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姐姐们给我的月经”

志愿者冉小小仍然记得那个暴雨天。

原定在下午三点到达学校发放卫生巾等物资，由于暴雨拦路，到学校时已经四点。考虑到女童们的家都离得很远，下雨天山路又不够安全，冉小小和同行的志愿者们也不好意思再让女童们久留。

于是，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每走出一位女童，就往她手里塞一包物资，“就好像是那种纯粹地为了发包一样”。

她以为自己肯定不会给女童们留下什么印象。可之后她再去到那个学校时，却惊奇地发现还有女童认得她。有的甚至精确地记得她的姓氏，喊她“冉老师”。

2020年8月，“散装卫生巾”的话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人在这时候才意识到“月经贫困”的存在。然而，为了面临月经贫困、甚至更深层困境的那些女性，有不少志愿者像冉小小一样，已经尝试了许多年。

01

困境

Section One

爱小丫基金会曾经在官方微博上晒出一个数字：420公里。

这是位于重庆城区的执行团队，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到援助点之一——重庆市奉节县白帝镇的实际距离。如果将420公里换算成时间，冉小小需要自驾5小时20分钟才能从重庆市区到达白帝镇。长时间的旅程对她来说是一种高强度的消耗，在路上，她通常选择休息，不说话。

但白帝镇还不是距离最远的援助点，有时，她甚至需要自驾7到8个小时才能到达援助点所在的县城。这种时候，她和团队里的其他执行人员通常会选择在县城入住，第二天早上起来再赶到学校开展捐赠。

（图源微博@爱小丫基金）

捐赠物资是爱小丫基金会设计的“小丫包”。“小丫包”有两种，一种是适用于小学阶段女童的“妹妹包”，可爱的卡通手提包里装有两套内衣裤、饰品、防潮袋和卫生漫画；另一种则是适用于初中阶段女童的“姐姐包”，包里多了一包日用卫生巾和一包夜用卫生巾，还有一块洗衣皂。

从内衣裤到帆布包本身，女童们大多都喜欢“小丫包”的一切，但对她们来说，最为现实的仍是包里的卫生巾。

在女童们看来，卫生巾是一种“奢侈品”。这些地方的小卖部与城市的超市不同，不会对卫生巾明码标价，卫生巾的销售通常以老板“喊价”的方式进行。最终，原本一包售价为7.5元的品牌卫生巾，很可能在最后以10元或者更高的价格被售出。

然而，就算小卖部老板不曾在“喊价”的过程当中加价，女童们仍无力支付卫生巾的“高昂”价格，她们中的大多数，每个月只有几块几十块的零花钱，舍不得每个月拿出至少二十块钱去买正规的、品牌的、有保障的卫生巾。于是，5元或10元一大包的杂牌卫生巾便成为了女童们的选择。

这些杂牌卫生巾的外包装上往往印着一些闻所未闻的商标，拆开之后，包装内的每一片卫生巾也并不统一，背面的胶纸上甚至会印着不同的厂家名称，正面则会有一些发黑，让人不禁怀疑使用这样的卫生巾是否安全。

志愿者在云南山区买到的卫生巾 

（图源微博@张茹玮）

这并不是最困窘的情况，根据爱小丫基金会的统计，中国有超过400万的女性忍受着“月经贫困”的困扰。在女性公益社团“Stand TogetHer·拾她”的对于四川凉山四开乡中心校的调查当中，这所学校已来月经的女生里，有一半以上的女生会选择使用低廉却粗糙的卫生纸，或者是布条。

并且，她们所使用的卫生纸并不是那种正规厂家生产的纸巾，而更近似于纸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摸起来有些扎手。而布条虽然可能比较舒适一些，但长期使用，或者清洗不当，也有着卫生方面的隐患。

