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从富春江到硕莪馆
12月7日为郁达夫先生的诞辰。我们特别刊发作家迟子建的这篇长文，以示纪念。
——文汇笔会
2018年5月，我到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文学节，身为记者和作家的张曦娜女士前来接机。在去酒店的路上，她热心地问我，首度来此想看什么景观，她来安排。我说最想寻访郁达夫当年在新加坡的寓所，张曦娜说恐怕你会失望，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住处未被保护起来，一处她去过，是一家商铺了；另一处稍微偏远，她也没去过。我说不管怎样，我都想看看。
我入住的富丽敦酒店位于城中心的金融商圈，毗邻新加坡河，离克拉码头很近。这座建筑像个古堡，近百年历史了，据说是英殖民地时期的邮局。这里曾有多少公函和家信辗转？有多少喜报和噩耗自此飞向不同的窗口？住在这里，有被装入大信封的感觉。
新加坡的日出很晚，次日七点醒来拉开窗帘，天还暗着。从窗口可望见右前方的金沙酒店，想来日出前的梦最美吧，那三幢平行的高楼的窗口大多黑着，只有顶层串联起这三幢楼的一叶扁舟似的空中花园，熠熠闪光，据说那儿有个著名的泳池。不知在那么高的地方游泳，是否会游到云里去？向左望去，可见榴莲壳造型的歌剧院的底部漫溢着乳黄的光影，仿佛流着蜜汁。而最夺目的，莫过于码头中的摩天轮，它装饰着彩灯，苍穹之下，远远望去，像一只镶嵌了七彩宝石的手镯，要献给谁的模样。想来月亮女神对人造的璀璨不感兴趣，一夜将尽，未曾戴它一下，它也只好空举着。我洗漱完毕，烧壶开水，喝了杯热茶，回床上翻了一会书，再到窗前时，曙光初露，一片青蓝色的流云，腾起于晨曦之上，有头有尾的模样，像极了一头狮子，想到新加坡狮城的传说，我赶紧取了相机，将这惊人的一幕拉入镜头。
陪同我寻访郁达夫故居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文科生伊婷。她先带我去牛车水——新加坡的唐人街，说是初来的游客没有不去那儿的，还有就是我想看的郁达夫最初的落脚点，就在牛车水附近。关于牛车水名字的来由，一说当年新加坡没有自来水时，原住民的饮水每日是由牛车载来供给的；一说当年清扫街市，是由拉水的牛车来完成的，无论哪种说法，水与牛车，都是核心元素，而我喜欢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名字。牛车水的店铺挤挤挨挨的，街巷上空点缀着呈“之”字形的红灯笼，宛如跃动的赤龙。我们先拜谒了两座庙——印度庙和佛牙寺，又逛了几家小店，然后穿过一个过街长廊，就看到一座五六层高的乳黄色建筑。它设计简洁，有着狭长密集的高窗，那些窗侧面望去，就像钢琴键盘凸起的黑键，这是郁达夫抵达新加坡的首站，旧时称南天旅店，如今是一家名为裕华国货的商场。推门而入，看到的是货架上各色的保健食品，其中不乏中药材，商场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这倒有点像郁达夫笔下人物所涉足的场所气息——他写了那么多的病人。资料介绍说郁达夫住在八号房，可现在这里是一个仓库似的卖场，哪还寻得着八号？客房之间的间壁早已荡然无存，那种空虚的宽敞让人倍感苍凉。商场的生意比较冷清，店员过来打招呼，热情向我介绍货品，如果我告诉她我是为寻八十年前一个文人的足迹而来，她会不会递我一碗醒魂汤？
出了裕华国货，去一家新加坡久负盛名的肉骨茶餐厅吃过午饭，伊婷叫了计程车，我们奔向郁达夫的第二处住所，也是他住得较久的地方。我以为车程会在半小时以上，谁料一刻钟便到了。我很吃惊，问伊婷不会来错地方了吧？她笑着说新加坡本不大，言下之意，他们概念中的偏僻，实不遥远。
那片街区行人极少，有一处建筑正在维修，披挂着防护网，所以通向郁达夫寓所的路，一侧成了施工区域。据说这一带是旧时的墓园，新加坡寸土寸金，所以殖民当局开辟此地做公共住宅，有点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郁达夫受《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携家眷来办《星洲日报》副刊，就居于此。位于中巴鲁路的郁达夫寓所，是幢低矮的灰白小楼，像一艘停泊在港口的白轮船。地处热带的缘故吧，二层阳台与房屋等长，跨度大，探出墙壁立面很多，想来那是人们喝茶纳凉的好去处。这里的窗户和我先前在裕华国货看过的相似，比较密集，或许居于赤道的人们热爱阳光，所以窗口花朵似的满墙开放；又或者这里曾是墓园，阴气重，所以开更多的窗口，让阳气升腾。
