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狄金华：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编者按：2018年7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联合调研组前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七地的乡村进行实地调研与跨学科对话，并于9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总结交流会，取得良好效果。从书斋迈向田野，也意味着理论与经验的互动融合，2019年8月，“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组再次出发，前往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多地，从多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的调研与对话，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重新“发现”中国。在这一“跨越”中，广大、复杂的乡村民众建设史与建设实践，包括其背后的脉络、其内部的张力、其坚韧的生命力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更丰富的参照与启示。“乡村建设研究”将于近期陆续推送此次联合调研形成的系列文章，以期与读者们共同思考，敬请关注。

本专题文章共9篇，原载于《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感谢《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授权“乡村建设研究”转载！今天推送的是狄金华老师的文章《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西南乡村发展中的外部主体与地方社会

狄金华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一)

三年前，我与家恩兄在十堰的一座茶园里闲聊时谈起，我们是否可以组织一些集体游学。起初的想法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在思想和学识上能够互相产生一些影响。家恩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周立教授一谈，发现周教授多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只是一直未能成行。于是周教授就成了我们这个“‘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的团长。家恩组织动员能力超强，他和周立教授一齐邀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照田、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张谦、北京大学的张慧瑜等名家。2018年7月，我们调研团从山西平顺开始，途经三省数县，最终在延安结束，我们称之为西北调研行。2019年的8月，前一年的几位朋友因故无法参加，但又有福建农林大学的王松良教授等加入，这一次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之行是从重庆出发，途经贵州，到达云南，共计是三省六市，皆属于西南区域。

这次调研点的选择其实蛮有趣，这些调研点或者游学点跟中原和江南地区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也成为我们这一次去理解西南乡村的一个关键。我们说是“从乡村发现中国”，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发现西南的中国乡村”，这些西南地区的乡村其实拥有一些独特性。首先，它处于边陲地带，这使得国家的力量下沉到基层要较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都要晚，而且也更加脆弱；其次，在现代交通还没有深入到这些地区的时候，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这里乡村的贫困化程度要高一些。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这几个点(准确的说是说这几个调研点上发生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在纵向的时间脉络上的某种延续性。比如说卢作孚以及华西试验区，它体现的是民国时期外来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贵州湄潭呈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而老君山的丽江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则是当下的社会组织进入到乡村社会，同乡村社会进行互动的案例。

(二)

我们调研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外来的主体(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知识分子或社会组织)进入乡村社会，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外来的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不论其动机如何，其总是试图推进乡村的改造与发展，而它们的政策和改造究竟是指向存量还是增量，这一关键要素直接决定着外来主体跟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革指向是地区利益的存量，那么通常来讲它将直接触及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

图1 卢作孚

图2 1925年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典

我们看到，华西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晏阳初在璧山试验区的减租减息过程中的推进就是直接涉及到乡村社会既有的利益结构，是对乡长、地主乃至袍哥利益的挑战，其必然面临这些人的抵制。其实在华西试验区开展工作时，晏阳初及其平教会的工作已经改进了许多，“新都围城事件”才可谓是平教会在四川的一次“滑铁卢”。1938年11月，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包围了平教会试验的新都，要求停止征兵、撤换县长、取消实验县，造成了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事件”。相反，我们看到卢作孚还有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以及湄潭政府，它们则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格局：卢作孚的北碚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而他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工作能够快速、便捷推进的原因，除了他拥有地方的武装权能够获得和平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间其实实行的是增量改革。他通过建立纺纱厂、开设矿山、建立铁路交通，包括它开设的航运也是避开了原来的货运，而发展客运。这一切其实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增量，卢作孚通过在这些增量上面做改革，达到了改革地方、发展地方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地方社会发生利益摩擦。

另外一个是老君山的社会组织——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我们看到邓仪他们的团队进入到傈僳族的乡村中间，他其实是用了一个项目的资金进入到中间，那么它对于村庄里面本身的结构和利益是不产生碰撞的。在调查的过程中间，我所了解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邓仪他们的团队进行项目建设的时候是回避村庄中原有的利益关系的，比如说社区中大户对于小户的欺负，他们并不介入，在划定禁伐木区的过程如何达成，其中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他们都不介入。这样也就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地的社会结构中间强势群体的利益。

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似乎看起来是改变了当地的利益分配，但我们调研时发现，实验区做的是在土地上实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它其实是要倒逼着村民在林地和山地的资源上去做工作。从湄潭实际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今天看到湄潭地区的村庄中但凡做得比较好的，其实也都是在农地之外的林地和山地上去做文章，这些相对原来的土地来讲其实都是做的增量改革。