当地女童使用的卫生巾

让卫生巾成为“奢侈品”的，也不只是它“高昂”的价格。在走访时，冉小小发现，这些边远地区的女童几乎有90%都是留守儿童。她们的父母进城务工，不在身边，家里只有爷爷奶奶。这些老辈人不会给女童们科普一些必需的生理卫生知识，而大多数女童自身也觉得难以启齿，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们都并不知道，来月经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爱小丫基金会的志愿者亚东至今仍记得，在一次家访时，他听到的故事：一个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女童，在十三岁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无人可以倾诉，也没有人解答她的疑惑、恐惧和焦虑的情况下，她竟然用压在床下的旧报纸和废布自制卫生巾，垫在身下止血，并且，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去的一位女性志愿者和这位女童聊了很久，亚东也跟着在门外站了一个多小时。尽管那位志愿者在试图打开女童的心扉，可亚东觉得，她心里对于“月经”的畏惧和焦虑，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

Stand TogetHer·拾她 与四开中心校合影

不只是家庭教育方面的缺陷，学校里，老师们出于对当地民俗习惯的尊重，也会回避这个问题。尽管老师们都对捐助的到来特别欢迎，没有任何抵触和抗拒，也没有什么老师会在沟通时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情绪，但还是有不少老师会谈“月经”而色变。

生物课上，课本中有一个部分专门讲两性的生殖系统。每当讲到这个部分，当地的老师很可能像几十年前一样，直接将课本一合，让学生们自己看。学生们出于好奇，可能会翻几页，翻完就过去了，也有可能因为害羞而根本不看。

所以，冉小小总认为还是需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两方面的结合。如果说家庭方面有父母或是其他亲戚进行教导，学校也开展一些课程和讲座，那么女童便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然而，这两个方面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有所缺失的，这也就是每次发放物资时，志愿者们总会尽量组织讲座对生理健康知识进行讲解的原因。

但这种讲解也有可能被家长误会。有一次上完防性侵的课程之后，周兰对一些家长进行了电话回访。其中一个女童的外婆，在电话中说：“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你要说你和谁谁谁说，你别跟我说！”然后，“啪”地一下，把电话挂断了。电话被挂断之后，周兰想了很久，为什么会这样。

02

孩子

Section Two

“都还是蛮‘恼火’的。”

在重庆话里，“恼火”是困难、麻烦、棘手的意思。提起曾经去过的几个固定援助点，重庆人冉小小下意识地选择用“恼火”这个词描述当地的情况。

她还记得她曾经走访过的一户人家，家里无法形容的乱，床上堆着各种杂物，地面坑坑洼洼，她在走进这户人家的家门时差点摔跤。而那户人家的孩子，一个小女孩，内向得让人“怀疑她能不能开口说话”。

志愿者们往往在学校见到女童们。学校是一个另类的“聚居地”，女童们一起上课、吃饭、玩耍，短暂地与家庭分别，和彼此亲密地链接在一起。放学之后，她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面对家中的老人，有时只能成为一个“锯嘴葫芦”。

今年八月，爱小丫志愿者周兰在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的一个村子里走访。在村子里吃完晚饭之后，她准备动身回到临时住处，走访的人家里，一个女童就这样跟了上来，送她走了一段又一段路。

夕阳西下，夜色渐渐从天际爬升，周兰劝说她不要再送了，“天要晚了，赶紧回家”，但是女童摇了摇头，“不怕”。她们两人并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女童在她身边叽叽喳喳的，像是一只落单的小鸟，依恋着这位年长的女性志愿者，或者说，怀恋着自己的母亲。

“她就总在外面，都不愿意回家”，周兰这样感慨。但当她后来回忆时，她想起那个女童和她的爷爷生活在一起，家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人。当时那个女童跟上来，很可能是因为平时和爷爷没办法交流，内心对更亲密的情感有着一定的需求。

志愿者们见到过很多这样的家庭。甚至，对于有些女童来说，她们缺失的不只是来自父母的关爱，更是来自女性的教导。有些地区的青年男性外出打工时，会在城市结婚、生子，但他们的妻子并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家庭状况，等了解到他们家境的贫穷时，往往会选择离婚，甚至逃跑，家里就只留下女儿、爸爸和爷爷三个人。

