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整个奥运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被恐怖份子劫持，而警方的营救不力，导致该代表团11人全部身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人们在震惊以及惋惜之余，也不免夹杂着对当时西德政府为解决危机所采取行动的不满与讽刺。历史学家在提到这次惨案时，也总是少不了将它的失败与另一场同样惊为天人的人质营救行动进行比较，那就是发生在1976年6月底的恩德培行动。1976年6月27日，星期天，在以色列每周的内阁例会上，一张字条被递到了当时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手上。“从本-古里安机场飞往巴黎-奥利（Orly)、中途在雅典停留的法航139号航班被劫持了。” 纸条上写道 “飞机仍在空中飞行，它的目的地未知。”劫机的恐怖分子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成员，他们控制了飞机上的250名乘客，其中包括100多名以色列乘客和12名来自法国的机组成员。因为，恐怖分子在次日凌晨四点将飞机降落在最终目的地——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后，将飞机上的非以色列籍乘客和机组人员释放，并将人质分为两组，犹太人站在一侧，非犹太人站在另一侧。所以十分明显，恐怖分子的目标就是以色列人。令人感动的是，事后根据139号航班机长米歇尔·巴科（Michel Bacos）的回忆，全体机组成员和大部分空乘服务人员自愿选择留下，在他们看来，保护乘客并完成本次飞行任务是他们的职责。恩德培国际机场位于乌干达首都20英里开外的维多利亚湖的岸边，和以色列的距离超过2000英里（约4000公里），因为距离带来的巨大挑战，这场解救人质行动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虽远必诛”。
▲以色列特种部队奔袭路线。©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微信公众号尽管1973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努力扩充军队，使其适应现代军事需求，并且为未来做好准备，但这场距离遥远的营救行动，可能是任何国家或军队都未曾面临过的巨大挑战。它需要以色列在对细节、对情报了解极少的情况下，发动一场“遥远的战争”。6月28号深夜，以色列收到恐怖分子可以释放人质的条件：他们收到了一份名单，名单上列有恐怖分子要求他们在7月1日中午11点之前释放的犯人名字。这个名单包括了40名关押在以色列的恐怖分子，还有5名关押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各一名。而此时距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36小时。更令人头疼的是，恐怖分子此次的劫机行动，得到了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的支持，而乌干达是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所以，以色列不能强行解救人质，因为这无异于入侵乌干达。▲时任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Idi Amin）。©图片来自网络因为所了解信息过少，以方一时间拿不出具体的解救方案；并且，借用佩雷斯在自传一书中的内容来描述，以色列当时正处于“仍然在包扎历史遗留下来的伤口”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内阁成员，包括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在内，都并不看好军事救援行动，将执行军事行动的优先级，置于谈判失败后的下策。但是佩雷斯本人十分清楚，决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对恐怖分子的要求做出让步，不能开这种先例。在自传中，他这样说道：“和恐怖分子谈判、让以色列屈服，会在未来打开一个更大恐怖缺口。...... 如果我们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每个人都会理解我们，但没有人会尊重我们。...... 反之亦然：有可能没有人会理解我们——但每个人都会尊敬我们。”他们提出了无数的军事救援方案：说服劫机犯飞向以色列，让他们相信一旦到达以色列，就可以用人质交换罪犯，而以方可以趁此发起偷袭；以色列伞兵通过维多利亚湖潜入恩德培机场，而后发起偷袭；以色列先占领乌干达——或者至少是恩德培机场，这样以色列伞兵就可以暂时占领城市、机场和海湾，之后再袭击、击毙劫机者......但所有的方案都因为不知道乌干达士兵是否会出面干预、维多利亚湖中有鳄鱼导致伞兵的行动不可能实现等等一系列原因，让救援行动又回到了起点。“拉宾对我变得不耐烦了，这或许可以理解，尽管我知道，我提出选择军事行动的理由既符合道义，也切实可行，但我是当时屋子里唯一鼓动这一选择的人。