图3 湄潭农民的耕地(荒地)承包使用证

通过上述案例的调研，我们会发现，本地的社会利益结构构成了外来主体进入乡村社会中间的一个屏障，如果外来主体的政策指向或者改造实践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乡村既有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那么他们的改革措施和它的政策落实将会变得比较顺畅；反之，则改革的成本会加大，或者说政策的落实会变得空虚化。同时，增量的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变区域(村庄或地区)内存量与增量的比例关系，而使得原来的结构又发生相应的改变。以老君山的社区发展发展为例，虽然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最初进入的时候，对原有的村庄利益结构予以了“保护”，而仅仅对项目资金以及项目运行的规则提出要求，但随着项目的推进，这些规则慢慢“外溢”到村庄生活的其他维度，进而对村庄内部的发展产生影响。

(三)

一个外来的政策和改造指向，如果想在乡村社会落地，那么它必然需要契合地方的民情，获得村民的认可。结合我们的调研来看，老君山的案例非常典型。邓仪是做环境保护出身的活动家，他进入老君山林区一个重要的关怀就是当地“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当地人最常见的生计依赖就是烤烟、烧炭、种白芸豆，都给当地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烤烟为例，通过他们的计算，一亩地的烤烟大概需要两立方的木材才能烘烤出来。烤烟的种植加大了当地对木材的砍伐：在那些适合种烤烟的地方，木材被村民大量地砍伐，那些不合适种烤烟的地方也成了这些烘烤木材的供应地，他们将木材从山上砍下来，拉到那些种烤烟的地方去卖。当地农业的另一个重要构成就是白芸豆的种植，白芸豆在当地的种植已有很多年的历史。村民需要砍伐原始森林里的竹竿来做白芸豆的藤蔓支架。随着白芸豆种植的时间越来越长，种的村民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野生的竹竿几乎被砍绝了，因为在老君山这种高海拔的地方，竹子生长得越来越慢，一般要五六年的时间竹子才能成材，才可以用；但村民砍了以后做支架却只能用两年，两年之后就倒掉、腐烂掉了。邓仪团队进入黎明乡之后，其所带有的生态保护观念使村民意识到既有生产方式的不足，他们通过用拉钢丝线替代了原有的竹竿，但在烤烟及烧炭上却没有很好的替代，旧有的伐木烤烟的生产方式仍旧继续。就这一点，邓仪这一号称维持生态环境的组织而言，其社区发展政策似乎“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缺陷使得他们特别具有人情味，因为他们不是基于自己的外来立场与价值判断来主导社区内村民的生产和生活。

图4 村寨银行还款借贷现场

老君山的项目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实施，一个关键是他们的团队其实基于乡村社会中民众的认知调整了他们的项目设计，回应了民众的利益诉求，遵从了民众的认知习惯。邓仪他们的团队几乎不介入到村落中间，比如他们虽然强调环境保护，但是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些都交给村民，由村民依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来进行内部合约的达成。再比如贷款利息的分配，如果村民认为吃一顿是最合适的，他们的团队也表示充分认可。另外，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他们对于修路中间互助成员的利息的分配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村民的公平感，村民认为13个人的互助利息不能由小组的15个人来花费。这是一种社区内在的公平观。为了保证利息使用的公平，他们购买青梅苗发放给参加村寨银行的全体村民，并将剩下的零散钱买了饮料，互助组的13户人家一起把它喝掉。这种为了防止他们占便宜而一次全部花完，看起来似乎不合理性，但它其实是村庄社会中的民情。从邓仪的团队中，我们看到他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项目的设计、实施与傈僳族的这种民情相契合，这就使他们的项目能够非常好地落地。

回到湄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我们这些外来人看了似乎觉得不公平——这不是让新增的人口没有了“生计”吗？但是回到乡村社会中间或者回到湄潭，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符合他们民情的。比如说在湄潭，他们主要是以山地地形为主，而山区土地的异质性程度要比平原地区大得多，这种异质性对村民的行为与认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分田到户之后，如果有村民对土地进行了改良，这个时候若再进行调整，对于改良土地的村民来讲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今天以外来人的视角可能会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不公平的，它使得新增加的社区成员没有了现在的土地，这是一种不公平；但是在村民看来，不断的频繁调地，使得那些已经花了力气做土地改良的人丧失这个土地，这就是不公平。所以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扣合了村民的这种公平观，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政策在当时能够持续地推下去。

回望在西南诸省乡村的调研，再看百年来进入乡村并试图改造它的政府、知识分子或资本家，若是其遵从地方社会的民情与风俗，这些改造的政策可能落地执行；反之，轻则被地方社会架空，重则引起地方社会的剧烈反抗。如是，下乡调研、接受教育和改造者不该仅仅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

(狄金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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