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影逐光 乘风破浪”之幕后工匠篇
光影，承载着一代代电影人的梦想，血泪伤痛记录着他们的成长，通往梦想的路上没有捷径，勇气、坚持和能力就是冲破阻碍的利器。他们不是流量明星，也许并不为人所熟知，但他们在逐梦的路上，与光影同行。中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台前幕后每位电影人的努力，他们拼搏进取、勇攀高峰的初心，也代表了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说，在光影的路上他们挥洒的是自己的无悔青春；他们说，奋斗就是幸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905电影网推出系列报道“追影逐光 乘风破浪”，致敬中国电影工作者。这是系列报道第三期 ——“幕后工匠篇”。
没有道具，场景就失去了细节；没有灯光，摄影就失去了灵魂；没有声音，演员也就失去了更为耀人的风采。在电影创作幕后，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基层工作者，他们把所有精力专注在一项电影技艺之上：道具、灯光、录音、拟音…..也许不足挂齿，也许微不足道，但他们是一部电影里寸辖制轮的一环，缺少任何一个，电影都会“伤筋动骨”。他们是点石成金的隐身功臣，制作的一款道具、打出的一抹灯光，抑或播放的一段声响，都可能为影片增添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光芒。他们是幕后的工匠，秉持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神态度，为铸就经典力作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力图让电影的每一处细节都焕发艺术的美感与光彩。
这次，我们接连采访了道具师石茂林、灯光师陈亚光、录音师延军以及拟音师薛媛，鲜少露面的他们走到幕前，面对镜头，谦和地讲述起他们的电影往事，有喜悦，有艰辛，有对历史的回忆，更有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录音师延军、道具师石茂林、灯光师陈亚光、拟音师薛媛（由左至右）
拉开帷幕，束起“高光”，一同照亮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幕后工匠。道具师石茂林和灯光师陈亚光在上世纪70年代先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这个曾经代表中国电影最高成就的殿堂，制作过《黄土地》《老井》《霸王别姬》《红高粱》《黑炮事件》等一大批国产经典影片，这里也是“第五代”的摇篮，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等导演都从这里起步，从此享誉影坛。
张艺谋拍摄《红高粱》片场照
石茂林和陈亚光也是在西影厂的培育下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们也在幕后助推着西影厂走向辉煌，缔造成就。两人都参与了吴天明导演在1986年拍摄的电影《老井》，这段剧组经历是他们无法抹灭的美好记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体验生活”，坐在西影厂里，石茂林和我们诉说最多的就是“体验生活”这四个字。《老井》开拍前，吴天明带领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下乡，石茂林在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中，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收集各种资料和民间道具。
“我当时采用编号的方式登记村子里的东西，至于给哪个场景用，我也都预先有自己的设想”，石茂林在体验生活时所做的道具准备工作，最后果真在电影拍摄时派上了大用场。他告诉我们：有一场张艺谋倒尿盆的戏，尿盆又脏又臭，就用了一个新的。但石茂林跟吴天明导演说不行，这样完全没有真实的感觉，所以就在先前登记的农民家里拿了一个尿锈很重的尿盆。
他说，道具就要有真实感和质感，这是体验生活带给他的心得体会，“如果没有下乡体验，了解当地的情况，拍摄时要用什么道具，要放到什么情景里，真的会比较迷茫。”石茂林1971年进入西影厂，先干了一年多的锅炉工，1973年才正式做起道具师。他参与了不少年代戏，包括电影《神鞭》《东陵大盗》、电视剧《秦始皇》《东周列国》等。
《东周列国》中的道具
为了制作好《东周列国》里的道具，他先把《周礼》看了两遍，再花八个月的时间来筹备，他说自己特别爱看历史书籍，经常去古玩市场淘货，也非常了解家具的历史。不断充实自我，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石茂林认为做道具要坚持“从无到有，从粗到细”，意思是“先有道具不耽误拍摄，再继续努力做细”。道具师的工作细微也复杂，接触的部门很多，回顾四十余载的职业生涯，石茂林给自己定下的工作准则就是简单一句话：不要误事。灯光师陈亚光谈起电影《老井》同样深有感触。令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拍摄前期，所有主创人员每晚都要坐在一起讨论小说和剧本，一讨论就是两个多小时，准备工作很充分。他说当时灯光组就六个人，人手紧缺，设备也非常简陋，在农村拍戏，电压常常不稳定，但发电机又不是低噪声的，这些都是当时灯光组要克服的困难。《老井》不仅是张艺谋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他也担任该片的联合摄影师，陈亚光说张艺谋对布光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追求现实和自然。