那幢小楼似乎还有住户，一楼的窗子披挂着白色护栏，这防盗的盾牌，倒很中国风。步入门洞，最触目惊心的是那清灰的水泥楼梯，逼仄，狭长，陡峻，从一层到二层有二十多级，而我熟悉的楼梯，通常十七八级。这样的楼梯，仿佛只为盛年之人而设置。而对于善饮的郁达夫来说，酒后归家，这楼梯间可曾是他借醉瞬时起舞，释放郁闷的隐秘所在？如果这里有老树，当记得郁达夫曾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进出于此，记得这里的欢笑和眼泪。那对被誉为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在来新加坡前感情已出现裂痕，他们在此离婚，各奔西东。旧人离去，新人又至，虽说郁达夫对王映霞难以忘怀，但他情感的海洋一直电闪雷鸣，波涛滚滚，从未止息。面对着这座不闻人语的楼，想着它是郁达夫人生接近终点的驿站，我再打量它时，感觉这是一座灰白的纪念碑，而那险峻的台阶，像风暴中心层层涌动的海浪，将那凄风苦雨的岁月定格在这里。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并未有震撼力的作品出现，他这时期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所写多为政论文章，一些随感和旧诗。除却主观因素，不得不承认，个人情感受挫，不得不承认，环境的变化和时局的动荡，这惨烈的现实刺痛着他，也使他没有更大的精力和更从容的心境，进入缪斯世界。
我第一次读郁达夫的小说，是三十多年前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时。不到二十岁的我，读惯了现代文学史教材中那些凛凛正气的幽愤之作，听多了呐喊和疾呼，读到《沉沦》，有点怦怦心跳，好像在一片血光飞溅的战场上，发现了一枝独自芬芳的野菊，美得凄迷，它怎么可以宣泄青春期的我们都会有的坏情绪？那种唯美的堕落，伤感的消沉，立刻俘虏了我。记得教材参考读物中，还附有他另外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读后也一样喜欢。
做学生的时候，为应付各门功课，读过郁达夫的个别小说和散文，崇敬之余，并没有找来他更多的作品细读。毕业后分配回故乡，当了两年语文教师，因为期间开始陆续发表小说，所以两年后大兴安岭师范将我调回，让我到中文系执教。其本意是发挥我的长项，让我开写作课。但教写作课的老师对这门课极为不舍，而我以曾经的学生身份与教过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本就压力巨大，所以当主管教学的领导跟我道出实情，我不能教写作课时，我说尊重老师的想法，我可开其他与文学相关的课。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就落在二十三岁的我头上。以我的资历和阅历，这门课对我来说是太重了！我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必须勤学苦读。如果不对现代文学史教程中涉及的作家，倾注亲人般的热情，你就无法开好这门课。事实证明，这门课程对我日后的写作，是一种默默的滋养。
如今的郁达夫，同张爱玲和萧红一样，被众多的海内外学者再发现再研究，早已是浮出海面的冰山，巍峨毕现，光华灼人。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郁达夫在教材中所占位置并不突出。我因之前做学生时对他的作品印象深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后，便去图书馆把馆藏的郁达夫作品，悉数读了，愈发觉得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卓尔不群，理应席位更高。我未请示系主任，自作主张撰写教案，给郁达夫开了个专题。这在中文系来说，不是件小事，因为课时是固定的，我倾情介绍郁达夫，必然要对与之并列的一两位现代作家做课时减法，而这是违背教纲的。虽然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支持和褒扬了我的教学法，但教务处的人知晓此事后，还是找我谈话，说是教师要尊重教纲授课，不能以个人好恶改写教材。我口头做了检讨，心下却得意——反正我也讲完了。
十年前因为任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终评委，我到过郁达夫的故乡富阳。记得初冬时令，一行人乘船游富春江时，天色灰暗，江水灰暗。我站在舱外，迎着冷风，望见江上有精灵般的水鸟翻飞，在苍茫中尽显生命的活力，无限感慨。富春江养育了郁达夫，而他就像这时令江面盘旋的水鸟，心事透明，渴望自由，颠沛流离，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从未停止过搏击的翅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后来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我们上岸参观一处景观，路过一片桑园，桑树上是残枝败叶，听不见虫鸣鸟语，格外寂寥。天倒是晴朗了，阳光照耀着桑园，似乎想用它的金丝银线，将这颓败的桑园重新缝补了，还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给我们看。可我却痴迷那水中的苍凉和岸上的萧瑟，因为它们跟郁达夫作品的气息是相通的。
