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气风发谁可似 | 顾铮
2017年8月9日，笔会刊登了新加坡学者葛月赞（Gretchen Liu）的长文《刘抗的“上海时光”》，记录了她的公公刘抗早年在上海的经历以及他与刘海粟和傅雷间的友谊。此次，顾铮先生从刘抗与刘海粟的相册所发掘出来的历史影像，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契机——“希望随着更多材料的出现以及时日的迁移，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好奇还是疑虑，都会有一些比较信服的解答出现。”——编者
刘抗（左）与傅雷
1911年出生于福建永春的刘抗，或许不曾想到在他于1927年踏上沪滨土地后，会与刘海粟，他的艺术师长、中国艺坛的风云人物，缔结了一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因了这份两人师生友情所推展开去的社交涟漪，更波及了民国时期上海艺坛的各方人士，就此谱写了包括他的青春时代在内、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成长期的诸多佳话。更为令人兴奋的是，这份师生情谊还由刘抗本人所保存的大量照片连绵讲述。
新加坡画家刘抗（1911-2004），出生于福建永春县，后在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他于1928年毕业于上海的新华艺术大学。1928年至1933年，他赴法国学习美术，作品曾入选巴黎春季沙龙。1933年到1937年间，应刘海粟力邀，刘抗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教授。抗战军兴，为避战祸，刘抗携新婚妻子远赴马来亚。1942年，他定居新加坡。他曾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1946-1958），也担任过新加坡国庆美展工作委员会主席（1969-1977）。1978年到1981年期间，他出任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主席。
作为一个在艺术观念与训练上为欧风浸润的现代画家，刘抗在定居新加坡后，为推动当地美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师刘海粟于1988年作《刘抗和他的画》一文，全面评价其画风“早岁师法印象派之后塞尚、梵高、高更，运笔情焰熊熊，尤近梵高。又好远游，观光欧亚非风景区，精研前贤杰作，深入南洋民间，逐渐能以丰富的艺术语汇，雄健奇崛的风格，表现客体内在精神。用色明丽响亮，观察入微，务求厚朴，南天骄阳，碧海扬波，椰林星语，飞瀑奇泉，峇厘诗岛风情，跃然象外者，有神州赤子心声，有前人未到处”，同时也推崇其“居星洲五十余载，主持艺术运动，推动博物馆及展览事业，扶持后进，不遗余力”，称许他为“新加坡及东南亚新兴美术事业开山人物之一”（ 王欣、季晓蕙主编，《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下）》，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p.293）。
如今，由刘海粟美术馆所集中展出的刘抗悉心收藏的各种视觉材料，将这些发生于中国、欧洲与新加坡的师生艺术交往的各种佳话，作了充分呈现并一一予以证实（《艺气风发：来自刘海粟和刘抗的相册》将于2018年12月21日开幕）。这些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东南亚暑热烤炙的视觉材料，主要是由青年艺术家刘抗拍摄的大量照片所构成，同时还包括了他当时以及后来一路收藏的包括他自己的绘画、明信片在内的各种材料。
“同画同食”的师生渊源
刘海粟与刘抗的师生渊源当然始于由福建来沪的刘抗入学上海美专。入学之初，他还一度寄宿在校长家里。不过作为校长的刘海粟与刘抗的关系那时可能没有超越一般的师生关系。他们的深厚情谊可能始于刘海粟的1928年的欧游。用刘抗的话说：“一九二八年，我和人浩兄同赴法国深造，海粟先生适奉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美术，大部分时间又相处在一起，我们相偕参观美术馆，实地钻研历代名家杰构﹔浏览著名画廊，欣赏时人近作，得其启蒙匪浅。”（《刘抗文集》，教育出版社，新加坡，1981，p.97）这份师生情谊，从此日见其深，从无违和。在老师刘海粟后来身处逆境时，永远的学生刘抗还多方设法为其解困，或邮寄食物药品为老师的健康进补，或斡旋帮助老师出售画作以解燃眉之急，甚至在经济上一度直接汇款接济老师。
1961年，在中国经济极其困难之时，病体渐愈的老师刘海粟，常得已在新加坡立稳脚跟、事业顺遂的刘抗及陈人浩的各种接济。如在1961年2月20日致刘抗信中，刘海粟提及刘抗所寄“口味之惠皆珍物，厚意无以为报，只余感激无已”（王欣、季晓蕙主编，《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p.58）。对于这份师生情谊，刘海粟也曾于1961年1月3日去信刘抗说：“曩在巴黎遇二贤弟于画苑，即如遇知己。白峰之下塞纳河边，同画同食，此中逸兴弗可以或忘。”（同上书，p.52）晚年刘海粟嘱咐学生，要珍视师生一场的难得，人生聚散，并非那么容易始终相随。而刘抗能够如此长期追随，也部分说明刘海粟的人格魅力非凡。
