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性教育，如果搞成性别差异教育，就偏了

各部委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的回复，常常引发社会争论。2021年截至目前，已有培养“阳刚之气”和“放开生育政策”两个热门话题。

关于“阳刚之气”的讨论，源于1月28日教育部官网一份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提案题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回复提出，“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教育部《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的答复

（图源：网络截图）

此后，舆论呈两极分化发酵。有声音痛斥，提案中“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法反映的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也有声音认为，就应该让“男孩有男孩样，女孩有女孩像”。

从性别意识、性别平等延伸，背后还是讨论多年的性教育。“阳刚之气”的争议，再度引发对性教育的关注。然而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社会学、性教育学专家，校长、教师诉说的实际情况是——每次新闻事件一出，性教育就会被重新审视，之后又被继续搁置，在现实中难以推进，甚至出现某种倒退。

《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57%的大学生从没和父母谈论过“性”。到了大学阶段，只有52%的同学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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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的“盒子”从小就存在

“缺乏性别平等视角。”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看到提案的第一反应。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只有在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事时，才需要“防止”。

但她并不感到意外，认为性别刻板印象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比如，人们常用魁梧、勇敢等词去赞扬男性，而温柔、细心则“应该是女性才具备的特质”。

2004年3月18日，杭州首堂小学性教育课试讲，男女分开上课。初次接受性知识教育的女生们显得很害羞。

（图源：视觉中国）

成都的中学老师杨蓉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曾给学生做过的一项实验。她先给学生讲解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再让学生们写下：“你欣赏的男/女孩子是什么样的？拥有哪些特点？”

写下之后，让学生去区分，黑板上哪些词汇是男性女性都可能共同拥有的。最后学生们会发现，一般情况下，某一性别不能同时拥有的就只剩下阴道、阴茎等生殖器官，而勇敢、坚强、温柔、善良等特质并不独属于男生或女生。

也有反例，有的学校的性别教育开设了一系列男生女生分开上的特色课程，看似确实是在培养“阳刚之气”和“淑女气质”。成都一所学校曾因开设女生打毛线、男生造火箭的特色课程，被舆论批评。还有的学校男子学攀岩，女子学插花……性教育推行缓慢的同时，类似课程在批评声中，仍有新增。

成都市草堂小学校长付锦在校开设“快乐‘duo’毛线”课程

（图源：红星新闻）

直到最近，在广东中山市，还有一所学校在开设男生学舞龙、女生学绣龙的课程。

中山市教育局教研室科研部部长冯继有曾到这所学校里给教师培训性别平等教育，他表示，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不可能一蹴而就。

冯继有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专家、广东省性别平等教育专家组组长。他说，做性教育，如果缺乏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就做偏了。比如临近放假，总有学校叮嘱女生，“穿衣服不要太暴露”。这种将性骚扰、性侵害归咎于受害者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存在的不只“男性青少年女性化”，也有“女性青少年中性化”。杨蓉就遇到过女生提出不愿意穿女生式样的校服，想买男款校服。

冯继有在学校开展“性别是被塑造的”专题讲座

（图源：网络）

然而传统教育本就存在性别差异。在家庭中，父母普遍难以接受男生喜欢洋娃娃、女生喜欢玩具枪。刘文利认为，这就是基于性别限定孩子的选择机会，剥夺他们兴趣发展的某种可能性。

再比如，男孩一哭闹，如果被喝止“男孩子怎么能哭哭啼啼”，也会影响男性正常情绪的表达。

《科学》（Science）杂志曾有一篇文章表明，女孩在6岁之前就已经形成跟智力有关的性别刻板印象，自己会认为男孩更聪明，女孩不那么聪明。

“在很小的年龄段就把自己束缚在性别的盒子里，影响了今后的发展。”刘文利认为，男女天生的差异没那么大，更多来自社会建构，孩子吸取到的所有周围环境信息和与他互动相关的影响因素，都会影响对性别的认知，包括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和对另一性别的认知。

刘文利在演讲中

（图源：爱与生命课题组）

这样的结果是，刘文利和冯继有都在教师培训时发现，教师本身的性别刻板印象相当突出。比如，天然地认为女生的数理化会弱一些。有老师也会看不惯“男孩子怎么像个女孩子一样细声说话、动不动就哭”。每当此时，冯继有都会给老师们详述社会性别理论，帮助他们了解性别气质的多样化，从而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兼具了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不能凭固有观念，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长大的。”冯继有说，“老师也需要性别平等的思想启蒙。”

