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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州之死，“亲生亲卖”之恶
大家好，我是鹅师傅。
“生来即轻，还时即净”。
短短八字，是邢台男孩刘学州对自己人生的概括，让人心痛。
17岁的人生应是什么样的？应是被家人守护的幸福，是和师友进步的成长，也是与父母顶嘴却依旧被爱的任性。可是，这些关键词从没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出生3个月因彩礼被双亲贩卖，成为大人利益的牺牲品。
4岁时因爆炸失去养父母。
上小学时因校园霸凌被迫转了5次学。
初中时被男老师猥亵。
刚刚找到亲生父母却被拒绝抚养。
………
在童年阴影、师友打击、双亲冷漠和网络暴力的多重攻击下，自诩坚强男孩的刘学州还是最终告别了世界，选择将生命安放在能包容一切事物的大海。
会有苦尽甘来吗？也许有，可世间对他的亏欠太多，他等不来了。
1
“亲生父母”的罪与刑：“亲生亲卖”
没有刘学州父母的无情抛弃，就不会发生如此悲痛之事。
在近年来严打拐卖的背景下，人贩子们很难再拐到孩子。这时候，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又出来作恶。
他们为了谋取利益，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经过中间人卖出去，大大缓解了人贩子们的“货源压力”。
这些孩子的数量甚至已经远超来源不明、被偷抢拐骗而来的儿童，刘学州就是这样一个被“亲生亲卖”的无辜孩子。
一边是亲生父母无情抛弃孩子，另一边是踏上几十年艰难寻亲路的亲生父母，父母与父母之间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或许有人会天真地问一句，我自己生的孩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关你啥事？难不成你还能定我的罪？
各位客官先别着急开骂，虽然“亲生亲卖”的父母想要脱罪确实很无脑，但就“送养”而言，还真就有合法和违法的区别。
以前，出于各种原因（例如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等），民间送养行为还比较多。只要双方不谈钱，就不算卖，就不会构成犯罪。
哪怕是送养人收取了对方少量的“营养费”、“感谢费”，只要数目不是特别过分，法律也不过多干涉。
但是，现在一些父母表面上打着民间送养行为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贩卖儿童的黑恶勾当，刘学州就是以2.7万元的价格被“养父母”买到的。
2011年5月的一天，刘晓东、余婷婷将其刚出生不久的一名男婴以3.6万元的价格卖给张某乙、任某甲夫妇。2015年7月的一天，他们又将两人刚出生不久的一名男婴以4.2万元价格卖给李某某、高某某夫妇。2016年9月的一天，他们再次将其与梁某某非婚生育的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王某乙、王某丙夫妇。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刑终110号刑事判决书
显然，“生孩子—卖孩子”已经成为这批人的盈利手段，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难道只能道德谴责吗？法律必须不答应。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明送实卖”的情形属于拐卖儿童，应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处罚：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由此可见，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目的。说白了，就是你是不是为了钱才送养的，子女是不是你非法牟利的对价。
拐卖儿童向“亲生亲卖”的逐渐外溢，一边大大解决了人贩子的“货源压力”，一边因双方通谋而使得拐卖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另一边也对这些孩子们产生了更严重的心灵伤害。
“亲父母”出卖时的无情，对孩子试图找回父母时的冷漠和各种推脱、拒绝抚养，是造成刘学州死亡的重要原因。
既然亲生父母对其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无法通过出卖而改变，当刘学州找到亲生父母后，他们就应依法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亲父母”除了拐卖儿童罪之外，还因拒绝抚养而涉嫌构成遗弃罪。
“亲父母”扭曲的人性所暴露出更大的恶性，等待他们的绝对是法律无情冰冷的利剑。
2
“养父母”的罪与罚：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罪
一个巴掌拍不响。亲生父母想卖孩子，没人买也不行。“养父母”的市场需求，是刺激他们逐渐走上不归路的源头，不可不罚！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养育之恩能否抵消贩卖之恶，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受处罚天经地义，但“养父母”悉心照料这些孩子这么多年，怎么能构成犯罪呢？
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在愚昧无知的传统观念以及客观需求的驱动下，对于收买行为，他们不但觉得无罪，甚至还认为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忠孝之举。
其实，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在当下的法律规定中，同样构成犯罪，并且一律需要入罪。
