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大学者的鲁迅

自我父亲去世后，我就一直在作整理他的文稿的工作。2001一2002年前后，父亲写了一组“人物”的文章，不少已在文汇报“笔会”刊载。这篇关于鲁迅的文字是他比较靠后一点写的，文章最后还补充了一段周海婴的文字，缘于2002年6月他们才有会面交往的机会，在《怀念杨霁云先生》补篇中也有所涉及。(周伦玲)  

一般意见，尊仰鲁迅先生是位伟大的新文学作家，这原不错。我专崇他的另一面：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旧一点的尊称也就是硕学鸿儒，虽然沐浴新潮，根柢实源于旧脉。

先生的不朽之书，治学的伟绩，可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

2001年新年之际，得到辽宁师范大学梁归智教授的一份礼物：一架小月历，可立于案头，“历架”背面还写着一首七律赠诗。那前半写道：

红坛谁弄百年潮，
一缕心音韵未消。
王蔡胡俞输鲁史，
李蓝何蒋混曹貂。

 那第三句说的就是先生的《史略》一书中的“红学”见解，是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俞平伯四家，考红评红者所均不能及。只这一句诗，就大有识见。

我听有些人的看法并不如此，认为鲁迅论《红楼梦》那一章书，无非是采用了胡、俞二家之已有考证之说，以为主体，联缀而成为一章专题“史介”，别无新意——怎么能与王、蔡等诸公相比？再要说是王、蔡……所难及，那不恰恰颠倒了事实了吗？

是这种论调对？还是梁归智教授的诗句对？

本文要“写写”鲁迅，心意首先就是欲为梁句申明，他的识见高于一般论者。

在我看来，鲁迅对“红学”的远见和卓议，远远超越了百年间的所有涉《红》的诸位学者，包括王、蔡、胡、俞，如谓不然，或犹怀疑惑，那么请听在下的拙见——有理无理，公允确切否？敬请批评指正。

鲁迅在《史略》第二十四章讲《清代之人情小说》中，一共提出多少新意创见？这也许是有些专家所未及细想的。粗列如下：

是先生首先分说与读者：雪芹之书本名《石头记》；《红楼梦》一名是后人改加的。（按，先生是1924年已到西安演讲小说历史之变迁的，《史略》的写定印成，略后于此。其时，无人明了本名与改名的真原因，盖《红楼梦》一名本是第五回曲子名，一度借为全书之异名，但不久即又恢复了本名。及高鹗续貂，以假尾40回缀联，伪称“全璧”，方改为《红楼梦》，已非雪芹本怀定称了。）

是先生严辨真本与非真本（即流行的120回伪本）之区别。凡在《史略》中引用芹书文字时，概以有正书局石印本戚蓼生序本为准——此为先生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的未遭高鹗篡乱增删的接近雪芹的“亚真本”。（应知：《甲戌本》是真本，但那是迟至1927年胡适先生才于上海得到的珍贵抄本。是故先生讲授著述时，世上尚无另一部真本也。）

是先生首先明确指示与人：伪本与真本大有差别，个别地方虽略有貌似，而实质则“绝异”。

是先生首先为人们提醒：雪芹著书笔法，多有“伏线”。评议续书，应以是否符合雪芹伏线为第一标准。

是先生也同时指点出：80回原书既断，以下的情节文字如何？是最重大的问题。他虽然说是80回后难以“必（动词）其究竟”，但已清楚表明：先生十分关注的，端在芹书真本及其后半的真相本旨。

是先生第一个在叙述雪芹的家世生平时，为之立了一个“简传”。至今视之，（虽后来史资续有多次发现），基本正确。此实为第一创始，难能可贵。

是先生特别注意揭示“然不知何因，似遭巨变，家顿落……”这个“史断”，见出先生的识力与眼光，足以穿穴历史埋藏，发其隐秘——当时无一人能识及此一要点。

由上所列，这些贡献，必不可脱离历史，站在今日已有的研究积累的知识上，反来吹求先生当时的看法提法有多少“不准确”——那就忘了你若与先生同世，那时你的学识能跟得上先生几分几厘？盖难之矣！