确实曾经有地区发生过父亲连续性侵了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案件，志愿者们害怕仅有男性长辈的家庭模式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就算没有安全上的隐患，两个男性又怎样引导女童认知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

这种渴望和需求使女童们对志愿者们总是记得很清楚，她们天真、笨拙又真诚地对志愿者们的到来表达着小小的感激。

在与腾讯视频合拍纪录片《看得见的另一面》时，亚东进入当地学校的班级里，发现这个班里有一半以上的女童都戴着曾经发放的“小丫包”中的发卡。发卡是亮粉色的，上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星星，有点土气，而且很多发卡上的星星都脏了，但是女童们还是戴着。那一刻，他感受到自己带来的物资真正的被接受了，廉价的饰品，成为了女童们最珍贵的宝物。

女孩们戴着发卡 

（图源微博@爱小丫基金）

被记住的还有“Stand TogetHer 拾她”的社长万祺。万祺第一次去凉山进行调研时，自筹费用购买了一些卫生巾，捐给了当地的女童。有一个女童在万祺发放的问卷最后写：“谢谢大姐姐们给我的月经”。她本来要说的是“谢谢大姐姐们给我的卫生巾”，但是不小心将“卫生巾”写成了“月经”。

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万祺并没有发笑，这小小的感激，深深地触动了她柔软的心。她明白，自己当然不可能送给这些女童月经，月经是女性特有的一种生理现象，不是谁带给谁的。

然而，这个可爱的笔误，让万祺感觉，似乎是她带来的这些卫生巾，让这些女童有了正常拥有月经的资格，以及正确面对月经的勇气。这些卫生巾，也许的确能够帮助女童们，守护她们的生理健康。

但这样让人感到幸福的“高光时刻”终究是少数，更多时候，改变是艰难的。

亚东走访过爱小丫在甘肃的援助点。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师和他提及，在当地，学生会在高考之前接受体检，体检的过程中，会发现有女孩已经怀孕了。

“女孩子来了月经之后，其实就有了一个孕育生命的能力。这个时候，如果她对基础的生理健康知识不了解，没人告诉她来了月经之后就有了生育能力，可能就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其他的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很无知的一个情况下，就怀孕了。”谈及这件事时，健谈的他显得有些低落。

这并不是亚东的工作重点，但他仍然相当在乎。对他而言，这是生理健康教育不到位的结果，他认为，生理健康的话题应该被拿到课堂上讲述，这也可能是他在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周兰一周里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村子里工作。在她看来，村里人的卫生习惯可能没有得到重视。一到冬天，不少女童耳后的皮肤都很脏，一看就是有两三个月没洗澡了。有时候，她也会悄悄询问女童们有没有好好穿内衣、内衣多久洗一次，女童们懵懵懂懂地回应，好多天才洗一次。

年幼的娜娜也被志愿者问过这个问题。她六岁了，但还是没有养成天天穿内裤的习惯。在被问到多久洗一次内裤时，她说：“穿脏就会洗。”

“那么多久算穿脏了呢？”

“我不知道，也许好几天吧。”

六岁的娜娜

03

失语的她们

Section Three

周兰曾经试图帮忙联系一个接受过捐助的女孩做自己的采访对象。那个女孩今年考上了大学，终于走出了自小待到大的村子。晚上九点，周兰在微信上发消息询问，但并没有立刻收到回复。三个小时之后的凌晨，那个女孩说，她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如果在微博或豆瓣上，以“月经贫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弹出的动态大多数是针对这个现象的议论，表达切身体会的只有少数。然而，这些切身体会大多已经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现在，她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和回忆者，重温着自己过去的经历。

真正使用着劣质卫生巾，甚至无法使用劣质卫生巾的那些女性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甚至没有机会使用20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散装卫生巾的购买者，大多为城市当中的女性外来打工者，而非真正身在贫困地区的女性。