2

 教材屡引风波

性教育课程男生女生分开上，本身就是教育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一个表现。

刘文利常被邀请到北京各中小学开展性教育专题课程讲座，也常被要求男生女生分开讲，她往往都拒绝了。“难道男生不应该知道女生月经？女生知道男生会遗精又如何？”刘文利反问。

关于性教育课程教材、读本，南方周末记者试图查阅公开信息，但发现披露甚少。刘文利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下称“《性健康教育读本》”）也已下架。该读本2010年出版，到2017年，有18所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以此为校本教材应用。

刘文利给孩子们上课

（图源：爱与生命课题组）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胡珍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不到性教育教材信息很正常。因为必须是教育部规定上了课表的课程才能有配套教材，且要根据教育部颁发的课程大纲来编写。“没有哪所学校将性教育放进课表。”胡珍说。

刘文利主编的《性健康教育读本》也只是校本教材，但引发过数次讨论。她介绍，社会性别平等是《性健康教育读本》贯穿始终的重要教育议题。一到三年级分别从性别、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三个方面讲起，涉及家庭劳动、性格特质、职业选择等热点话题。

六年级会涉及“性倾向”内容，如同性恋、双性恋等，认为任何人都要有平等权利、相同发展机会，应该得到公平对待。正是这部分，在2019年1月被人称其宣扬同性恋，并引发舆情。目前，刘文利正按照主管部门意见修改，她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可能的再版时间。不过，也有些内容得以保留。

《珍爱生命》系列读本所引发的争议，将刘文利和爱与生命课题组推到了风口浪尖

（图源：爱与生命课题组）

2017年，这本读本因涉及“阴茎”“阴道”等性科学名词被家长质疑“尺度大”。如今的修订中，相关部门允许保留这些生殖器官的科学表述，“同性恋”则未被允许保留。

但这种保留已是一种进步。早在201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玫玫编写的性教育教材《成长的脚步》曾引发更大的舆论风波。教材中一张阴茎插入阴道的图画被公开，有批评称“小学教材很前卫，教学生性交”，教材被全部收回，北京市的性教育试点项目一度全面停止。

同样是2011年，上海也上架了首套中小学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但相当一部分学者也批判，这本教材本身就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杨芮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该书“把冒险专门与男生联系起来，把它看作是男生的天性或者需要被培养的特质”。

南方周末记者对照该书的家庭版读本，发现书中用“好奇心十足”“保护弱小”“一人做事一人当”等词语形容和要求男孩，鼓励他们成为男子汉。对于女孩，该书则塑造了“小公主”“小棉袄”等形象，认为女孩的优点有美丽、善良、温柔等。冯继有也批评道，该书还是强调男孩擅长理性相关的活动，女孩更感性，缺乏社会性别理论的支撑。

不过，这套教材对性别差异的强调，恰与近十年后的“阳刚之气”相吻合了。

刘文利在讲座中

（图源：爱与生命课题组）

另一值得注意的点是，刘文利试图出版《性健康教育读本》时，出版社表示，一定要在性教育中间加上“健康”二字才可能出版。而现在，绝大多数学校在开展性教育课程时，也都称之为“性健康教育”。

中国性教育，一直是在这种遮掩中“往前走一步，往后缩一点”。

虽然没有了《性健康教育读本》，北京大兴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沈桂香，仍然坚持推进性健康教育的校本课程。小学六个年级，每个学期6节课。她的学校认为，流动儿童更迫切需要性健康教育，所以课程推进并没有太多顾虑。

3

“老师不一定能讲明白性教育”

真正上起课来，老师不一定能讲明白性教育，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性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普遍提出了这一担忧。现实是，没有固定课时，性教育常被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让体育老师讲健康教育，未免太不专业。在很多学校，会让校医或是心理老师来承担寥寥数次的健康教育课程。连健康教育课的课时和师资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性教育了。

沈桂香的学校推进了十余年性教育，至今没有一名专职教师，语文、数学等主课教师自愿报名，参加性教育师资培训，再轮着把性教育课程上起来。

在高校师范专业，也不会教这些未来的老师怎么上性教育课。

11年前，胡珍在四川省高校开性教育辅修专业先河。当时她借鉴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开设的性教育辅修专业的教学计划。首都师范大学在上世纪末开设这一辅修专业，还获得教育部授予的“教学成果一等奖”。但由于中小学没有性教育课程设置、没有相应编制、学生没有就业出口等各种原因，这一辅修专业已停招多年。