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拿不出一个可行、详细的计划可以向总理展示。”不过，所有细节，在7月1日，也就是劫机者最后通牒的当天，渐渐明朗起来。佩雷斯通过一个被阿明视为朋友的军官——巴鲁克·“布卡”·巴-列佛（Baruch "Burka" Bar-Lev）去接触阿明，通过沟通以及对阿明性格的了解，他们确定，乌干达军队并不会对以方构成威胁。紧接着，摩萨德（Mossad，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通过被释放的48名非以色列籍人质处收集到情报，加上以色列政府内部所采集的信息，以方所了解的关键细节越来越多，并且在放出消息宣称“愿意考虑释放巴勒斯坦犯人”后，劫机者将最后期限延后3天，这给了以色列政府喘息的机会，也给了佩雷斯制定出最后计划并说服所有内阁成员尤其是海陆军参谋长古尔的时间。因为没有古尔的支持，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实现。
▲恩德培航站楼 1976年留下的弹孔还清晰可见。©图片来自地球知识局微信公众号在这被延长的三天里，佩雷斯努力逐一攻破救援计划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表示“一个切实可行的营救计划正在逐步形成。...... 我决定再向古尔挑战一次。我们谈了大约几小时，不仅谈到了犹太国家，还有犹太人民——和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有关的事情。我们谈到了军事行动的巨大危险，以及如果我们选择屈服，会有更大的危险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我试图打消他的疑虑，但是当我们凌晨时分分开之时，我仍然没有说服古尔。”而就在这一天中，摩萨德的情报、航站楼内部图纸以及肯尼亚同意以方在行动时可以使用他们的空中基地作中途停留等等，这些救援计划中所存在的问题都被解决，佩雷斯的劝说以及局势的明朗，让古尔的疑虑消失了，他决定支持这一计划。
▲救援演习时，用来伪装成阿明座驾的梅赛德斯。©图片来自网络所以，这场军事救援行动，终于在出发的前一天，得到了大部分内阁成员的首肯。而关于拉宾的态度，佩雷斯在自传写道：“他（指拉宾）有政治上以及战术上的担忧。...... ‘它可能会比其他任何一种方案对以色列造成更多的伤害。’ 他这样认定。在战术上，摩萨德的首领对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至于失败的风险是否值得尝试——这个问题则需要拉宾自己回答。‘无论如何，我有义务遵守内阁的决定’ 拉宾得出这样的结论。”行动开始的当天下午，在拉宾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佩雷斯决定再一次说服拉宾，但他知道成功取决于获准前行的那一刻起就做好准备，所以他让行动部队到西奈半岛的沙姆沙伊赫待命，因为作为国防部长，他有权派遣以色列国防军到以色列境内的任何地方而无须总理批准。随后，他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在中，西蒙·佩雷斯写道：“我开始向大家讲话：‘一个撕裂人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以这些无辜、手无寸铁的公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这个国家的将来？如果我们屈服，我们就会招来更多类似的行为，世界各国也许会理解我们的方式，但是他们会在心里嘲笑我们’。”终于，漫长的讨论结束后，也就是在行动开始的当天傍晚，拉宾终于表示批准并支持。1976年7月3日，晚上11点，国防部控制室的静默被一连串连贯而短暂的声响打破。“为首的飞机已经安全着陆。然后是长达7分钟的静默。11点10分，指挥官的声音打破沉默。‘一切顺利’他说，‘过会再汇报’。“‘巴勒斯坦’，这一代码意味着对老航站楼的进攻已经开始。接下来的十二分钟，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们的想象填满了这片空白。最后，沉默被打破：‘杰斐逊’，这一代码意味着人质撤离开始了。‘把所有东西搬到加利利’，则意味着他们正在运送人质登上大力神军用飞机。我们尚未逃离危险的境地，不过看起来行动仍然按照计划进行。“然后突然，我们听到了一个我们一直害怕听到的代码‘杏树林’，这表明军队需要医疗救助。我们听到了两起伤亡，但我们不知道受伤程度。就在我们头脑往最黑暗的方向想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最重要的代码‘卡梅尔山’，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已经重上天空，人质已经安全登机。”
