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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7期|崔之元: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简明日程表 (之二)

崔之元 实验主义治理 2022-06-26

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简明日程表(之二)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编者按

理解当前的国际危机,需要我们梳理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演变的机制,特别是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该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后冷战世界格局演变至今的结果出乎所有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主要当事人的预料。恩格斯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

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本期公号根据学术界已有的后冷战研究成果,将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整理为一个简明日程表,是一种“助研”性的工作,希望有助于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思考。

公号曾刊发第一期第454期|崔之元: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北约东扩的简明日程表 (之一)

制作本文(之二)此表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如下著作:














1984年2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去世

安德罗波夫的家庭出身至今还是是俄国历史学家争议未决的问题。根据祖博克的说法,安德罗波夫1914年出生于来自芬兰的犹太珠宝商家庭,小时候也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因为芬兰(1939苏芬战争)和犹太这两个家庭背景在苏联都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安德罗波夫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自报是哥萨克人,当他做到了克格勃主席时,又回到他小时候居住过的卢比扬卡广场,在克格勒总部上班(Vladislav Zubok, “The Collapse :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3)1956年,安德罗波夫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是苏联出兵布达佩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时,刚担任克格勃主席一年的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助手。1979年,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出兵阿富汗的主要决策者之一。1982年11月12日,安德罗波夫接替病逝的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任仅仅一年多,安德罗波夫去世,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派副总统老布什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而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亲自参加了葬礼。这有些不寻常,因为撒切尔夫人在安德罗波夫生前从未和他见过面。安德罗波夫希望他提拔的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但葛罗米柯等元老推举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则成为苏共第二号领导人。


1984年2月15日 里根给女作家Massie写信谈观看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宗教感受

里根给女作家Suzanne Massie写信说:“从电视里观看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我在想不信上帝或永生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会作何感想。和你一样,我继续相信对宗教的渴望可能是促进当前变局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女作家Suzanne Massie的经历颇为传奇,2021年普京特别授予她俄国公民身份。她和第一任丈夫的儿子一出生就有血友病,而他们发现俄国10月革命前最后的沙皇和皇后的儿子也有血友病,就合写了一本关于沙皇和血友病的书,被英国拍成电影。她因此有机会到苏联文化交流,认识了诗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等。里根看了她关于19世纪俄国文化的书,和她私人会见了20多次,她成了里根绕开官方机构和苏联联系的渠道,对安排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美有特殊贡献。她的第二任丈夫是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副主任,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最重要的继承者(详见James Mann, “The Rebellion of Ronald Reagan: A Hi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Viking Penguin,2009)
1984年12月16日 戈尔巴乔夫率领苏联议会代表团访问英国

出于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愿望,撒切尔夫人让英国议会邀请戈尔巴乔夫率领苏联议会代表团访英。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书记前的主要一次出国访问。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会谈长达5小时。她急于和苏联改善关系的原因之一是不满美国总统里根1983年10月不和英国商量就出兵属于英联邦的格林纳达岛。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国一样,很不同意里根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行动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俗称“星球大战”)。SDI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今日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其区域性的副产品),这就违背了1972年美苏之间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简称“反导条约”( ABM Treaty)。该条约的要点是禁止美苏双方研制,试验和部署以海洋,空间和移动陆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从而确保双方的“核恐怖的威慑平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ti-Ballistic_Missile_Treaty )。如果美国单方面建立了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实际上就打破了“威慑平衡”,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就有了发起第一次核攻击的优势,而不必担心苏联的核报复。当然,很多科学家不认为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有技术可行性,撒切尔夫人对此也很怀疑,但她担心里根的SDI激发新的一轮军备竞赛,扩大核战争的危险。撒切尔夫人明确告知戈尔巴乔夫她不认为“星球大战”技术上可行(详见 Archie Brown, “The Human Factor: Gorbachev, Reagan, and Thatche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985年3月10日 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在24小时内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虽然偏远,但却是沙皇流放“12月党人”的地方之一,因此地方的文化和全国的文化有着联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950年戈尔巴乔夫19岁时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5年完成“以地方苏维埃为例看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本科毕业论文。在大学期间,戈尔巴乔夫和乌克兰女同学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结婚。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乡的检察院工作,但不久转入边疆区共青团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从此仕途顺利:1966-1978年先后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负责农业和科技的书记,1980年起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5年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提出行政性的“加速战略”

