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院长只想如何让医院赚钱，心脏支架的利润超过贩毒...很多人都死于过度医疗！
说起“过度医疗”，好像和大家无关，但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感冒了，去医院看病，大夫明知道你吃一盒感冒就能好的情况下，给你开了2盒或者更多，那这就是最简单的过度医疗”。
再比如，小病大治，大病久治...都属于过度医疗。很多时候，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过度医疗！
人民日报报道：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①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一位癌症患者的儿子许先生说。
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先生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许先生说。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但根本无人理睬。
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许先生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经在两会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②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透露，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①
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某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①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看病、检查、治疗、用药这整个就诊流程下来，我们常常能听到抱怨，“这个检查反复做了好几次”或者是“这个药又开多了”。①
胡大一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胡大一介绍，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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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2011年04月14日人民日报19 版《过度医疗猛于虎（聚焦·解剖过度医疗①）》
②2011年03月14日中国青年报《政协委员称心脏支架暴利达9倍 已经超过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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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杨小明 本期编辑：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