《老井》这场戏的灯光运用，被电影评论家称赞为现实主义手法
片中有一场男女主角在床头商量给孩子起名的戏，令陈亚光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拍摄时，顶上只吊了一盏650瓦的灯，把周围挡掉，再加上窗外一点点月光的颜色。我记得当时电影评论家还专门评价过这场戏的灯光运用，说是现实主义的手法。”
电影《老井》的外景拍摄不使用反光板，以追求人物的粗犷感
张艺谋还要求拍摄外景时尽量不要使用反光板，就顶着光拍，这样更能突显山区环境与人物的粗犷感，“过去拍电影都不顶光拍，一般中午12点就收工了，下午3、4点再去拍”，陈亚光认为张艺谋很有想法，也为电影美学创作带来了全新观念，他深受启发。在片场，陈亚光也会对布光献计献策，还帮忙解决了很多小问题。陈亚光为解决曝光度的问题，拍摄《老井》时，在煤油灯里加了一个小灯泡他说，当时有场戏是村里的年轻人在屋里围着油灯讨论打井，张艺谋提出不要打灯，就要一盏煤油灯的效果。“我想，当时胶片感光度只有200度，曝光度肯定不够。吴天明导演还是说试一下，后来真的不行。重拍后，我就弄了一个小灯泡，放在煤油灯里，一点点控制它的亮度。”“我尊重现实，还原现实，也会根据不同的场景，以现实为基础再进行加工，（把电影画面）弄得更加漂亮。”《老井》的灯光经验让陈亚光受益匪浅，之后他还陆续参与了张彻导演的《江湖奇兵》、黄建新的《红灯停，绿灯行》以及周晓文的《关于爱的故事》等影片。
陈亚光
谈及这份工作，陈亚光坦言也会有累的时候，特别是以前要扛苏联进口的碳晶灯，一个灯头就有200多公斤，有时候拍戏遇到刮风下雨，还得扛着灯具在淤泥里行走。但他也坚定地说，电影行业必须要有灯光师这个职业，“不要怕被大众忽略，因为只要你做得好，就绝对不会被别人忽视。”从《黑炮事件》《红高粱》起步
他是黄建新导演的“御用录音师”
录音师延军也是从西影厂走出来的幕后电影工作者，至今，他还奋斗在声音制作的第一线。《白鹿原》《如懿传》《大江大河》《少年派》等多部火爆荧屏的电视剧，都由他负责指导录音工作。回顾延军在西影厂的岁月，还是要从他当学徒，踏入行业的第一步开始讲起。1984年，他进入西影厂录音车间，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不过真正促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录音师工作的还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当时他师从著名录音师顾长宁，并在这部影片里担任录音助理。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异常艰辛，延军回忆，那时正值七月，剧组人员经常中暑，但需要同期录音时，他们就得背着录音机，拿着大话筒，顶着大太阳到高粱地里去录。那个年代器材受限，几乎没有无线话筒，“一个话筒举四、五分钟，胳膊就开始发抖了，特别沉。”但延军却说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能够身处在拍摄的第一现场，看着面前的演员表演，感觉特别有趣。师父顾长宁对他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也让延军懂得了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当时有一场和日本人打仗的戏，要录出子弹穿过高粱地‘哒哒哒’的声音，那种声响不可能真拿枪打，我们每天就拿着各种石头去打高粱杆，扔得胳膊都疼，但师父一直说这个石头扔的速度不够快声音不对，那个不够力度……”这也让“精益求精”四个字刻进了延军的心里。
吴天明时任西影厂厂长时大胆启用新人导演，黄建新得以崭露头角，同样，黄建新也在他的电影里任用了许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延军就是其中一员。延军在独立担任录音师后，与黄建新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站直啰，别趴下》，从此两人开启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回想当年拍摄《站直啰，别趴下》的过程，延军透露，每天我们都要拍到凌晨，拍完后还得连夜检查、选取合适的声画片段，“每天干完都已经是凌晨3、4点钟，早上9点又要继续再拍第二天的戏”，不过那时，他满腔热血，充满干劲和拼劲。
延军与黄建新继续合作的《背靠背，脸对脸》是一部全实景拍摄的现代题材影片，黄建新对声音的要求很高，必须做到100%现场同期录制，不做后期配音。黄建新重视声音质感，让延军更加懂得了声音的审美，也学会了如何快速辨别表演台词与现场环境声音的好坏。经验不断积累，延军也开始主动进行创作，在片中加入自己的声音设计理念——他建议用报时声来增加年代感，既能表现时间变化，也能呈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黄建新一听就特别满意。为此，延军亲自来到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那里的时钟每次报时都会响起《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于是他录下了这段声音，也成为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背靠背，脸对脸》大获成功，延军也凭借该片入围了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录音奖。
