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怎样纪念灾难？
城市人文系列沙龙是由启皓与Lens联合主办
沙龙倡导让城市回到人文，让美学回到生活
一场大灾难发生后，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纪念景观如何生发出力量？
国人最近一次经历这种讨论，是围绕天津港爆炸20多天后当地政府推出的“海港生态公园”计划。这一计划引起一定的争议，其中一种声音指向了“它只是一座能遛狗的平庸的城市公园，还是一座能用来体验、反思、追忆的特色公园呢？”
在争论的同时，我们不妨来看看挪威是怎么做的。
2011年7月22日，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于特岛枪杀了69名参加夏令营的青少年，并在此前的两个小时袭击了奥斯陆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造成8人死亡。在这个保持着极低犯罪率、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里，这样的灾难触痛了所有挪威人的神经。
Lens在2011年8月号以《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给挪威乃至欧洲人带来的冲击。2013年1月号Lens又以《“邪恶的碎片还留在我的身体里”》为题报道了事件遗留的问题，和挪威人对抗恐怖的态度。挪威人不是以仇恨，而是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主、更加民和的态度来打败恐怖。他们也决定在这个爱心形状的岛上，为这场灾难建设纪念景观。
其中一个是建筑的形式，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岛上的居民不希望每天开窗就要看见这样一个建筑。
西克斯滕·拉尔夫（Sixten Rahlff）所在的事务所通过竞标，接手了为遇难者和其家人设计的部分。他们决定从自然入手。
9月25日，拉尔夫出席启皓·Lens“城市人文沙龙”第二场——“极光森林的人文美”，分享了整个项目决策、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担任了这场对谈的点评嘉宾。
“现在到当时事发地点时，你不会看到任何痕迹被留下来，自然不会像人一样保留悲伤的记忆。它只是一味地把所有的事情吸收进来，然后把事情掩盖。但是你从事发的建筑物当中却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自然的美妙之处。”拉尔夫说。
整个过程非常民主化。除了竞标，委员会还要收集人们对项目的反馈意见。他们一共收到来自挪威全国的600多个意见。拉尔夫在两个月的时间把这600多个意见都整理好。
他还邀请资深的生态专家给他们提供意见。“在建筑建造之前我们必须得了解自然的环境是怎样的，我们首先得知道光在哪儿、风是怎样吹的，只有这个事情搞清楚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拉尔夫说。他一直记得一位老教授说过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你可以使用自然，但不可以消耗自然。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注意到现场有很多的蝴蝶。我们与昆虫专家一起合作。在岛上，不同角落里都有不同种类的蝴蝶，但它们通常会聚在花朵最繁盛的地方。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是正好能够把所有这些蝴蝶集中在一起的地方，是遇难者的家人可以一起坐下来沉思、哀悼的地方。”
“周遭有很多松树，自然光线非常好。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圆形作为设计的基本图形。在全球大部分的文化当中，包括挪威文化中，圆形代表着聚集，圆也是一种保护意识。我们就在这个圆形范围内种植所有吸引这些蝴蝶的植物。”
“我们决定在大圆圈中还要有一个小圆圈的图形，这个图形是被吊起来挂在树上的，树的成长将会给这个圆形不断带来变化，而圆形上会雕刻那些受难者的名字。我们跟专家一起讨论如何在不使树受伤的情况下把这个圆形吊起来。我们得确保绝对不会对树木造成任何负面伤害。”
“这个项目完成得非常粗糙，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和愿意参与的受害者家人们一起实施这个项目，他们并非专业工人。我们用了三个周末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的他们。工作期间有人笑，也有人哭，所有的情感都在同一个地点释放出来。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之前并不认识，但因为共同的经历，我当时在工作中看到他们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也看到他们的人性和坚强。后来，我们也变得跟他们更为亲密。他们也表示，参与这个项目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纪念家人最好的方式。”
“现在，这些种下的植物开始开花，蝴蝶开始被吸引过来。”
“钢圈上镂空了所有受害者的名字，这个过程挺不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希望把孩子的名字刻在上面。所以，我们收集了同意者的名单。然后，我们还想了一个办法，当需要新增名字时，不需要把钢圈再拿下来就可以篆刻，这需要细致的技术处理。
名字后面附上这些孩子去世时的年龄，都非常年轻。在这个圆环上，这些孩子的名字,没有哪一个是开始，也没有哪一个是结束……文字是镂空设计，有光线透过来，好像每一个名字都闪着光。我们对字体的设计也颇为用心，从背面看，字母就像花一样。
在圆圈外你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大海的声音、风吹动的声音。一旦你站到圆圈的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抬头可以看到蓝天。”
李迪华教授点评
“非常感动。其实在挪威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相信的。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今天的北欧国家应该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度。他们接收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给当地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可是，我在跟他们的居民交流时，他们都说：‘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那么谁去关心他们呢？’
“在这背后，我相信就是因为人类在经历了各种大灾难后，我们一直在向灾难学习，努力尝试如何不以仇恨去回报仇恨，而是想方设法用爱去化解仇恨。”
“欧洲有两类建筑创新让我特别感动。一类是教堂。无论走到哪里，你不会见到两座完全相同的教堂，这跟我在中国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中国八百年前的佛庙，和现在建设的佛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欧洲各个地方的教堂创新是最多的。另外一个建筑物创新就是纪念性景观，你永远不会见到两处完全相同的纪念性景观，但是他们都在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们在怀念，或者说我们在沉思，但是同时我们在交融，我们在跟逝者交融、在跟凝视这些纪念的人交融，以及人与自然交融。在欧洲，很多纪念景观是最巧妙的景观，会看到人与自然的因素。”
“西克斯滕·拉尔夫将挪威人或者是欧洲人对自然性、人文性的理解完美地结合，所以我们可以在那样一个自然环境里面，既去怀念亲人，同时又想方设法去感受自然带来的和平，让我们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并且去传递‘爱’，而不是灾难带给我们的仇恨。从你的设计中我看到一种希望，看到一种生命的循环和永生。”
“所有人类都有纪念性（景观），那么，中国的纪念性（景观）在哪里？你会看到对权力的纪念。但还有一种纪念我们忽视了。比如我曾过去过广西、安徽、广东，在田间地头尤其是公路上走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路边立着一块石头，写着‘泰山石敢当’。这样的石头不应该出现在公路边。我曾在路边等待很久，等一个当地人来告诉我出现这样一块大石头的缘由。后来，一个村民告诉我说，几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小孩在这个地方被汽车撞死了，所以他的亲人就在小孩被撞死的地方放了这块石头。第一，这块石头是有纪念性的；第二，它提醒着所有经过的人，那个地方容易发生危险，大家需要小心。”
“我家里还留着族谱，我能够知道我的祖先叫什么名字、他死后葬在什么地方。所以，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纪念。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对权力的纪念。其实我们缺失了一个象征，在当代文明里叫做公共性，或者叫做社会性。我们缺少了这样一个东西。”
启皓·Lens“城市人文沙龙”，众多建筑设计师、学者和媒体主编参与了分享和讨论。更多精华还将在后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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