而就在两年前，我再次来到浙江，领取《钱江晚报》的一个年度文学奖。本以为行程与郁达夫是无关的，但主办方将与会者安排在翁家山的民宿，这等于展开《迟桂花》这篇像羊皮口袋一样朴实纯美的小说的袋口，将我们纳入其中，你不得不沉浸在《迟桂花》的氛围中。正是南国暮春时节，晴雨不定，翁家山忽而阳光明媚，忽而细雨霏霏。雾气时而罩住了山顶，仿佛给它戴了顶帽子；时而又在山脚摇曳，仿佛要给它缠一条腰带。尽管山上商贸气息浓了，茶庄林立，但翁家山空气清新，没有令人压抑的高层建筑，还是颇为宁静，有股说不出的清幽。记得作家萧耳带我们在翁家山看茶园，赏奇花，穿行在山岭间的她长发飘飘，一袭及膝的丝绸长裙随风舞动，简直就是画中人。我心想难怪郁达夫笔下的江南女子，那般的风姿绰约。而我在一个微雨的午后，撑伞在翁家山闲走，经过一座小山时，看见山下立着的指示牌，赫然写着烟霞洞，心下一动，《迟桂花》里翁则生和莲儿的家，不就在烟霞洞吗，于是拾级而上。登至顶上，却不见炊烟，一世界的细雨敲打着冷清的石阶，山色迷离，感觉鬼魅正在湿漉漉的山谷游荡，说不出的阴森。而小说中的烟霞洞，活色生香，倒比现实的更真实似的，烙印在记忆中，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郁达夫《钓台题壁》诗碑
郁达夫在现实世界中，既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也是一个率性多情的骑士，只要他中意的草原，不管领地属谁，都会冲破藩篱，策马纵情驰骋。这固然可以看出他天性的自由，但也从另一侧面看出他的自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已成为他诗作中的名句，人们对其中的“美人”，意有多解，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单纯的美人。郁达夫因热恋王映霞而抛弃结发妻子孙荃，孙荃自此诵经念佛，戒荤茹素，郁达夫等于践踏了一个无辜女人的青春和幸福。尽管郁达夫其后在经济上对孙荃仍有周济，但孙荃对婚姻的失望，可想而知。她的遭遇也令人想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这两位旧式妇女的性情和遭遇，惊人相似。她们忠贞不贰，有着超常的忍耐力和大慈悲，只不过命运让她们上错了船。我这样说，并没有在道德层面，苛责那个时代受父母之命缔结姻缘而勇于解散的人。因为在人性层面，真爱是无罪的。但郁达夫的一生，不善于维系爱，也不会受困于爱，他几度婚姻，明明暗暗的情人不断，还是妓院中风雅的来客。他意气用事，读他杂文时，遇到他形形色色的郁达夫启事，我会暗笑。他也终因《大公报》上向王映霞发难的那则著名启事，将他人性中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呈现给世人。这类启事，当然不如他写给沈从文的那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令人动容和称道。但可看出，郁达夫是性情中人，他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但儿女情长的不悦，也会令他拍案而起。一个不掩饰弱点的人，无疑是真文人。
郁达夫通晓五国语言，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东西方文化在他艺术世界的自然碰撞与融合，使他的作品气质非凡，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喜欢郁达夫的小说，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他的主人公不戴镣铐，在人生之路上且歌且舞，敢于倾吐人性的苦闷，将哀婉缠绵和感伤之气推向极致。《迟桂花》这类小说，是郁达夫作品中，鲜见地体现人性明媚的作品。他更多的小说，则是在人性幽暗的隧道穿行——病痛与爱恋，百转千回地交集；生命的欢歌，总在死神的阴影中低回。