2000年左右，延军开始组建自己的录音团队，他认为现在我国的电影市场仍然缺乏后期人才，“很多年轻人在后期机房坐不住，想去前期录音，但走南闯北，风吹雨淋的生活又特别辛苦。”他想告诫年轻人，不要仅仅把录音这门技术当作谋生的手段，一定要培养出兴趣爱好，才能把它做好。“我们经常去二手旧货市场找工具，我会跟摊主说，这东西要是坏的，你就便宜卖给我，太贵了我就不要了，摊主完全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想买个残次品。”拟音师薛媛坐在拟音棚里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她周围，充斥着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旧货道具：高跟鞋、破布鞋、旧时的电话、老式打字机、键盘、篮球、椰子壳、铁锅、风箱、杂草……薛媛戏称自己就像是一名“拾荒者”。这些互不相关的道具为什么会出现在拟音棚里？它们和拟音有什么关系？薛媛向我们揭开答案：拟音就是把拍摄现场没有完成的声音部分，通过后期再进行制作，包括脚步声、开关门声、倒水声等。她形容拟音师是“幕后的演员”，要把情绪融合到演员的动作里，也要和演员一道走入角色的内心。制作《那年花开月正圆》，薛媛透露最主要的拟音工作在于雕琢孙俪的脚步声，她自己要先揣摩孙俪表演时的内心情绪，然后才能开始模拟孙俪行走并收音。薛媛说，角色的情绪、步伐的速度都要对得上才行，同时还要注意各个细节，比如，片中孙俪的身上挂有小铃铛，走路时会发出轻微的“叮当”声，这都需要找到相应的道具。
薛媛认为60%的拟音工作都是在做脚步声，因为人物情绪不同，每一次行走的力度、方式也都会有区别。入行时，她光学走脚步就学了长达一年的时间，“脚步是反映一个拟音师的功力以及对一部戏的理解。”
薛媛向我们展示如何配脚步声和点钞声，她说工作室里基本都是旧鞋，因为旧鞋的声音更有质感
参与电影《危城之恋》则是令薛媛感悟最深的一次制作经历。影片开场有一组静态的港口老照片，郑大圣导演要求加入声音，用静态的影像与动态的声音来还原过去的港口景象，新颖的创作手法也打开了薛媛对声音设计的思路，她在这组老照片里融入了海浪声、海鸥声、轮船声、港口的叫卖声等等。如今，声音资料库已经相当完善、丰富，但为了让声音效果更加生动、真实，具备现场感，薛媛依然选择先在拟音棚里模拟声音。孙红雷在《好先生》里帅气潇洒地煎牛排，观众看着卖相极佳的食物画面，听着“呲呲”的过油声，隔着荧幕，都能让人口水直流。但别以为“呲呲”声简单，背后的拟音工作可是下了一番大工夫。
这煎牛排的声音，可不是薛媛真的拿了锅和牛排去做饭，而是她在拟音棚里用塑料袋揉搓出来的。当然，她也会在资料库里挑选煎牛排的音效，再把拟音的声音叠加进去合成，才让荧幕上这“呲呲”声听起来更为饱满生动。薛媛说，“如今，观众对听觉的感知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拟音师，我们也要融合新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
说着说着，她随手在地上捡起一个树枝挥舞，“你猜这个声儿，能拟什么音？”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毫无头绪。薛媛笑着说，“羽毛球抽球的声音呀。”下雨的声音可以用绿豆模拟、马蹄声用椰子壳、粉碎性骨折用核桃……谁能想，薛媛屋里这些个“破烂”，竟能创造出上万种不同的声音，也许这就是拟音的神奇之处吧——通过拟音师的发散思维，寻找到声音的“替代品”，再“化腐朽为神奇”。
2011年，她拿着母亲给的两万块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3年后与合伙人创办声音制作公司。从创立到现在，8年时间他们已经做了八九千集电视剧，两三百部电影。
拟音的工作看似有趣，实际也很枯燥，需要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才能做好
拟音师看似有趣，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职业，这份工作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也比较机械、枯燥。薛媛最早跟随香港拟音师父学习，前半年就做了两件事：打扫卫生和泡茶，“这俩事都干不好，你还学什么手艺？”薛媛感慨当初师父除了教授技艺，还磨练了她的心智，也告诉了她做人的道理。
如今，薛媛也在着力培养年轻的拟音师，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坚持不懈的心态，是薛媛最为看重的性格品质。未来，她希望通过结合人工智能让拟音师这个职业更加容易入门，她同时也希望带领整个团队继续奋进，提高传统影视声音领域的制作水平。结语：
如今，道具师石茂林和灯光师陈亚光都已经退休，但他们培养的徒弟个个都是影视圈里的骨干，桃李满天下。 石茂林自豪地说，“西影厂出来的道具师有90%都是我带的”，他经常告诫徒弟：不要浮躁，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陈亚光收学徒也十分看重他们是否正直、勤快、吃苦耐劳。
录音师延军也正在积极栽培新人，他说待到退休时，希望自己对声音品质的要求能够得到延续。拟音师薛媛还在创业路上持续拼搏，她常常叮嘱学徒，一定要热爱手艺，才能坚持到底。
这些幕后工匠对徒弟们的敦敦教诲也反衬着他们身上珍贵的闪光点，爱岗敬业、勤奋踏实、热情专注、锐意进取……这些品德也共同凝结成了“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幕后工匠的辛苦付出，他们不是顾着各自的一亩三分田，而是藏身于幕后，在薪火相传中延续着他们的技艺与理念，为艺术激情创作，造就更多时代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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