在1985年4月23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他最初的新方针,即“加速战略”,其核心是发展机械制造业,对机械制造部门的投资增加80%,并成立苏联部长会议机械制造局。同时,戈尔巴乔夫把军事工业中的质量验收制度扩展到全国,在所有工业企业中实行国家验收产品制度,这说明他此时还没有认识到改革经济体制的重要性,还继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 (详见 “苏联史 第九卷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 著, 第12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


1985年5月7日 苏联政府发布实际上的“禁酒令”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1985-1988年间的“反酗酒运动”,是“高尚的意图,可悲的结局”。他没有意识到,酒税占整个苏联税收的三分之一(Vladislav Zubok, “The Collapse :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23)。虽然戈尔巴乔夫说禁酒运动主要是苏共第二号领导人利加乔夫在具体管理,他作为总书记责任难免。国家税收的严重下降,给1987年开始的试图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造成障碍。实际上,英国在建立现代财政国家时期,酒税是国内消费税的主要部分,托马斯.潘恩在去参加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在1762-1765年间任英国的酒税稽查员 (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04 )


1985年11月19日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日内瓦举行首次峰会

尽管“加速战略”和“禁酒令”说明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政策上还没有理出头绪,但他的国际政策却取得了进展。自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美苏领导人一直没有会晤。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日内瓦峰会是两国领导人6年来的第一次见面,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戈尔巴乔夫援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离任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好战倾向,而里根反驳说“军事-工业复合体”并非决定力量。戈尔巴乔夫批评里根的“战略防御行动计划”(SDI,即全国性的导弹防御系统,俗称“星球大战”)“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7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里根则保证,如果SDI能够成功建立起来,他将把相关“实验室开放”,与苏联分享这一技术。里根故意隐瞒(或他也可能确实不知道)的是,1983年以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几次实验成功的消息,都是造假的,而连美国常住日内瓦的核裁军谈判代表也未被告知实情( 详见普利策奖得主 Frances Fitzgerald,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Simon&Schuster, 2000)。MIT的Postol教授因为揭发导弹防御体系实验多次严重造假而获得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社会责任奖和自动控制学会的维纳奖(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Theodore_Postol ),这是后话。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4年的“军备竞赛和军控年报”里,曾用下图来介绍当时构想的导弹防御体系的基本构造:

 

1986年2月25日 苏共27大召开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上的行政性的“加速战略”,但在政治上提出“公开性”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起草人是戈尔巴乔夫新提拔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曾担任10年之久的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详见,雅科夫列夫 “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


1986年4月25-26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

位于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197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1986年4月25日夜间,核电站4号机组检验反应堆停运期间涡轮发动机组的情况,故关闭了备用冷却系统,并只用8根碳化硼棒控制核裂变的速度,而正确标准是应该用15根,结果26日凌晨1时21分发生爆炸,造成8吨多强辐射物泄露,电站周围6万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详见 “苏联史 第九卷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 著, 第135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雷日科夫5月2日前往基辅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这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使得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认识到苏联管理体制的弊病和建立无核世界的必要性。


1986年7月7-10日 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莫斯科

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对战略防御计划(即SDI)持否定态度,我从中看到了第一次打击的威胁…我们两人都不愿意让迄今存在的军备竞赛控制机制---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和 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SALT I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rategic_Arms_Limitation_Talks受到破坏”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8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不过,密特朗告诉戈尔巴乔夫,有必要把里根和里根身边的极右阁员(如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中情局长William Casey)区分开,里根本人由于相信“世界末日”的宗教信仰还是乐于削减核武器的。支持里根改善与苏联关系的阁员是国务卿舒尔茨,他曾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历任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Shultz )
1986年10月10日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第二次会晤