通读郁达夫小说的人，不需特别留意，就会在其中发现他小说的几要素：性，酒，病，女人，而其背景又多放在夜和雪中。在他堪称上品的几部小说中，“病”又成为叙述的不二助推器，如《微雪的早晨》中的“精神异常”的朱君，《迷羊》中在A城养病的“我”，《杨梅烧酒》中病后初愈的“我”与故人在湖滨小馆的夜谈；《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养病楼，《东梓关》中为治疗吐血病而寻访名医徐竹元的文朴，《沉沦》中患了忧郁症的主人公，甚至《春风沉醉的晚上》，人物也摆脱不了病的缠绕。而这“病”大都因“情”而生，大到国家之情，小到儿女私情。郁达夫是个善于写情的人，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性”，所以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性小说。我以为这低看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在写“情”的时候，郁达夫从未降低他作品的趣味和审美性。而他笔下因情而生的女人，莫不惹人怜爱和同情，《迷羊》里的江湖名伶谢月英，《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纸烟厂的女工，《迟桂花》里的莲儿，《微雪的早晨》中的惠英，《蜃楼》里的黑衣少妇等等。而郁达夫在写情时，除了男女之爱，也敢于书写隐秘的情感潜流，探讨同性之爱，比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茫茫夜》。
郁达夫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和人格局限，但他是不吝惜剖析自己的，他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男主人公也多为落魄文人，他们爱欲中的挣扎，抑郁中的眼泪，被他写得出神入化。他钟爱自然，富春江和西湖常是他作品的底衬。十年留学日本使他深受其文化影响，他的思想现代，而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偏于古典，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张力之美。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人，读到他小说中发出的满含着忧国之情的一声声喟叹，你可能会以为它破坏了小说的和谐，但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时代，这样的喟叹是智者和勇者的心音，铿锵有力。无论研究者将他的成就归于创造社还是他短暂涉足的左联，也无论我们怎样不喜欢他性格中的个别东西，他都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大写的人，领受灿烂的同时，必将也遭遇拂面的尘埃。鲁迅对他的评价“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极为传神，至今仍是对我们这个纷争龃龉、缺乏包容、创造贫弱的浮躁文坛的犀利注解。在一个有病难言和无病呻吟的历史时期，郁达夫笔下的病与痛，无疑深具现实意义和艺术光辉。他作品的颓废和伤感，与逢迎阿谀之气背道而驰，他没有成为一个腔调的文学的俘虏，为后世作家竖立了可贵的人性书写的标杆。
郁达夫在有生之年，几乎每到九一八这个令中国人耻辱的日子，都会发檄文声讨侵略者。他的母亲在日军攻陷富阳后，躲在夹墙中被活活饿死，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在母亲灵堂起誓：“此仇必报”。而他和母亲，死因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日军攻打新加坡时，郁达夫乘快艇撤退到印尼群岛，化名赵廉，开办酒厂，因为无意间暴露了自己通晓日语，被迫做过日本宪兵分队的翻译，他也因之保护了不少爱国志士。郁达夫生命的终点是在苏门答腊，按照他的挚友胡愈之先生的分析和后来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他死于日本宪兵之手。那时抗战已经胜利，他喋血于和平开始的时刻，可见和平的黎明，摆脱不了血腥。而他的遗体，至今没有下落，所以坊间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演绎，也不乏恶意揣测者。郁达夫灵魂有知，岂不呜咽！他的小说《薄奠》写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惨死，结局尚有一辆纸车的焚烧，来偿付人力车夫最卑微的底层梦想，而郁达夫永别于世界的那一天，却连这样的薄奠也不曾拥有！