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不仅要严厉打击拐卖方，也明确将收买儿童的一方定为犯罪，同时又规定买方没有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处罚收买行为还未被写入《刑法》，此时的打击力度还不够狠。
1997年，立法者首次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写入刑法，同时保留了“没有虐待儿童、不阻碍解救，可以不处罚“的规定。
这个条款一直延续到了2015年，当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该罪中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
从此，“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罪”正式确立，彰显出立法者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儿童恶行的立法思路，被视为是我国打拐反拐工作的重大里程碑。
然而，当我们在裁判文书网中分别检索2015年以后“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案件情况却发现，前者的案件数量仍然远远大于后者。
可见，即使在“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罪”的严厉政策下，相较于人贩子，“养父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还是少之又少。
是法网织得仍不够严密，还给“养父母”们钻了法律的空子吗？
其实不然。这其中涉及到诉讼时效，也就是刑法在多长时间内能追究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问题。
拐卖儿童罪属于重罪，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虽同属犯罪行为，但相对而言属于轻罪。轻罪的诉讼时效比较短，而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回被拐卖的儿童绝非易事，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而此时往往已经过了追诉的期限，这也是客观上导致此类案件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收买后又有非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伤害、侮辱、出卖等犯罪行为的，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拐卖儿童罪等，数罪并罚之后，最高追诉时效可能达到20年，经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还可以无限追诉。
“养父母”们绝对不要心存任何侥幸！
当然，刘学州的“养父母”已经死亡，属于除诉讼时效经过之外的另一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刑事诉讼法》第16条）。
从刑罚的角度来看，据有关统计，绝大多数的“养父母”会被判处一年及以下有期徒刑，而情节较轻则会被判处拘役、管制或免予追究刑事处罚。
于是便有声音呼吁，明明是收买方客观上造就了需求庞大的市场，怎么能处罚这么轻？！应该实行“买卖同罪”，遏制买方市场，铲除罪恶源头。
鹅师傅想说，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定罪量刑要讲究罪刑均衡。盲目的重刑因为打破了这种均衡性，一定不会有好的法律效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3
逐渐癫狂的网络贩婴黑产
天欲其亡，必先令其狂。
在持续的严厉打击下，大量人贩子相继锒铛入狱，一批又一批被拐卖的儿童相继被解救，很多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得以骨肉重逢，“人贩子”们如过街老鼠一般，貌似已经无处可藏。
他们开始绞尽脑汁地求生存，逐渐转战至隐蔽性强、流通性快的网络空间。在新的“寄生之地”，人贩子们“大展拳脚”。
他们流转于各大网络平台，组建大量社区群组，并使用各种暗语，频繁更换各种马甲，令人防不胜防。
他们甚至还能提供后续出生证明、亲子鉴定、疫苗本等“贴心一条龙服务”，轻轻松松就能搞定户口问题。
“亲生亲卖”的“亲父母”，便能乘着这股“东风”，通过黑产中介，打着送养的幌子，在孩子尚未出生时就可以开始“预售”儿童。
而迫不及待的准“养父母”们，也能在公开发布需求、相互竞价，怂恿、鼓动人贩子们去精准拐卖，或者向“亲父母”们精准定制。甚至，在买到手后觉得不满意的，还可以继续转卖。
除此之外，人贩子们为了“线下收买合法化”，还开发出了“造假弃婴—报警拾得—合法领养”等新模式。
于是，一条聚合“上游拐卖/亲生亲卖—中游网络售卖—下游买方购买”的完整网络贩婴黑产链便由此诞生。
鹅师傅想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绝对不允许这些蛇鼠之辈在网络空间为非作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参与到网络贩婴黑产链中并对拐卖或收买儿童起到一定的作用，终将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打击拐卖儿童，不要再让“一时的大意”成为一个家庭“一辈子的无法抚平的痛”，杜绝刘学州事件再次发生，全社会一起加油！
期盼天下再无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