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潘家恩：走进乡建北碚

编者按：2018年7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于9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总结交流会，取得良好效果。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2019年8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组再次出发，前往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多地，从多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的调研与对话，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重新“发现”中国。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乡村建设研究”将于近期陆续推送此次联合调研形成的系列文章，以期与读者们共同思考，敬请关注。

本专题文章共9篇，原载于《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感谢《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授权“乡村建设研究”转载！今天推送的是潘家恩老师的文章《走进乡建北碚》。

走进乡建北碚

潘家恩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2019年为西南三省行，首站选择在重庆北碚这个近代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可谓意味深长。乡村振兴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提为新的国家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要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回溯历史，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立足国情与乡土脉络，包括张謇、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或实业家，他们通过回归乡土脉络并整合各种建设性力量，在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是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

近代北碚不仅是卢作孚及卢子英等诸位先贤历二十余年心血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同时还是借鉴张謇南通建设经验，汇聚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民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综合平台。在对北碚乡建进行聚焦前，先简单讨论下近代中国的百年乡建。

(一)近代乡村建设的百年探索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严峻的“三农问题”，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

作为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 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历史乡村建设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特点。可以说，乡村建设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也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由时代的需要与环境的刺激与文化的变动所引起，是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其充分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是在乡土自觉和社会参与中不断形成的民众民间建设史。

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其不仅由农村“被落后”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因此，乡村建设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单一回应，也不只为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其推动者是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内容形式也常因阶段和目标的不同而充满差异。

图1 乡村建设不只在乡村发生，图为《青岛市乡村建设月刊》创刊号封面(1933年)

也可以说，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多体现着国情意识与乡土自觉，并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

图2 乡村建设动员大量知识分子下乡，并提出“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图为部分都市知识分子初到河北定县乡村(1930年代)

(二)北碚的乡村建设经验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其于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作为著名历史人物，卢作孚常作为“中国船王”而为世人所知。实际上他还是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先驱，早在1929年他就在北碚撰写《乡村建设》长文，从意义、乡村地位的重要、乡村的教育建设、经济建设、交通建设、治安建设、卫生建设及乡村的自治建设八个方面对乡村建设进行完整阐述，该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以乡村建设为名的最早系统论述。

图3 卢作孚在北碚撰写的《乡村建设》(单行本，最初发表于1929年)

1927年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特组峡防局局长，据此开始了以北碚为中心、辐射周边区域的乡村建设探索。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努力，把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山乡建设成被陶行知誉为“新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和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花园城市。这种巨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各种建设事业离不开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除北碚外，如河南镇平彭禹廷的乡村自治与乡村建设实践也都是从“自卫”和“剿匪”开始。可以说，通过“和平红利”，获取增量资源，才能克服各种现实困难，赢得建设的条件与基础。在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前的北碚，因其位于四县交界而处于“四不管”地带，匪患、各军阀势力角逐。“北碚试验”强调整体发展，按照卢作孚的说法，其理想中的北碚是“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因此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相互支撑的综合发展，同时以整体性的“城乡一体”为规划建设的基础与单位。

图4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全图(1940年代)

具体做法上，“北碚试验”通过化匪为民、改良土壤与社会整合，促进矛盾冲突的转化来完成社会治理，使得北碚的社会环境发生相对于 “乡绅劣化”“农民匪化”“学生非农化”“社会剧烈分化”来说的逆向转化，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并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参与，在“割据政治”中做各种平衡，进而获取社会红利。然后，利用“和平红利”，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在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采用了某种“劳动替代资本”或“内向型原始积累”的方式以实现低成本的北碚建设。比如，卢作孚对峡防局士兵进行整训中，就明确提出“寓兵于工”的口号，峡防局常备队、手枪队及学生队、模范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等除肩负峡区清匪防盗、维护治安之责外，还参加社会服务和北碚地方建设活动。

图5 修建北碚平民公园的峡防团务局学生队(1930年)

其次，除以上相对“消极”的收益外，“北碚试验”还努力获得各种“积极”收益。其独特的建设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种地方化的“社会经济”在与乡土社会深度融合后所实现的“资源回流”。如果说前述“化匪为民”为政治和社会上的逆向转化，此则为经济上的逆向回流。

卢作孚出生寒门，民生公司靠借贷起家，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同样身逢乱世，之所以会有如此“超额”收益，除其经营有方外，因为该公司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中国早期本土的“社会企业”——民生公司的创立宗旨即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其以社会改造和社会服务为目标，也即相对于“经济利益最大化”来说，其所追求的是“综合受益在地化”。而在发展过程中，其直接面对并努力解决包括社会失序、资源外流等在内的社会问题，最终实现社会和企业的双赢。

图6 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1926年7月28日首开合川经北碚至重庆的嘉陵江航道

在经济环境不利、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借助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的方式，降低成本、转化危机、化解风险，让经济回归社会，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外部资本剥夺，避免资源外流。与此同时，一方面，通过与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社会事业也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与建设，进而成功构建起低成本、符合乡土社会需要的治理结构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让资源回流以支付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项建设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种福利，增加社区成员感以确保村社理性与内部化机制的更好发挥，进而克服工业化进程中过度分化及城乡、工农业发展不均衡等常见问题，实现社会治理与建设事业的良性循环。

该点除北碚至今都让人惊叹的各种建设成绩外，陆续也得到档案史料的佐证，比如根据最新发现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试验区档案记载：“(北碚)管理局摊派很少，一切建设和学校开支大都向和平煤矿、天府煤矿、大明厂等挪借。”(《农家访问记》1949年7月9日，参见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藏：华西实验区全宗，档号：9-1-5，第22页)由此可见，北碚管理局的乡村建设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地化”企业，二者配合发展，相得益彰。

可以说，通过将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有机结合，卢作孚实现了“实业救国”与“乡村建设”的完美融合。其以经济作为手段，社会作为目的，在没有好环境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红利，化匪为民；在没有好人才的情况下，通过教育训练，寓兵于工；在没有好资源的情况下，兴办各种社会企业。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北碚试验”。

(三)百年乡建的汇聚与传承

经过长期持续的努力，北碚乡村建设取得了卓越成绩。到了抗战时期，大量文教和科技界名人纷至沓来，形成“三千名流聚北碚”的壮观景象。这也让北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东方文化的诺亚方舟”的美誉由此而生。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北碚，1948年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图7 1940年，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创建于重庆北碚歇马乡。不设围墙的校园与周围乡村 融合一体。图为乡建学院农学系学生田间实习

与其他民国乡村建设试验比较起来，“北碚试验”除了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与地方及各界互动最多，集群性最强。1940 年，晏阳初在北碚创办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此同时，陶行知在北碚创办育才学校，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使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集大成之地，有着全国最为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嘉陵江乡村建设旧址群”位于北碚)。

漫步在今天的北碚，依旧能触摸到半个多世纪前卢作孚探索乡村建设的各种印迹：北碚还保留着他在抗战时期用沦陷城市命名的街道名字；由他从上海带回的梧桐树苗，如今已经绿荫如盖；当年最美的平民公园和温泉公园，依旧游人如织；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慧宇楼里，依旧承载着研究和传播知识的重任。

为了继往开来，2012年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正式成立，以北碚为封面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北碚乡建记忆》相继出版，在这片卢作孚曾付出过无数心血的土地上，更多人正前赴后继、继往开来，重新谱写新的篇章。

(潘家恩，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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