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孟登迎：​刘老石与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木铎声声”

刘老石（1968-2011），本名刘相波，天津某高校教师，当代中国乡村建设重要推动者、全国大学生支农实践发起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创办人。历任《中国改革》（农村版）记者部主任、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总干事、国仁绿色联盟秘书长，2011年3月24日因车祸不幸逝世。

“乡村建设研究”编者按：11年前的今天，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开拓者刘老石老师离开了我们。11年后的今天，如何学习、转化他全力推进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的经验，对于我们仍然有重要意义。

“乡村建设研究”特转发孟登迎老师的文章《刘老石与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与大家共读，向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先行者致敬！

刘老石与世纪之初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行动

——《刘老石文存》“大学生支农调研”一章导言

《刘老石文存》（即将出版）“大学生支农调研”一章，收入了作者所写的三篇文章：《农村需要大学生》《农村的精神贫困与大学生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和《大学生们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般经验》。这三篇文章都写于2003—2004年这个特殊的时段。刘老石被青年学生尊称为“大学生支农调研之父”，他对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思考和推动，不但与他对于大学生培养、大学教育、青年的文化与修养等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还与他对于当代新乡村建设的思考有系统性的关联。因此，我们应该结合他在农村调查、农民合作、大学生与农民互动互助等方面的其他论述来理解他对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讨论。刘老石对于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的思考，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把握，当然，他更重要的贡献应该还是对于知行合一的追求和探索。

   2003年大学支农调研培训资料（暑期调研计划书及邀请函）

从理论层面来看，他与钱理群、温铁军等前辈学者一道，在本世纪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如下的认识：农村需要大学生；大学生需要农村；大学生只有通过支农调研活动才能取得真正的精神成长和能力培养。这些认识和提倡在当时的高校教师当中其实是相当缺乏的，对今天的高校教育观念还依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出现过多次较大的变化。从建国初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高校比较强调学生要打好理论知识的基础、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锻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适应现实需要、为民众和国家奉献的意识和能力，有过许多积极的努力，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当然，由于在一段时间里执行“极左”路线，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和招生体制，很大程度忽视了对书本知识进行认真而系统化的学习，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得到了充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高校入学率稳步提高。随着高考制度的多年稳定、深化和延伸，整个社会的教育体制也逐渐形成了主要面向升学和应试的教育模式，开始普遍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和考试。大学自身也开始走向注重自我扩张、经费争取和项目竞争的自我发展态势，大学教育逐渐变成主要为城市发展输送适用人才的平台，相对忽视广大工农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文化需要。到了1990年代末，我国又启动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工作。与这种快速扩招相对应的情况，则是我们还缺乏及时更新大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勇气和自觉，对青年就业、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相对缺乏比较明确而可行的引领途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刘老石敏锐地发现，大学生其实已经成了精神上相当贫困的群体。很多学生对老师不切实际的课堂教学和多年不变的教材体系产生厌倦情绪，而互联网和流行文化工业的普及又给他们提供了沉迷游戏、娱乐和个人情感小天地的新天地。如此下来，很多学生知识视野狭窄，社会责任感薄弱，逃课、上课睡觉、精神萎靡现象严重，甚至有部分出现了严重心理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认为必须为学生寻找新的学习方向和园地。

刘老石2003年带学生赴湖北房县三岔村参与支农调研和乡建实践（汪维行供图）

刘老石1988年开始上大学，是非常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一名知识分子，也是富有理想情怀的一个人。他1997年辞去待遇丰厚的外贸公司职务到湖南师大哲学系读硕士的时候，就牵头组织过“哲学沙龙”（理论社团），开始关注和实际调研国企工人下岗和农民税费负担问题。“三农问题”在1990年代后期和世纪之交已经成了事关国家全局的热点问题，许多村庄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上访率高，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政策、法律、农技（种养殖）、销售、集体合作等方面的信息帮助和人员培训。刘老石正是在这些调研活动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困境，甚至为他们的艰难处境数次落泪。他深切地意识到，这些一盘散沙的农民其实也是一个精神极度贫弱的群体。他精辟地指出，大学生和农民是中国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两个精神贫困群体，而且他们更需要相互帮助。尤其是大学生，需要到农村去，在服务三农中才能真正获得精神成长。他2000年到天津科技大学任教后，积极改革思政课的教学模式，积极鼓励和带动学生去农村和学校后勤部门调研农民和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尤其是他在2002年加入著名学者温铁军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的兼职编辑队伍之后，不但遇到了多位志同道合的师友，而且还能够利用这个杂志作为平台和中介，带动全国范围的大学生去开展支农调研活动。