由于智能手机价格昂贵、村子里网络并不通畅、习惯使用互联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等原因，很少有人会使用网络进行购物。并且，除去中国邮政之外，许多快递公司设置的快递点只到达县城或是镇上，不会送到村子里面，要取到快递必须去县城或镇上的快递点，反而造成了麻烦。因此，那些购买散装卫生巾的买家，可能并不都来自边远的村庄。

“散装卫生巾”的详情页面

（图源：商家@涵同学卫生巾批发生活馆）

除了网络这一条件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在限制她们“开口说话”。如果说限制女童们的是她们年龄上的幼小和家庭方面的缺失，那么，妇女群体的处境，则直接面临被集体忽视的可能。

各类社交软件上的公益项目捐款界面，最多的是针对儿童的捐助，其次是关于老人的，很少有对成年人的援助。如果让人们在儿童、成人和老人这三类援助对象中进行选择，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选择儿童，其次是老人，最后才是成年人。

处于成人行列中的妇女，往往被认为有着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能够解决自身的贫穷和困难。另外，各地的妇联作为政府机构，一直持续性的对妇女进行着保护、提供着帮助。从这方面来说，妇女对于卫生巾等物资的需求并没有女童那样紧迫，人们自然会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女童身上。

腾讯公益界面中的一个妇女公益项目

志愿者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除了紧迫性之外，志愿者们更多考虑到的是援助妇女的难度。

健康的、有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的青壮年妇女，其实往往不在村子里生活，而是外出打工。留守妇女大多是病患、残疾或者有精神性疾病，很难说她们有着普通人的行动能力。

在无法自理的情况下，这些妇女更不可能表达自己在生理方面所遇到的窘境，或者出声求助外界。除了挨个走访这种效率过低的方式，志愿者们没有其它办法了解她们的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而且，比起女童，妇女们通常有着更强的自尊心和更保守的观念。个人志愿者小盛也曾给她们发放过卫生巾，试图改变她们在卫生方面的观念，但妇女们很难接受她的说法，就算接受了，也难以改变自己的习惯。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她不再考虑给予妇女更多的帮助，她觉得，她力所能及的也只有“从娃娃抓起”，和这些观念已经固化的成年人来讲，是“说不通的”。周兰也认为，“贫困地区的妇女，特别是现在这种年龄大一些的，因为他们生活好几十年了，很多意识都根深蒂固了”，有些道理，的确很难和她们讲明白。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有关于留守妇女的公益项目也并不太侧重于生理健康，而是更关注引导她们进行脱贫和创业，可能会提供一些工作或技能方面的培训，或是让她们在家里面做一些手工。

但冉小小还是觉得，这些女性在生理健康方面的现状堪忧，“这方面她们被关注的没有孩子的这么高”。也许，不只是卫生巾的问题，很多妇女大概自己都并不知道自己患有妇科疾病。

04

停泊与续航

Section Four

尽管个人志愿者小盛的微信并没有设置添加障碍，但联系上她进行采访还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每天，她的手机里都会涌入大量的消息。这些消息有的来自于给她邮寄物资的“好心人”，有的来自于购买土特产的客户，有的来自于当地的相关部门和机构。

很多时候，小盛并不能完全消除微信图标上那些成列的红点。这种过大的信息量让她难以快速地回复每条消息，每次和她沟通，都可能要跨越十几个小时。

她很难想明白，或者说，很难有时间想明白，这份“工作”对她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三年以前，小盛在没有太多犹豫便选择放弃自己当时在社区医院的工作，成为一名个人志愿者，开着一辆越野车，从江苏盐城驶向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凉山。

然而，这个身份带给她的不只有幸福感、成就感和满足感，更多的是疲惫和苦闷。小盛本是一个漂亮、爱美的姑娘，喜欢唱歌跳舞、打扮自己。她还喜欢拍摄小视频发布到抖音上，大多数时候，抖音里的她涂着朱红色的口红，散着自己浓密黑亮的长发，穿着花色鲜艳的民族服饰，嘴角抿着一个明亮的微笑。但现在，她在抖音上更多记录的是当地的情况，以及对于爱心人士所捐物资的反馈。