胡珍在成都大学首开四川高校性教育副修专业先河，也是目前国内高校唯一的在师范专业中开设的性教育副修专业

（图源：网络）

成都大学选修性教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师范生，其中很多来自小学教育专业。陈玉梅就是其中一人，她拿到了性教育专业的结业证书。

之所以发的是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胡珍解释，“因为目前，教育部颁发的本专科专业目录设置中没有性教育专业，没有专门培养性教育师资的学科。”

陈玉梅目前在一所学校任职德育课老师。至于性教育，她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在思想政治课中加入性教育的内容。她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男女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但在谈家庭分工时，她不会刻意强调什么事必须母亲做，而是传递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教育理念。

陈玉梅和杨蓉都坦承，在性教育一线教学工作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师资。“心理老师也不具备性教育的专业背景。”陈玉梅说。

陈玉梅在青鸟讲坛上面对教师群体开展《性教育，自然谈——小学为何要进行性教育》的专题分享

（图源：网络）

对杨蓉而言，如果她要成为专职的性教育教师，首先学校要允许有这样一个平台，其次要给课时。另外，在职称评定时，也就是教师的发展路径上，要有一条路可以走得通。

现实情况是，社会上呼声再大，学校里性教育始终只是很边缘的学科，真正懂性教育的老师也往往不会得到太多重视。归根结底在于，整个教育系统并没有针对性教育的考评机制。

4

性教育推进看人，不进则退

哪怕在地方教育行政系统，也鲜有专门部门统管性教育相关工作。冯继有所在的中山市，是将性教育交由保健所监管，保健所是市教体局下属事业单位。

刘文利梳理了性教育工作在教育部归属中的历史变迁。从1988年开始，当时的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有一个人口教育处，负责在中学开展人口教育。是年8月24日，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通知里的“青春期教育”，实际上指的就是性教育。开展时期从青春期开始，对应当时的学段就是在中学，小学是没有性教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订）中规定的儿童权利包括儿童性权利，主要体现在儿童的性健康权、性教育权和隐私权等方面。

（图源：网络）

那一年，刘文利还是北师大一名硕士研究生，刚进入性教育研究领域。这份来自国家教委的红头文件曾在一段时间内让性教育研究者感到兴奋。33年过去了，刘文利却感到，学校性教育发展甚至有倒退迹象。

“中国青春期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德育管。”刘文利说。德育当时在国家教委归基础教育司管。2011年教育部发布了国家级课程的课程标准，其中就有《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发布《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健康教育中，有一些内容是跟性教育有关的，但非常有限。

但早在此前，2008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发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也涉及性教育的内容，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内容。

2011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出来以后，实际上是把体育课和健康课放在一起作为一门课。“课程标准里大部分都是体育的内容，健康的内容非常少。”刘文利分析，“比起2008年《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内容，健康教育又削减了好多。”

2020年10月，性教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从2021年6月1日开始执行。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被不少性教育研究者看作对性教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家庭教育法（草案）》自2021年1月27日起，于中国人大网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月25日

（图源：网络截图）

但刘文利并不乐观：“如果按照法律执行，凡是不开展性教育的学校，是违法的。那就应该有人来追究校长不开展性教育的违法责任，但我很难相信，将有校长被追究相关责任。”

即使开课，学校也可以用一两节专题课讲座来敷衍了事。“性教育在一个学校里能不能做下去其实看人，看校长。”胡珍坦言。

冯继有也表示，尽管政策不断出台，但学校和老师对性教育的推进并不积极。

不过，冯继有提到，在一次培训中，他结识了成都那所让女生织毛衣的学校的校长，聊了很多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这位校长说，遭到舆论批评后，学校也作了很多反思。她后来去芬兰学习，发现那里的中小学也开缝纫课，但是男孩女孩一起上的。现在，她所在的学校变成了四川性别平等教育的一个试点学校。

聚光灯之外，改变和坚持似乎在不同的角落里默默进行，但又因为如履薄冰而进展有限，成都那个想穿男款校服的女生，最终也没能实现“愿望”。

已获南方周末获权转载，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来源丨南方周末

排版丨逯佩远

视觉丨李敏惠

校对丨张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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