”的。

关于这个问题，最精彩的解说就是《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庖丁解牛的“有余”或“恢恢乎游刃其有余地”，恰恰是在无余的地方展开的，是在非常狭窄的几乎没有缝隙的骨头之间展开的。

所以，我想我现在可以回应昨天古典书院学员王涛同学提出的问题了。昨天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我想了一晚上。但今天我能回答一点的时候，他却不能坐在这里会讲了。因为他必须回去上班。他是跨国企业的职员，不得不过一种最具时代特色的“无余生活”。

王涛同学昨天提的问题是说：“我们现代人生活得如此紧张，如此紧迫，几乎没有任何闲暇。我们还有可能重建一种有余的生活吗？对于公司职员来说，一种广大的生活如何可能？诗与远方的生活，这在今天还是可能的吗？”

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就他本人而言，他这些年跟我学书法也好，来参加会讲也好，都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他的生活状态特别具有代表性。现代生活中到处都是骨头，所谓“技经肯綮”。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无余”生活的写照。

古典不是古代，

古典属于每一个时代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生活都是如此的无余。其实，古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总以为古典就是古代的。其实，古典不属于任何时代，古典也属于任何时代。

古典永远是不合时宜的，永远是另类的，永远是批判性的。古代并不自动就是古典的，现代并不自动就是反古典的。

任何一个时代的生活都有可能是异化的。即使是在《庄子·天地》篇中淳朴的灌园叟，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机心”之人，即使他采用的机械不过是最简朴的、在今天看来甚至是富有田园意趣的装置。

我们今天觉得非常浪漫、非常古典的水车、风车，它何尝不是一个可能的“余地杀手”呢？任何一种技术手段都有此可能。

我们的手机、汽车、飞机、网购，本来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余地、更多余暇。然而，恰恰是这些可以节省人类劳动、给我们带来便利和余暇的东西，每一次都更加挤压了我们的时间。

每一次要给我们带来更多余暇的技术手段，每一次都在使我们的余暇更加减少。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其实面临共同的问题。这是人类的基本问题、普遍问题，而不只是所谓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问题。

这绝不是所谓的反对西方回到中国，也不是反对现代回到古代能够解决的。这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古今之争并不是拿古代反对现代，而是用古典作为一个永恒的批判资源，来批判所有的时代。无论是现代还是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古代，无不有其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典并不存在。就像我常说：同济复兴古典书院并不存在（参我三年前的书院开讲辞《复兴古典，同济天下》）。

朱子说：两千年来，周孔之道无一日行于世间。

古希腊亦如此。在今天的天真保守派、天真复古派看来是黄金时代的那样一个古代，赫拉克利特也好，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他们所感到的忧虑，他们对自身时代的批判，只比我们更严峻，不比我们少。

比起孔子、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和庄子，我们的批判性太弱了。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人，一些所谓左派的人，动不动就说“古典最缺乏的就是批判性，古代圣贤和经典最缺乏的是批判性”。我只能说这样一种眼界是这个时代的特产之一，非常可伶，非常low。这也构成了在这个时代读古典的状况。

在无余中展开的有余：船山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回答“王涛之问”的一个点在于：有余从来不是现成的。有余恰恰是在无余中挣得的。

我昨天也讲到王船山的生存状态。他一辈子就是在无余中的“有余”。他无余的程度比我们现在跨国公司的员工厉害多了。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到处躲藏。天地之大，容不得一个读书人。他写了那么多书，没有一本是出版的。两百年之后，如果不是运气好，我们今天也读不到这些书，早就没有了。

所以，船山说“七尺从天乞活埋”。天地之大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没有余地的狭窄的世界。恰恰是在这个狭窄的无余世界，他活出了从容宽裕的有余生命，流传千古的不朽生命。

他写的这本书叫《诗广传》。然而，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中写的“诗广传”呢？他是在一个没有诗的，狭窄不广的，到处都是“技经肯綮”和大骨头挡道的无余空间写的《诗广传》。

天下无道，到处都是限制，没有阅读与思考的自由。生命安全甚至都难以保证，生活来源也非常窘迫。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可以恢恢乎游刃而有余地。他可以在密集的骨头缝里游刃有余。

恰恰是在“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无余处境中，船山做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广阔事业。

“七尺从天乞活埋”是已经先行死去。在不给自己留下一点余地的决心中，最大的余地开显出来。先行死去，剩下的都是余生。每一天，每一秒，都是有余的。

在无余中展开的有余：孔子

孔子更是这样，所谓的丧家犬、丧家狗。说他哪儿像尧，哪儿像皋陶，哪儿像子产，哪儿像禹什么的，他都不认可。唯独对于“丧家狗”，他竟然认为是对自己的贴切描述。这是值得深思的。