▲电影《火狐一号出击》截图，此电影改编自恩德培行动。©图片来自网络4架飞机，250名以色列特种部队，仅用53分钟的时间，救出了除4人之外所有人质，死亡的4名人质中，有3名人质因为听错了士兵让他们躺下的指令而被误杀，还有1名人质多拉·布洛赫（Dora Bloch）事后在乌干达医院被阿明谋杀。而行动过程中以色列牺牲了一名特种兵，他是此次行动的部队指挥官约纳坦 · 内塔尼亚胡（Yonatan Netanyahu，昵称“约尼”）上校。恩德培行动的成功，源自于所有参与计划者的努力，源自于以色列特种兵的勇气，更源自于佩雷斯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信念。即使在过程当中，他孤立一人，但这些冒险在他看来都是“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因此，他们才能“抓住机遇，并在风险中找到了冒险的价值所在”。这一幕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为缓和东西德关系，洗刷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纳粹气息，当时的西德政府决定将此次奥运会的主题定位为欢乐，甚至为此降低了现场的安保级别。而这正是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的天赐良机。
8个恐怖分子，轻而易举地闯入运动员所住公寓，最终绑架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作为人质，提出的条件是释放234名巴勒斯坦囚犯。
▲运动员所住公寓。©图片来自网络
以色列当即反应：无论任何情况下，绝不妥协，不谈判。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想法与后来佩雷斯所想一致：一旦妥协，会招致更多的恐怖事件。
然而，西德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声称联邦德国的宪法规定，不允许外国部队进驻。另外他们表示有自信能够独立解决这一危机。然而此时的西德既没有特种部队，也没有应对这类突发事件的经验。一开始，西德政府提出了给予恐怖分子无上限赎金的条件，但被对方直接拒绝。因为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钱。谈判失败后，政府开始策划营救方案，但所有方案以及后期的行动，看上去既愚蠢又讽刺。他们第一个救援计划是让德国警察伪装成运动员从公寓通风管道井爬下去，然后实施突袭。但就在他们行动期间，电视台的摄制组竟然在奥运村附近进行直播，警察的一举一动，被恐怖分子在电视中看的一清二楚，不但计划失败，还招致恐怖分子对人质的殴打。而后，恐怖分子接受西德政府的提议：用直升飞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然后转乘停在那里的波音727去往埃及开罗。紧接着德国警方提出第二个计划：在机场布下5名狙击手。之所以派5名狙击手，是因为德方以为恐怖分子只有5人，并且在他们了解到实际有8名恐怖分子这一消息之后，也并没有第一时间上报。更加讽刺的是，这5名狙击手并不是专业人员，只是警队中的射击爱好者。因为德国称：宪法规定，军方的狙击手不能参加类似解救行动。黑夜，五名射击爱好者拿着没有瞄准镜的普通步枪，等待着飞机抵达。而第三个计划看起来是最为靠谱的一个：使用装甲车埋伏在机场实施营救。只是，机场的道路挤满了想要看营救行动的观众，拥挤的道路让装甲车寸步难行，使得恐怖分子的飞机都已降落时，装甲车竟然还在“堵车”。恐怖分子抵达后，先由两人去检查已准备好的波音727，结果，飞机中伪装成机组人员的16名警察，发现恐怖分子人数不是5人后，以不知道如何分散意料之外的恐怖分子以便狙击手行动为由，私自决定撤离飞机，没有通报任何行动相关人员，甚至是已经准备好配合的狙击手。当恐怖分子来到飞机上，发现空无一人后，决定立刻返回直升飞机，而此时，毫不知情的狙击手开始开枪，这一枪非但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草惊蛇，激怒了恐怖分子，也让警方的所有部署乱作一团。经过40多分钟混乱无比的枪战后，装甲车才终于抵达，但为时已晚。恐怖分子看到装甲车时，知道自己在劫难逃，绑架人质计划的失败让他们决定撕票，就这样，凌晨0点10分左右，所有人质死在手榴弹爆炸和机关枪扫射之下。而经过之后的一番激战，尽管将所有恐怖分子一网打尽，也使得警方牺牲了一名警员。这场行动的失败，令国际社会无比震惊。也令以色列人愤怒，总理梅厄在议会演说中说：“以色列的拳头知道将会做些什么，我们将彻底击败他们，无论他们在哪里。”随后，以色列几位政府成员秘密集结了摩萨德特工，对黑色九月幕后成员进行暗杀报复行动，行动代号“上帝的复仇”。历时九年之余，将11名“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全部暗杀。两个行动的对比，以色列人民在遭到侵犯时，行动计划的严密周全、谨慎小心，衬托出了西德政府的无力以及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冷漠；更可以看出，一个国家遇到危机、在被侵犯之时，拥有一个如西蒙·佩雷斯这样坚定信念的人，这样一种绝不屈服让步的决心，是何等的幸运，也是何等的重要。
最后，用中西蒙·佩雷斯的话作为结束：“恩德培行动的所有荣耀就像在暗无天日的时光中完全鼓舞人心的一刻。这也是关键治愈的时刻，它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民族拥有一个可以庇护他们的国家。”
参考资料①西蒙·佩雷斯：
②纪录片：《人质生死劫——恩德培行动》
③知乎用户@眠眠：《奥运会历史有哪些我们不能忘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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