雷克雅未克会谈在核裁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美苏双方战略核武器的三元组合的各个部分都削减50%。所谓三元组合,即陆基发射的洲际战略导弹,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和轰炸机发射的战略导弹。苏联当时在陆基发射的战略导弹上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美国在潜艇发射和轰炸机发射的战略导弹上具有优势。里根开始还有所犹豫,国务卿舒尔茨加入谈话后,美方表示可以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50%达成原则性协议。

       不过,戈尔巴乔夫附加了一个条件:美方在今后10年内,只能将战略防御计划(即全国性的导弹防御系统,俗称“星球大战”)在实验室内研究,不得实际部署。里根坚决不同意这一条件,并先行离开了雷克雅未克,因此美苏双方在冰岛会谈中没能签署任何协议。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单独召开的记者会说:“雷克雅未克会谈并不是失败,而是突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7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的确如此。雷克雅未克会谈大大加强了国际舆论对核裁军的支持,使得美国右翼处于不利地位,温伯格向里根辞去国防部长的职位(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7045 )



1986年12月16日 戈尔巴乔夫给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打电话

1986年12月15日,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的房间里突然被安装电话,并被告知明天注意接电话。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来告知萨哈罗夫可以回到莫斯科继续进行“爱国工作”。我们把时间向前快推两年:1988年11月16日,萨哈罗夫在赴美治病期间被安排在华盛顿Hilton饭店和美国“氢弹之父”Edward Teller见面。Teller是杨振宁的博士导师 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2016年5月6日杨振宁访谈,氢弹的组织者,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里根“星球大战”(即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的主要科学家之一。萨哈罗夫在对Teller 的科研贡献表示敬意之后,明确说明不同意里根“星球大战”计划,他并且认为全国性的导弹防御体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详见 Peter Goodchild, “Edward Teller: The Real Dr. Strangelo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28)。萨哈罗夫这一 “技术不可行”论断可能对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核裁军谈判中不再特别坚持美方今后10年内把导弹防御体系限制在实验室阶段产生了影响。
 1987年6月28-3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国有企业法

自从中国1978年在四川100家国有企业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以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密切关注中国的改革进展并将研究报告及时送交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多次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呼吁苏联采用中国的经济改革措施(详见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6)。但他和雷日科夫等苏联领导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克服 “蛋生鸡和鸡生蛋”的悖论的复杂过程。我们把时间向前推一年:1988年8月,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位代表 Jon Elster和John Roemer访问考察中国。同年10月27日,Jon Elster在 “伦敦书评”上发表了访问观感 (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10/n19/jon-elster/jon-elster-goes-to-china )。他特别关注了中国改革中“企业自主权”优先还是“价格改革”优先的辩论。如果只有“企业自主权”而没有基本上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改革”, “企业自主权”将变成本企业经理人和职工的“寻租”工具;如果只有“价格改革”而没有“企业自主权”,因为“软预算约束”,企业也不会积极响应价格信号而面向市场生产。在实践中,中国通过“第二步利改税”,“双轨制”,“价税财联动”等相互关联又有所冲突的措施,“摸着石头过了河”(详见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但苏联的“企业自主权”改革,由于迟迟没有“价格改革”的配合,陷入了“寻租”的局面。