郁达夫大约知道这个世界再神圣的牌位，终将有被弃置角落的一天，所以他从不以神的面目示人。他的短篇《在寒风里》，透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分家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写出在财产和利益面前，道德的崩塌，亲情的沦丧。人们在争夺家产过程中，原先被端正挂在厅堂的祖宗神堂，竟被扔在废物堆中，无人认领。最终男主人公约了家中的长工长生，乘列车将这神堂背到上海去，这也成了他分到的唯一财产。郁达夫在描述长生背着神堂上车时，有这样一段极其精彩的描写：“因为他背上背了那红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仿佛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挤了，致这神堂要受一点委屈”，读之令人动容，却原来神堂在一个非本族的仆人眼里，仍具压迫力和生命力，而它在本该对它顶礼膜拜的子孙眼中，连木偶都不是了。郁达夫洞见了神的沦落，笃定要做一个热血的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让我再回到五月的新加坡之行吧，在弥足珍贵的一周时间里，我去花卉博物馆观赏温室中的奇花异草，去圣淘沙的海边踏浪，去亚洲文明博物馆看中世纪的佛的造像，去美术馆看徐悲鸿那幅著名的画作《放下你的鞭子》——王莹当年在新加坡的街头，就是这样做抗日宣传的，而她的结局令人唏嘘。每至夜晚，我会沿着新加坡河散步，河畔酒吧街和克拉码头的霓虹格外绚烂，那浓重的光影倒映在河中，仿佛给这条河倾注了油彩，流也流不动的样子。河畔的花树太过繁茂，总让我疑心是假的。直到夜风起来，各色花瓣脱落，它们像一只只可爱的小耳朵，要来大地谛听什么秘密似的，我才确信那些花树是大自然的骄子。
要说新加坡之行最让我难忘的，是在牛车水参观新加坡原貌馆，这里真实还原了早期移民的生活图景，低矮的裁缝铺中悬挂着旧的花布，拥挤的学徒间似乎还弥漫着浓浓的汗味，车夫和木匠的小屋的席子上，堆卷着破败的铺盖和似乎刚用过的蒲扇——那个世纪的风，可曾随这蒲扇而一去不归？厨房粗糙的灰泥墙上，挂着出土文物似的铁锅、笸箩、笊篱，灶台上的炊具也都尘垢满面，几百年不用的模样，只有肮脏的洗手池里，堆着碗盆，仿佛谁刚用过饭，还没来得及清洗。在复原的这些做苦工和手工匠人的住屋里，桌子椅子，柜子箱子，镜子梳子，茶壶灯盏、衣裳鞋袜、暖水瓶电风扇，山水挂画和镜框镶着的老照片，甚至拖鞋和雨伞，一应俱全，再加上音响制造的那个年代的市井之音，使原貌馆充满了艰辛又朴素的生活气息。可有一间复原的小屋黑魆魆的，不着一物，探头一望，窄床上是一个枯瘦的老妇的造像，鬼一样恐怖，有游人说这是问米婆，送死者上路的灵婆。我缩回头来，看了看门侧的标示牌，原来这里复原的是死人巷的情景。硕莪巷是新加坡早期的死人街，处理丧葬事宜之地，而这间阴森黑屋，称为“大难馆”。因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在家里不吉利，所以大难馆应“死”而生，出现在硕莪巷，也就是死人街上。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会被送到大难馆等死，这里是看生命之花凋零，收纳人最后一口气的地方。
硕莪其实是一种可爱的棕榈树，又叫西谷椰子树，据说它寿命很短，不足二十年，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儿，开花不久便死。它的树干淀粉沉积，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西米”，我们喝的珍珠般的西米露，就由这种淀粉加工而来，所以也有人称此树为“米树”，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干粮袋。谁能想到这种慷慨的树，这美丽的名字，会与死亡枝缠叶绕？
我站在硕莪馆的那个瞬间，联想起郁达夫的结局。他没有死在一个受难似的肮脏狭小的室内，也是他的幸运吧。七尺之躯的男儿，岂能容生命在这逼仄阴暗之处谢幕？倘若他真的喋血于丛林，他在与这世界作别时，不知是晨曦渐起还是落霞满天的时刻？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清了刽子手的嘴脸，战争的残酷和世情的险恶，他走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不可阻挡的风儿，会轻抚他的脸颊，为他做安息日的整容。而他的遗骸，会在大自然赐予的无边的硕莪馆中，遥听他生命源头富春江的水声，安详地随时光流传，褪掉血肉的袈裟，只剩一副清白的骨架，交付明月海涛，给这灾难深重的大地，烙印一个不可磨灭的生命框架。
2018年11月
本文刊2018年12月7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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