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梦露 | 张辉
离上一次去阿姆斯特丹已近两年了。两年中，总时不时地会莫名想起在阿市市中心水坝教堂的一次出乎意料的遭遇。
这与本来似乎完全不能联系在一起的一物一人——一座宗教建筑与一个电影明星——相关。那座宗教建筑，就是水坝教堂本身；那个人，则是玛丽莲·梦露（1926-1962）。
生命短暂的梦露应该从未到过荷兰，也与佛兰德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水坝教堂乃是荷兰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与荷兰国教紧密相关。这二者能有什么关联呢？
那是2016年冬日的一个黄昏，当我和友人从附近的荷兰王宫里走出来，水坝教堂几乎就要到关门的时间。带着一点侥幸，我们推了推侧门。没想到，门却还开着。更没想到的是，在教堂最显著的位置，在一般镶嵌玻璃花窗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张有好几个人高的巨幅相片。
我们几乎有点不敢相信，但那确确实实就是玛丽莲·梦露的相片。
是她那幅也许最著名的、用双手护住白色无袖连衣裙的画像。性感、带有几分自我陶醉，同时又难以掩饰漂亮脸庞上若隐若现的忧伤。真的是梦露！赤裸的双脚下的两只高跟鞋似乎使她失去了重心，而花窗中央十字架形状的窗棂，则巧妙地保持了整个画面的平衡。这格外显眼的十字架，使人有一种梦露被“钉”在那里接受刑罚的联想，也更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是在教堂，而不是在任何世俗的地方。
与这张巨幅相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它的下方，在地面上，有另一尊梦露的雕像。这另一个梦露，圣洁、美丽，微微低垂着头若有所思。身着一袭白色的摺地长裙，这个美丽的女人，如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那样高贵。而她脚下躺着的七个男性身体的白色塑像，则又使我们回到了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世界（见题图）。
询问教堂里即将过来关门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在这里——在这个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教堂，甚至是荷兰最主要的教堂，正在举行一个纪念玛丽莲·梦露九十诞辰的展览。这个展览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并且要到次年的春天才会告一段落。
展览非常细致而系统地介绍了梦露的生命故事，展示了她的大量遗物。从她穿过的香奈儿服装，到她的便条、账单以及使用过的咖啡杯，直到她铭刻在加利福尼亚豪宅台阶上的拉丁文铭文“cursum perficio(我的旅程到此结束)”，应有尽有。
而策展人之所以要在教堂里而不是在任何一个美术馆或展览馆，以如此特别而隆重的方式安排这个梦露生平大展，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选择。这从展览中的一段介绍文字，也许多少可以看出来：
玛丽莲·梦露生前乃是传奇性人物，死后声名更甚。她的名声里有神话性的部分。其演艺才能日益赢得赞赏，而她永恒的美丽，则使她成为时至今日依然是时尚和风格的偶像符号。她成功地通过奋斗到达事业顶峰，使她在男权主宰的1950年代，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锋。梦露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至今依然；对许多人而言，她是光芒四射的典范。
策展人对梦露的高度肯定，特别是对她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先锋的肯定，还具体体现在整个展览所集中呈示的梦露语录上。事实上，这些穿插在展览中的语录牌，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梦露的语言所具有的挑战性，以及她的典型的现代逻辑——或反逻辑。她当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者，但至少对策展人来说，她以自己的行动，甚至以自己的死亡，实践了她的现代生活“哲学”或生命主张。她既非“尤物”，也非“祸水”，而是一个人——有代表性的现代人。叛逆而又无助，独立而仍迷惘。不妨把她的那些语录抄在这里：
我有太多的幻想，使我无法成为家庭主妇。
如果我服从所有的规则，那我就哪里也去不了。
我在床上穿什么？当然是香奈儿NO.5。
我为了成功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取悦你或任何人。
当我独处时，我修复我自己。
恐惧是愚蠢的，后悔也是如此。
回过头来看，我猜我过去一直在表演。
对我来说，曾经发生过的最美妙的事情，就是我是个女人。
我并不想在渐渐变老时做整容手术，我要忠实于我自己的脸。
现在回想起来，2016冬天在阿姆斯特丹水坝教堂里逗留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但我一直记得，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友人和我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我们其实都感到了以梦露来作为女性解放的代表，所具有的反讽意味，乃至灵魂深处的寒意。
尽管我们都知道，在教堂进行世俗性的展览，对现在的欧洲而言，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直到今天，我却还是对这个特别的“梦露展”的意义，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
友人曾说，在有“自由之都”之称的阿姆斯特丹举办这样的展览，并不值得诧异。因为在现代的、自由的逻辑中，一切皆有可能，甚至颠倒乃至无视神圣，也是一种可能。但我却倾向于认为，这个展览有某种象征或隐喻成分。至少它促使我们思考：梦露们所集中代表的世俗生活样态，是不是一种新的类宗教形式？是对传统价值形式的有效翻转，却也喻示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生选择？
这，也许就是我对两年前的那个偶然的经历久久不能释怀的原由？
初稿于2016年12月18日
再改于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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