见证刘海粟欧游
刘海粟的欧洲美术考察之行，由国民政府资助实现，许多活动都有刘抗的参与，而他也不忘拍摄下来，作为存证。如今，这份视觉记录，将当时中国美术家“走出去”的行径历历记录在案。
当然，记录较多者可能是他们此行所接触的欧洲美术界专业人士。刘抗忆述：“我们联袂拜访艺术界领袖如：国立巴黎美专校长贝纳氏，教授阿芒约翰，雕刻家龙杜斯基（孙中山像作者），画家梵童根等。”（《刘抗文集》，p.97）
在这些照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拍摄的刘海粟与龙杜斯基（1875-1961）的相会。龙杜斯基曾经受国民政府委托为南京中山陵制作过孙中山大理石座像，也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雕像的创作者。
刘海粟在傅雷、刘抗与陈人浩等人的陪同下，在欧洲考察美术教育的同时，也遍历欧洲各国的旖旎风光。巴黎、布鲁塞尔等欧洲重要城市的景观、瑞士的湖光山色，也都频频出现在刘抗拍摄的照片里。而刘海粟第一次欧游随行家人的身影，如第一任夫人张韵士以及大儿刘狮等也常在刘抗的照片中出现。
刘海粟欧游照
刘抗于1969年回忆：“一九二九年夏天，海粟一家，傅雷、人浩和我，形成一个小集团，到世界公园的瑞士去度假，莱芒湖烟波滔滔，蒙柏朗白雪皑皑﹔日内瓦、鲁桑等都会之整洁，圣姜谷、爱维杨等市镇之清新，留下难忘的印象。次年又同到比利时参观独立一百周年博览会，出奇制胜，显扬国小志大的气派，比利时是法兰德艺术的老家，我们乘机窥其全豹，着实是件快慰的事。”（同上书，p.84）这样的浩荡出行，刘抗当然会将良辰美景收入镜头之中。现在，形诸刘抗与刘海粟笔端的欧游度假情景，我们都可以从他拍摄的照片中加以领略。
难能可贵的是，刘海粟与刘抗的这份师生情谊并没有因为时空阻隔而显褪色，反而是因为山河板荡造成的时空阻隔与老师的人生困厄而更显稠密厚重。抗战爆发后，刘抗买舟离沪，远赴多民族聚居的马来亚，再经历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而建国的历史时刻。人生如此辗转，当然面临重建身份认同的困难。我们无从得知刘抗在此过程中的精神痛苦，但可以肯定，他会面临身份认同在取舍上的艰难选择，也面临如何调节文化与精神上的归属的困难。好在曾经有过云游像法国这样的大量吸收移民的国家的经历，其所见所感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渡过精神难关，也能够对于自身的漂流与迁移一事抱持某种积极的认识。而保持与身在故国远方的老师与朋友的书翰交流，不失为一种建立与故国的象征意义上的精神联系的努力，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与牵挂。当然，此中还有一份感激师恩的心情在。
刘抗眼中的上海美专
上海美专因其人体写生课程与军阀孙传芳的冲突而闻名天下。刘抗的收藏中就有一些记录上海美专的人体素描写生情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中，既有那张广为流布的师生与人体模特的合影照片，也有一些由名为张接华的美专学生拍摄的学生在人体写生的照片。这样的照片，既是一种当时教学的记录，也令人充分了解到上海美专曾经为之抗争而获得的教学自由之得来不易。
上海美专写生教室（上）与美专研究室
学画而外出写生，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同时也是一个最适合摄影大肆发挥的机会。刘抗回忆：“在美专的时间，每逢春秋两季，我和几位同事，都得率领学生到外地去旅行，大江南北，所有名胜山水，没有不印上我们的足迹。”（同上书，p.99）这种见识人间世相的旅行，在刘抗看来，“把师生的情感更紧密地联系，真是艺术教育的创举”（同上书，p.99）。作为带队教师，他也因此得以拍摄了许多同学们在写生与郊游时的画面。他保存了不少1937年学生们在常熟写生的照片。在他的镜头里，同学们是如此的意气风发，自由自在，今天的观者都会被当年艺术青年的轩昂气宇所感染，同时也颇可从中领略当时开放的时代氛围。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拍摄的美专的女学生们。接受新式教育而又是其中之艺术教育，时代风气熏陶所及，这些女生们气质不凡，时尚领先，尤其是外出写生身处自然中的奔放，多为刘抗所捕获定格于镜箱中。而当时的时代气息，也可由这些美术女生的身姿与音容笑貌十足体现。此中，我们也得以一瞥刘海粟的第二任太太成家和的早年风致。
我们还从刘抗的相册发现，他是个颇受女性学生爱慕的老师。当时的女生，会以致赠照片的方式含蓄表达对于青年教师的好感，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这种含蓄的社交方式，如今已是匪夷所思。
刘抗的“朋友圈”