孔子的生命是广大的、有余的。所谓弦歌不辍，即使在他生命中最危急的时刻，这个人也是从容扶弦，悠然歌唱的。

恰恰在最紧迫的时刻，有最从容的弦歌。难道不是在每一刻，他都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紧迫？难道不是在每一刻，他都在紧迫中活出有余？

在陈绝粮，子畏于匡，孔子与弟子七天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奄奄一息、命在旦夕。而且，除了身体的困乏和生命安全的威胁，更可怕的是他的弟子都在质疑他：“夫子之道穷矣！”

对于求道之人，穷比贫可怕多了。贫怕什么？饿肚子怕什么？这些学生从来不怕，孔子更不怕。但“道之穷”却可以构成致命的疑问。

这些学生们为什么追随孔子？不是因为他有钱，也不是因为可以靠他当官。追随他，一无权，二无势，也没有钱。为什么追随他？因为求道而追随他。

但在绝粮的时刻，学生却开始怀疑他：“您的道走的通吗？走不通啊！道穷了啊！”

我们去读《中庸》。在整个《中庸》里面，孔子一再感喟“道不行矣夫！”“道其不行矣夫，我知之矣！”感慨再三。

什么是中庸？在庸俗儒学看来，中庸就是到处都走得通啊，到处都很好啊。可是这个走得通、这个广大、这个有余，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展开的有余？是在无余之中展开的有余；是在所有的弟子都来质疑的时候，是在饿得快死的时候，孔子的弦歌不辍。

我们刚刚一起吟诵了诗经的篇章。这个是唐文治先生、无锡国专的创始人唐文治先生的唐调吟诵。这个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孔子。这个精神传自孔子。在那样极端的无余之中，一点点余地都没有了，都活不下去了，从精神到身体全面的逼窄当中，孔子的生命没有丝毫的狭窄，没有丝毫的困窘。

孔者大也。孔子是不窘迫的。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样无余的地方、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地方，很快就要死了，道也不行了，他还可以弦歌不辍？他还可以吟咏、弹琴、唱歌？这个余地是怎么开展出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无余中展开的有余：诗经

《诗经》也是这样，我们这里读的哪一篇不是充满着忧思、充满了忧患？“维以不永伤”，伤之矣！“维以不永怀”，怀之矣！一直到《大雅》和《颂》都是。“文王不显”，显也！

我们很多注疏家、训诂家一定要将“不”解释为丕。丕就是大，不显是丕显，丕显是大显，这当然也通。不过，我只是觉得，更加质朴的解释是“不显，显也”。这里面蕴含着更多的东西。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我记得在无锡国专写的第一幅字就是“予怀明德”，是国专学员子曦请我写的。不大声以色，所以其德明明，其道甚大。天道之大就是不显，以其不显而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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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国专写“予怀明德”视频

诗之喜乐与诗之忧伤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卷耳》篇，为什么登山？登山是为望远人。为什么“寘彼周行”，把采卷耳的筐子放在路边？也是为了望远人。然而，《卷耳》通篇没有出现“望”字，也没有出现“见”字。正因此，这篇诗比《草虫》《汝坟》和《氓》的想见和相见都要更大更远。因为，越无余越有余。

《汝坟》《草虫》都讲到“未见君子”如何如何，“既见君子”如何如何。可是《卷耳》没有。《卷耳》从头到尾都是一种永恒的忧伤，甜蜜的忧伤，无望之望，望之无望。

《卷耳》气息的广阔，直接来自大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的永贞坤德。而这个浩大的气息却落脚在“吁”和“矣”的长长的、细细的声调之中：“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气愈细而愈长，愈柔而愈刚，开口愈狭而境愈广。

“吁矣”的音是长而细微的，开口是小的。而在前面，“玄黄”“永伤”，这是一个宫音的大韵。这个很大的、可以把气息打开的大韵，收尾于一个很细的余韵悠长的小音。

《卷耳》的广大，恰恰是在一种没有余地的、很小的、很狭窄的生活状态当中展开的。这正是《卷耳》感人至深的原因。

后记：此次无锡国专会讲，能予人启发之处颇多，而情至切、理至真，且最能回应我们所处时代的遽迫无余生存状态的，我想大概是柯老师讲的这一段。在将柯师的谈话录音整理为文字时，听到柯师提及孔子在生命的无余之际遭到弟子群起质疑“您的道走的通吗？走不通啊！道穷啊！”不禁为之动容。

戊戌小暑，王伟记于白龙山下

无锡国专诗经会讲场景

（梁宝珊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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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国专诗经会讲视频

视频开头和结尾都有诗经唐调吟诵

视频中有一个片段正是王涛提问

对他的提问，我当时并没有解答什么

今天推送的录音整理记录

是第二天我对“王涛之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