刘老石2004年暑假带领学生到河北顺平柴各庄支农调研（康丽供图）

从实践层面来看，刘老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易于操作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方法和培训大学生支农调研的方法。他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在北京对支农青年骨干集中进行理论培训，然后分派他们去《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各信息站（村庄）驻点开展支教、支农调研和组织农民等实践活动，最后还要搞支农调研征文评比和思想分享，并向全国各地推广，建立更多的大学生支农社团等。这些很有实践效能、有章法可循的培训方式，都深受支农青年大学生的欢迎。此处选录的这三篇文章，就介绍了许多可以操作的工作内容：切合乡村实际的支教（走进小孩子）、帮助农民开展文化活动（搞一台晚会）、免费咨询（政策和农技）、法律政策资料分发、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妇女协会、舞蹈队、老年协会等）、建设专门为农民服务的媒体和网站、建立农民的组织化试验基地（带头人培训）、协助建立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公益机构……所有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但其实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来说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这些工作是一般大学教师很难完成，甚至很难想到的探索。

刘老石2008年带领学生赴吉林梨树村郭家窝堡村支农调研（张可供图）

总体来看，刘老石在本世纪初带动的这一系列大学支农调研活动，无论从理论认识还是实践经验的探索方面，都是富有针对性和开创性的。另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变化的维度来理解刘老石推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第六次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而且这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志愿行动（另一位学者贺照田称之为“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运动”）。与其他五代人的下乡动机相较，志愿和自觉这一点是相当特殊的。这说明，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交错的时代，我们国家还是有一批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只能负重潜行，但还是自觉担负起了历史交给他们的重要使命。刘老石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他的这些思考具有相当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除了理论上和实践经验层面的贡献，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刘老石带动和推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在2003年还有一次历史性的自觉转型。支农调研活动在经历了坚决支持、帮助农民维权（有不少生动的案例）和大规模下乡支农等实践的基础上，注意到国家三农政策的积极调整和各项惠农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出台，及时地将自己的帮扶任务调整为积极支持农民建立自己的合作社、发展生产、团结互助这些事情上来。这就是所谓的号召农民要从“哭着维权”去“笑着乡建”，要自觉开展新乡村建设，以更富有建设性的主人翁姿态和手段去处理自己乡村的问题。刘老石带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运动2003年前后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取得的这一转变，对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治理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需要大家结合刘老石和温铁军等人的其他文章来综合思考。

2008年“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四本书（“红宝书”）封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刘老石带动和推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到2008年前后已经促成了全国一百多所大学近二百个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建立，也形成了一本相当完备的《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和一本《新乡村建设讲义》（海南出版社2008年出版）。《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由四本小册子（64开本，红皮封面和封底，支农大学生俗称“红宝书”）构成：1.《下乡支农调研全过程》（刘老石主编）；2.《下乡支农理论学习》（陈士华主编）；3.《社团建设和城市支农》（何志雄主编）；4.《下乡支农歌曲大声唱》（何志雄主编）。不难看出，这个手册对有关大学生支农调研的理论、文化探索和社会实践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当完整的经验梳理和思想总结。其中尤其介绍了当时最为活跃的二十多个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基本建设情况，还有一些大学生下乡调研时与当地干部复杂周旋、与当地农民亲如家人的生动细节。因此，这些历史文献也很值得大家找来做更细致的阅读。

                                                                      2022年3月24日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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