朋友相聚相识，应属难得良缘，也是摄影助兴的良机。摄影作为一个猎奇志异的上好手段，对于友朋相聚这样的超越平庸日常的异与奇，当然不会轻易忽略。刘抗喜欢摄影，有朋友相聚，他会欣然拍摄留念，因此就有了这些照片中的活跃于当时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形象。
刘抗所拍摄记录的许多难得的瞬间，也为我们在今天了解当时艺界风尚保存了难能可贵的视觉文献。我们看见，在上海美专任教过的教师王济远、张弦、汪亚尘、谢海燕、滕固、吴大羽等人，都曾在刘抗的镜头前伫立。我们也发现，他抓拍到了美专女生丘堤的照片。此外，在刘抗保存的留学法国期间的照片里，还出现了当时也在法国的诗人梁宗岱的身影。
1928年巴黎合影。前排左一刘抗，左二陈人浩，左四张韵士，左五刘虎；前排右一张弦，右二汪亚尘，右三荣君立；后排左一梁宗岱，左二刘海粟。
在刘抗留学法国期间，也结识了同期在法国游学的傅雷，两人从此订交，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据刘抗回忆，“傅雷后来和我一起住到巴黎郊外Nogent Sur Marne一个家庭宿舍（Pension Famille）里去，从此便日夕相处，我因了他，对音乐和文学获益不浅，他也因了我，引起更大的艺术兴趣。我们相偕到美术馆、画廊，观摩名家杰构也同上歌剧院、音乐厅，欣赏美妙演出，这花去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也赚取精神上无穷的慰藉。”（同上书，p.83）
在1950年代末与19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远在新加坡的刘抗在接济老师的同时，也不断以食物等接济朋友、以前的同事傅雷，并以各种方式关照当时身处海外的傅雷幼子傅聪。
翻开刘抗的相册，我们看到了刘抗眼中的青年傅雷的丰富多彩的形象。在他拍摄的这些照片中，既有傅雷（他担任刘海粟的翻译）与刘海粟一起出访的照片，也有他一人安静阅读的照片，甚至有他跃身树上的照片，展示了后人难得一见的“怒庵”先生的活泼一面。这些照片，与我们从广泛流布的《傅雷家书》中所得的“严父”形象并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抗的傅雷照片倒是贯彻了我一直所说的照片的志异功能。诚所谓不异不记。傅雷上树，是这个斯文学子难得的性情流露，对于深谙摄影“志异”功能的刘抗来说，机不可失，岂可错过不摄？
西谚在形容人的多重身份时会说，此人头上有着多顶帽子。刘抗也同样是个有着多重身份的人。其在上海的生活中也有着多重朋友圈。他既出入因为专业而自然形成的美术界的朋友圈，也在因为其籍贯而来的同乡朋友圈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保存的照片里，有多幅包括了上海美专福建同乡会在内的联谊合影照片。这说明强烈的地域观念在当时中国人的社交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与交际的理由。
刘抗与陈人浩：终生不渝的友情
说陈人浩（1908-1976）是刘抗相册中最受重视的“被写体”（被摄体）并不为过。陈人浩，出生福建福州，与刘抗先后同学于上海美专与新华艺专，后又与刘抗同赴巴黎留学。两人意气相投，一起在巴黎求学五年。后来刘抗还于1937年迎娶陈人浩之妹为妻。留学返国后，他与刘抗一起回母校上海美专任教。据刘抗儿媳葛月赞女士2018年11月6日电邮，“在刘抗与妻（陈人浩之妹）离开上海赴马来亚几个月后，陈人浩也接踵而至。刘抗与陈人浩在华人众多的麻坡镇（town of Muar）的中文学校担任教师。此校名为‘中华（CHONG HUA）’。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他们两人低调行事。二战后，他们迁移到新加坡。刘抗全力投入艺术与平面设计中去，而陈人浩继续在教育领域里发展，从事教学并后来成为新加坡中文学校的校长。”他们两人同在上海美专求学，又同在花都巴黎留学五年，因此两人关系可说得上是“如胶似漆”。更可贵的是，两人又在新加坡一同努力发展，让这份由艺术同学培育起来的友谊开出了新篇章。
刘抗与陈人浩（1927年摄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人体教室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保存的照片里，有着非常多的刘陈两人合影照。合影照片当然是一种表示合影者友谊的常见的摄影形式，合影以纪念某个地点相遇的缘分，以表示共有某个瞬间的友谊。但两人在巴黎期间拍摄了如此之多的合影留念照片的理由，确实超出一般常识与常情。或许有两个理由可供推测。一是刘抗迎娶了陈人浩的妹妹（刘抗称她“平妹”），因此两人一起合影，从给“平妹”照片以解思念的便利性看，可能这种合影方法既可慰她对刘抗的思念，也可借机让她了解兄长人浩的近况。所以，两人合影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二是可能作为学生，刘抗的经济不算宽裕，因此经常同出同进的两人在一些景点一同合影，不失为一个降低摄影开销的成本的良策。当然，前提是两人对于这份友谊有着充分的信心，而后来两人的交谊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SELFIE先驱者的刘抗