有一次，小盛难得发了一条只关于自己的抖音，感慨自己都忘记了恋爱是什么味道。评论区的第一条评论问她最近在干些什么，她回复：“最近天天一个人扛物资整理物资拉物资和发物资”，后面还跟了一个大哭的表情。第二条评论来自小盛自己，她担心，自己可能嫁不出去了。

小盛在抖音的评论区

她的身体也在这种长期的劳累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邮寄过来的物资大多都庞大而沉重，小盛需要把它们挪到车的后备箱里，到了村子里之后需要再把这些物资搬出来。

频繁搬运重物让她的腰部落下病，她偶尔会在朋友圈抱怨自己的病痛：有时候是腰肌劳损，有时候是眼睛疼，还有的时候是颈椎方面的问题。

小盛也经常生气。物资里时不时还会出现邮费到付甚至货到付款的情况，她常常为这些物资垫付几十乃至几百块钱。对于没有固定收入、靠着售卖凉山土特产为生的小盛来说，是一份过于沉重的负担。她会在朋友圈里诚恳地编辑一段长长的文字，希望大家不要再选择到付的方式，但是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

但更多的时候，她忙到没时间思考这些。有时候，小盛会迷茫，自己到底应该停下来，还是继续。

疫情也许没有给小盛这样的个人志愿者带来太多影响，但是许多公益机构却不得不考虑疫情的干扰。

爱小丫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暂时转移工作的重心。年初，出于女性医护在生理方面的需求，爱小丫开展了一个女性医护计划，为这些女性医护们筹集安全裤，或者是湿巾、纸巾等物资。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的妇联都和爱小丫进行了合作，帮助爱小丫将物资成功送进最一线的医院里去。

但这只是一时的应急措施，疫情对于爱小丫的影响不只如此。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亚东都在线上进行办公和工作。他记得，当时负责制作“小丫包”的工厂并没有开工，“小丫包”本身在制作方面就已然出现了延期。

从“小丫包”开始，几乎所有需要实地考察、或是到当地进行对接的工作，都出现了延迟，亚东一度苦恼于怎样将这么大的工作量在下半年安排妥当，做好落地。

他也没办法回应一些询问。为了保障所有受资助对象的信息隐私，爱小丫基金会当中，所有孩子的信息库只有到基金会之后才能够查询，在家里是查询不到的。一些捐赠人在三月、四月的时候给亚东打电话，想问问他那些受资助的孩子在疫情期间的状况如何，他只能抱歉又无奈地解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登进去这个系统，去帮忙查孩子的整体的进度”。

而直到十一月，许多学校也没有放开、允许志愿者进入，本应按时发放“小丫包”的一些地方，已经停摆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种短暂的停摆，也让爱小丫和亚东都有了更多思考的机会。今年，和女性有关的话题频频出现在社会新闻和影视作品当中。在年中大火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当中，顾佳参与了一项帮助茶山女童的公益援助，这正是《三十而已》为爱小丫提供的一次免费植入。

不久之后，随着“散装卫生巾”和“月经贫困”的话题出现在微博热搜，爱小丫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不全是鼓励，还有很多反思、批评和质疑。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后者主要是针对“小丫包”的价格和构成。在爱小丫受到关注的第一时间，便有人对“小丫包”中“妹妹包”是否值66元、“姐姐包”是否值88元提出了质疑。“小丫包”里的饰品能不能不要？内衣裤为什么还要买？尽管外包装用的牛津布包可以反复利用，女童们也很喜欢上面的卡通图案，但批发价格会高达十几元吗？简简单单捐一些卫生巾就好了，其他的东西真的有用吗？更直接一点的会问，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质疑有大有小，有的爱小丫在官方微博上给出了正面回复，有的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亚东作为爱小丫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在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所有的物资采购的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其他法规定，还有基金会管理条例，去做的比价也好，或者招标也好，所有的流程都是合法合规的”。不过，仍然有不少人并不信任这种解释，放弃了从爱小丫这个渠道进行捐赠。