▍ 1987年10月21日 叶利钦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

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民家庭,比戈尔巴乔夫大一个月。“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不同,他的政治生涯不是从共青团开始的。1955年他在乌拉尔工学院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曾担任过总工程师和州委建设局局长,1976年11月45岁的叶利钦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该州是苏联第八大州” (“苏联史 第九卷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 著, 第109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 )。戈尔巴乔夫1985年就任总书记后,先是把叶利钦调到莫斯科任全苏联的建筑工业部部长,后又调任他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迅速查处莫斯科市委官员的一系列腐败大案,得到民众的好评。1987年10月21日,在讨论10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突然提出中央的集体领导体制正在受到破坏,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当中央全会挽留他不成而接受他辞呈后,叶利钦又于11月3日变卦,写信给戈尔巴乔夫要求恢复他的职位。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全会已经开完,不好马上推翻全会接受叶利钦辞职的决议。11月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委休息室用剪刀自杀未遂,满身是血被送往医院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认为叶利钦是伪装自杀(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4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社会舆论不了解叶利钦辞职的真相,以为他是激进改革派而受到保守派的排挤,从此叶利钦力图扮演好“激进改革派”的角色。



▍ 1987年12月8-10日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华盛顿峰会签署“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

1987年12月8日下午1:45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 “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INFtreaty ),即美苏双方同意销毁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的全部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虽然还不是一年前冰岛雷克雅未克会谈提出的“战略核武器的三元组合的各个部分都削减50%”设想,但意义仍然重大,因为这是美苏之间首次就完全销毁某一类核武器达成的协议。不仅美国的右翼鹰派,而且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反对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因为基辛格担心中程核武器销毁后,苏联在欧洲仍然可以靠常规军力取得对NATO的优势。绝大多数参加签字仪式的人不知道,之所以选择下午1:45分这个时刻,是里根夫人南希信任的占星术师挑定的。南希在里根1981年遭到暗杀(未成)受伤后,一直按照她的私人朋友,加州占星术师Joan Quigley的“计算”来决定里根重要活动的日程。
▍ 1987年12月10日 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汽车谈话时任里根的副总统的老布什在送戈尔巴乔夫去机场时,在汽车里让戈尔巴乔夫不必在意他下几个月的总统竞选中对苏联可能的批评,因为那只是为了安抚右翼所说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后来,我或者布什都曾多次说过,‘我重申我们在汽车里达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7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988年5月1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从阿富汗撤军

1988年5月25-29日 里根访问莫斯科

1988年是里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苏联,象征性多于实质性。在红场上,当有记者问他目前如何看待自己1981年关于苏联是“邪恶帝国” (evil empire)的讲话时,里根回答说:“我不这样看了。那个讲话说的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时代的事”(“ No, I was talking about another time, another era”)



1988年6月28日 -7月1日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按照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解释,“一旦有必要对党的政治路线做出变更或是修改之时,苏共通常选择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1930年代中期以前,全国代表会议的举行频率几乎与代表大会相当。然而,在1934年后便只举行过一次,即1941年3月的第18次全国代表会议”(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里,全面提出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特别是提出修改选举法,并将于1989年首次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竞争性差额选举。叶利钦虽然不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但他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并争取到大会发言机会,继续扮演“激进改革派”的角色。


1988年12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

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人(当时苏军总人数420万,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军队),并单方面从东欧撤出6个坦克师(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42页)。这是对NATO担心苏联常规军力优势的回应。


1989年3月26日 新选举法下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根据新选举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2250代表席位中,100席为苏共中央指定(戈尔巴乔夫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在100人之内),其余全部为竞争性差额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有两大出人意料之处,再次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平行四边形“合力的观点:(1)叶利钦在莫斯科选区以90%的得票率当选,遥遥领先苏共提名的候选人(不在100个指定名单内);(2)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要求独立的人士大量当选苏联人民代表,而不在100个指定名单内的三国领导人则落选。苏联的民族问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竟有61个民族遭到强迫集体迁移,例如原住在克里米亚的200万鞑靼人被迁移到乌兹别克等地区(详见 左凤荣 刘显忠 著, ”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第1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民族矛盾并非由新选举法造成,但新选举法无疑使得积累多年的民族矛盾突出地暴露出来。


1989年4月9日 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首都发生民族冲突 11人死亡

1989年5月14-16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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