翻遍《刘抗文集》，如此爱好摄影的他对于摄影却不着一字。显然，对于已经自然融入他的生活与生命的作为观看与记录活动的摄影，已经成为他的日常的一部分，因此不必提到。摄影作为一种自我审视的手段，照片作为一种自我审视的镜子，摄影在这方面的潜力没有被摄影爱好者刘抗轻易放过。其实，除了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摄影也是刘抗展开自我审视与自我表现的手段与途径。他身后遗留了许多青年时代的自拍照片，而且内容与手法多样丰富，真可以说是现今喧腾众口的SELFIE（自拍）的先驱者之一。
1928年刘抗自拍于上海新华艺大宿舍
在他的多感时期，不仅因为自恋而拍摄许多自拍照片，而且也因为自怜而将自己生活中的一般并不示人的事情也记录下来，连因风寒病恙拥被床上的样子，他也会纳入镜头，颇有自怜之意。而在摄影手法上，也是灵活多变。一会，他将自己的裸体身影拍摄下来，一会，他会拍摄自己面对江南风光写生的画面。有时候，他招来傅雷与其他人一起，面对镜子，连照相机一起入镜。有时，他也将自己与绘画新作摄入同一画面。他也会在拍摄了自己挑灯夜读的照片背面写下“灯下努力”的字样，算是对自己刻苦的肯定。此外，他与陈人浩的众多合影，也可以看成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自拍像，这是作为友谊的见证而拍摄，其中不乏颇有艺术构思的双人自拍照片。刘抗的这些自拍像，是将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个人史的方式记录，在他当时，应属仅见。
来自刘海粟的相册
幸运的是，刘抗所见证的“艺气风发”，也在刘海粟的个人收藏中得到他所留存后世的一系列视觉材料的强力支持。作为刘抗的老师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艺术叛徒”刘海粟身后遗留的丰富的视觉材料，尤其是他所保留的大量照片与明信片，也同样出示了与刘抗所见证的艺界风尚的丰富多彩以及他的开阔视野，并且与刘抗的照片等形成了一个可供相互印证的视觉文化史的证据连环。
虽然我们并非有意要交叉印证这段历史，但刘海粟与刘抗的这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竟然可以由这么丰富的视觉材料以一个展览的形式来重现，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情缘与机缘。
在刘海粟的相册里，不仅有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与创作的摄影记录，也有包括他早期欧游以及后来在晚年出访各国的照片。这些照片，既有黑白照片，也有彩色照片，其间变化，不仅诉说了摄影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告诉人们他与师生们所保持的联系所经历的时间跨度。而重聚的欢欣，也似乎以彩色照片的再现来得更为动人。刘海粟在晚年出访外地时与他的那些自己也开始迈入老境的美专学生们的合影，也都被他自己珍藏着。当然，这其中就有他与刘抗多次重逢的照片。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师生两人同上黄山，拍摄了在黄山上的师生合影照片，象征了师生情谊的山高水长。
了解与理解历史的途径不止一种。现今，图像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材料获得了空前的重视。当然这种研究需要其他材料包括文字材料等一起来锚定事实与确认事实。图像的生成有其机制与原则，人被其规训而有应对套路并不时成为某种俗套也是不得不然。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图像发现文字所无法表现的人事上的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群体活动空间中人的相互关系，就不是文字所可道来。人在各种场合中的表情、举止与穿着也不是文字所尽能形容。照片中的各种奔涌而来的细节，也会不时打断思绪，赋予历史以细腻的质感。因此，视觉文献有其独立的价值，为我们了解特定历史中的人之所为的具体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助力。而这也是刘海粟刘抗师生两人的摄影收藏之所以吸引人的理由所在。从刘抗与刘海粟的相册所发掘出来的历史影像，现在只是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希望随着更多材料的出现以及时日的迁移，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好奇还是疑虑，都会有一些比较信服的解答出现。因此也期待以这个展览为契机，有志者可以投入到更具体的研究中来。
本文刊2018年12月19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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