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子说，她命很差，“感情等各方面都不好，会很惨。”旁边的同学听了呆住，觉得她会很沮丧。明明成绩又好、又懂怎么跟同学相处，怎么会命很差呢？
“我确实运气差，也遇到过不少坏事，但这些都是人生过程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我的理解就是，好运固然高兴，但遇上坏运气，或者很潦倒，我也不会很介意，就当是过程。”前不久，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名单颁布，许鞍华成为全球首位获得此奖的女导演。
这位曾声称自己在“香港导演排名十名以内，世界上则没有排名”的导演，终于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
32岁交出《疯劫》的许鞍华想必不会同意。多次发言，都曾表示自己并不同意“新浪潮”的说法，而被评论界赞誉超过同期徐克《蝶变》的《疯劫》，也不过是自己一部不够成熟的处女作。
想必她也不会同意。凭《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男人四十》《桃姐》等拿奖拿到手软，但作品列表中还有一些自己“十分不满意”的电影。2017年的访谈中，她曾经以宏亮的声音清楚表示，最大的遗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真的好戏。”
《女人，四十》
“我没有一开始就想显示出人文关怀，更没有可以去搞过什么社会课题。只是好的故事，自己有感受，就去拍。”好吧，从不用外界质疑，许鞍华对自我的审视已极其严格。她似乎总是乐于脱掉任何外界给予的“帽子”或标签，十分赤诚地站在大众面前，“对，我就是这样的，你能如何？”
同为“新浪潮”弄潮儿的一批人，诞生过佳作《行规》的翁维铨已淡出电影圈，伦敦电影学院毕业、拍出《茄喱啡》的严浩近期鲜有新作，《点指兵兵》导演章国明也已消失在一线。只有许鞍华还在那儿，一部部拍着。后期说到香港新浪潮，大众常常讨论的是它如何延续了法国新浪潮的风骨，对大陆“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的出现起到了铺垫作用，但许鞍华似乎总是很少注意概念化的标签，也不自诩为引领新浪潮的先锋者。从悬疑惊悚题材的《疯劫》《撞到正》，讨论人与乡土关系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再到女性题材的《女人，四十》《桃姐》、历史题材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她从不为自己设限。“其他人以为我计算过，拍完这套，然后特意去拍另一套，给人一个惊喜。但我从来没这么想，我只觉得戏拍的好，观众自然会看。”
在《许鞍华说许鞍华》里，她十分直白地表示了自己喜欢拍戏的原因，不过是能通过拍戏，“与社会和人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不拍戏，哪个睬我？你可以有个角色去做，名正言顺地了解人，同时又可以拍出来，又是一件积极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快言快语，做事从不拖泥带水，连拍电影也是这样。拍冷的调子时，快准狠如一把刀，可以丝毫不带感情以旁观者角度叙事；倾注感情时，又能把细节细腻得处理到位，撞得人情怀满胸。身上有不被定义性的复杂，兼容男性和女性导演导演的特质，调和这一切的就是内里的坦诚。
当坦诚的特质被带入电影，就成了超强的行动力和雷厉风行。读比较文学时，由于苦恼论文天天跑去看电影，被教授说“你这么爱写电影不如拍电影”，许鞍华没想太多就跑去给胡金铨做助手；拍处女作《疯劫》时，为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她单枪匹马到验尸房看人家怎么解剖；拍《桃姐》前没钱，她跑到刘德华面前，“我很久没有足够的钱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在努力寻求一个诚实的答复，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对喜欢的事，她从来想到就去做，风风火火；对不喜欢的事，再多钱也难请她出山，所谓“千金难买我愿意”。“我拍电影就像赌徒”。从凭借《投奔怒海》名声大噪后，许鞍华曾经有一段时间的低潮期。人人说她拍戏好，票房与口碑却总是不相容，每每为新电影拉投资，许鞍华都觉得自己肩上扛着很大压力。“一直怕，怕到这几年，再也不怕了。一是年纪大了，二是怕也没有办法。”在接受《可凡倾听》采访时，许鞍华笑道。
1983年，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和夏尔·泰松曾经在戛纳采访许鞍华，“在您的电影里，为什么人物行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行动的速度还很快？”许鞍华回复，“我更喜欢人物不说出他们会做什么，因为通常人们的行动总是快于思想；另一方面，那些思考的脑力劳动者并不常常行动。人们不会因为明天承担今天行为的后果，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忆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坚持反对所谓与社会同步的东西。无论是自己的理智选择，或者直觉，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社会同步，尤其那些赶潮流的事物。”“总之，谈任何问题时，潮流不潮流，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问题。”
许鞍华的名字里有个“鞍”字，大抵与出生地辽宁鞍山有关。自小跟母亲不够亲密的她，在得知母亲是日本人时，曾产生过一些抵触情绪。直到从国外毕业，陪母亲回日本探亲时，许鞍华才对母亲多了一些了解。
从辽宁，到香港，再到国外，再回国，她的人生与电影，都和乡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次陪母亲回日本探亲，在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时，许鞍华突然萌发了要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的渴望，“有一天要拍一部电影，把它记录下来。”在香港居住了很久的母亲，到了日本已经不甚习惯。带着女儿泡温泉时，嘴里念念叨叨的还是香港煲汤的好，日本冷食没有滋味。那时，许鞍华才明白，母亲嘴里的家乡，已经不再是家乡。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家乡”，才能找到心里真正的归属。《客途秋恨》是这样，《倾城之恋》是这样，《第一炉香》也是这样。
在许鞍华的镜头中，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总能备受关怀。即使是身处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阿婆，渴望挣脱多个身份枷锁束缚的中年女人，还是不知自己去往何处的普通少女，都能被温暖的目光所覆盖。而他们身上，也都有着无可摆脱的乡愁和漂泊感，有历史与空间叠加在一起的重量。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这样宏大又复杂的命题，都在许鞍华的作品中，被拆解成了一个个欲说还休却意味深长的镜头。
她依然未婚，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继续拍着自己热爱的电影。大众所焦虑的名望、财富、婚姻，似乎已不在她考虑的范畴内。她早已活出了自我。在一次采访中，许鞍华曾经被问到自己最大遗憾是什么。顿了一下，她回答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好戏，真的好戏。”“昨天同阿妈讲，希望还能多拍几年，能有一部更好的电影。她说，‘你还能拍最多五年。不过一年拍两部也很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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