价格公示图

亚东觉得有质疑是很正常的，但他也在思考。在“散装卫生巾”的话题火起来之后，他和同事们便开始开发一个新项目，也就是辅助“小丫包”的卫生巾计划。他们打算联动当地的教育机构和卫生机构，在学校里给女童们搭建一个卫生巾供应站。

在设想中，女童们可以拿着志愿者发放的卫生券，到卫生站去领取下个季度或下个月使用的卫生巾，也就是像网友们所说的一样，单纯地满足女童们在卫生巾方面的需求。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功立项，进入了审核阶段。

这种思考也不局限于工作。有时候，他会思考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在办公室直接负责爱小丫项目的工作人员里，有4名女性和2名男性。六个人会对工作内容进行默认的分工，比如，和女童直接沟通时，亚东和另一名男性会自然而然地回避。“但是其实还好”，亚东并不觉得尴尬，“生理健康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定要去直面的一个话题”，他为这份工作专门学习了不少女性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自己参与到谈话中，女童的感受和当地人的看法所带来的影响。

大多数边远地区的人们认为男女有别，很少进行换位思考。不少男性甚至都不了解女性会有月经，也不明白她们怎么处理月经。但是，城市里的男性似乎也对这个话题和这种工作有着某种芥蒂。

尽管亚东没有被人询问过“一个男生怎么做这份工作”的问题，不过，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同样做女童关爱项目、但团队中只有女性的合作方。对方一直想要招到几位男生，问亚东：“你作为一个男生，怎么想到要做这个项目？”

亚东只能回答，“我很认可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得好。”

不过，停泊终究只是一时之举，生活还在继续。

冉小小采访的电话里，她三岁的孩子轻轻地喊她妈妈，咿咿呀呀地用孩童特有的语言说着话。在有了孩子之后，她对于“母亲”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遇到那些留守女童时，更能理解她们的缺憾。

说到自己的孩子和那些女童的原生家庭对比时，她语气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比较，“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并且骄傲地提起，在今年夏天，一些受捐助的孩子考到了重庆市区最好的中学里读书，“我们这边有今年有四个孩子都考入重庆了，巴蜀、南开、一中、三中这些，最好的这种。我们一般称它为‘七龙珠’。”

周兰觉得回归工作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她原本是个内向的人。疫情期间，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在家里关上一两个月完全坐不住，但周兰不是。她觉得一两个月都不出家门也没有问题，她本来“就是这种不善与人打交道的人”。

但是回归工作之后，她又开始和村民们打交道，主动结交他们、融入他们。现在，下班之后，她会在自己住的村子里面散步，“关键是你做社工的，你不和这些人建立关系，你后面怎么开展工作，是吧？”

小盛最近在参加凉山州宣传部的宣传活动，也忙着卖土特产。在她朋友圈的图片里，橘黄色的雷波脐橙、圆润饱满的丑苹果都沉甸甸地挂在枝头。有一张照片里，她将橙皮剥开，果肉切去一半。在镜头当中，那个橙子看起来就像一朵向日葵，明亮而动人。

万祺又一次完成了她的演讲。这一次，她没有忘词，激动地在朋友圈里多打了一个感叹号。为这些观众们拍照时，万祺发现，场地很小，座位有点少，有人没有座位，但还是站在最后面听完了演讲。大多数人都带着彩虹色的口罩，万祺无法判断他们的神情，但是在角落里，一个拉下了口罩的人对她露出微笑。

万祺拍摄的照片

亚东在十月底的时候和女友举办了婚礼，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提到这件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他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叫“语儿&哥哥”的视频号，喜欢看视频里3岁的小女孩向15岁的哥哥撒娇，“心都会融化了”，未来他和妻子或许也会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想，如果大众能够接受他，他也还喜欢这份工作，他会一直继续坚持下去。

（本文受访对象均使用化名）

采访丨李逸轩

撰稿丨李逸轩

编辑丨胡丹阳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多诺瓦 蕉蕉 Tenlossiby

排版丨汪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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