可以总结几句：举凡后来“红学”上的所有关键点课题，先生早已逐一地接触到、考论到了。这是多么惊人的学力与识力！——可以温习一下胡、俞两位的同时代见解，对比异同得失，就一清二楚，无待在下絮絮而备陈了。

1927年《甲戌本》以及稍后《庚辰本》的发现，证实了先生认定另有“真本”的预见。“必其究竟”以及“伏线”的提示，又是近年“探佚学”分支专评的真正根源。同样重要的，先生指出的“巨变”说，也完全在我们研索中得到了实证，曹雪芹的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巨变”的努力，而且收到了功绩。

还该特别指出：是谁第一个注意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史迹：康熙大帝南巡至江宁，称曹寅母氏孙夫人为“吾家老人”，并御书“萱瑞堂”三大字赐之？也还是先生在《小说旧闻钞》中揭示于“世之考红者”的。（这件重要文献出于《御书萱瑞堂记》，见拙著《新证》引录全文）。要知道：这就是那后来“巨变”的总根源！

先生将《石头记》定名定位于“人情小说”，更是一大“革命”——对以往的“政治小说”、“性理小说”、“谶纬小说”、“言情（即今之‘爱情’）小说”……种种名色，彻底予以否定，而“人情”一词，就是写人的性情的意思，兼包人以真性情与他人相处相待的一层关系。

这是先生对雪芹著书的最深刻的认识。

至于先生对雪芹的创作方法，也是自有惊世骇俗之真知灼见：“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又在杂文中昌言曹雪芹是“整个的进了小说”！这一切，都显示出先生的中国小说文学的独到的理论认识，而不是盲从于西方外来的论点主张。

通观先生的“《红》论”，有一点极应体认：他在统研通论小说全史时，在学术著述中而特别注入了敬佩赞成的感情的，只有对雪芹一例。他说芹书“文笔旖旎”，甚至称雪芹其人为“佳公子”。倘若性情气质上没有共感交流，这是不会有的现象——比较一下他论述吴敬梓的章节，就不“待”烦而自明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出于“偶然”的“兴会”？还是因为“偏爱”？……大家允宜作一番深长思，莫以等闲视之。

鲁迅先生给《史略》新版的最后题记是1936年，说明无改动之处——那代表他的定见。就在当年，他辞世了。那时我还是天津南开中学的高中生，无缘得见先生生前音容笑貌。南开中学是全国有名的中学校，最有特色，其教育精神是学生思想活跃清新，自由民主，没有“死读书”的气息。因此之故，先生的名字，却早已熟悉，并且私衷崇敬了。及至1941年冬燕京大学被侵华日军封闭后，我与顾师（羡季先生，名随）开始以通信形式论文敲句，以寄家国忧思，我们一次提到鲁迅，他来信中说：平生未及亲炙，以为憾事；但自己久以私淑弟子自居。……几句话令我深为感动，至今不忘。

多年来我怀有一个愿望，找个学友一起把《史略》笺注一下，可供高中或大学初级中文专业作为教材，因为先生此书应列为必读书。此愿至今未偿。或有独力能为者代偿我愿，更好。我与亡兄祜昌每每道及：读先生的那几句话：“……大器晚成，瓦釜以文，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二人感叹一番：这是何等的伟怀，何等的弘愿！听听先生的话，那种抱着自鸣得意的“大著”以为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不许他人“染指”的人，岂不愧煞？

我写此文，无由记先生之为人，而只论其治学之一例。天下追忆先生的文字岂以万千计，唯罕及先生之“红学”的创见和预见之光辉，实不可掩。故不揣浅陋，于此记之。

如今，忽因奇缘，得以与海婴兄有了联系来往，欣幸无量。从海婴兄身上，感受了迅翁的宗风遗绪，感慨万千。——这样，我虽未能亲见先生，也还是想写几句个人的心情。是否有越分妄言之讥，即不复计。

周汝昌先生文稿

诗曰：

先生那可列“红家”？
实学真知偶粲花。
王蔡胡俞难比照，

“晚成”“杰构”影方遐。

本文刊于2017年1月8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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