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盛中之盛三大家的座次

（传）李白《上阳台帖》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辞旧迎新之际，借李太白豪语，致敬并祝福笔会的作者，也感谢和祝福一路陪伴的读者朋友。“山高水长”，挥别2018，2019再相见！——编者

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盛唐体”，始有盛唐诗之说，主要以开元、天宝年间诗为主，或有延至代宗永泰年（765）者。如以诗人为标志，则起于张九龄，止于韦应物。后明代高棅又推出其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常建十家诗，以为“此盛唐之盛者也”。也就是我所说的“盛中之盛”。

历来言唐诗者，包括如今的各种文学史和教材，多李、杜并称，或在李白、杜甫之间争高下、比优劣，反把王维撂在了一边，此似不太公允，更不符合三者生前的情况。

李、杜、王生活于同一时代，把他们视为诗中大家，人无异词。若从三人生前的情景来说，王维名声最大，在李白未出川前，王维名满天下，尤为京城贵族所重。就连安禄山也久闻其大名，素爱其才，攻占长安，俘获王维后，就逼迫他出来任官，想利用他的名声和影响为“大燕朝廷”装门面。尽管王维吞药成疾，称病不出，但在刀剑棒戟多次架于脖颈的恐吓威胁之下，只得出任伪职。而此时杜甫还是个无足轻重的普通诗人，被叛军逮捕关入难民营中，与王维的诗名不可同日而语。李白也是初到长安，贺知章读其《蜀道难》，赞叹不已，称其为“谪仙人”，荐之于唐玄宗，应诏进宫供奉翰林，由此才诗名大振。然一年不到，便被赐金放还，星光又有所暗淡。但王维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仍星光闪烁，官衔远在李、杜之上。去世次年，代宗皇帝便御批出版他的诗文集，称王维为“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时论归美，诵于人口”。并以为“天宝中诗名冠代”。也就是说，在王维、李白、杜甫相继去世的代宗年代，仍以王维的诗名为最高，李白次之，杜甫又次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的名次逐渐发生了变化。生前名位最高的王维，只因在安禄山手下做过官，气节不足，故在后世影响渐逊于李、杜。朱熹就曾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朱是有影响的人物，故自元、白之论出，特别是两宋之后历朝各代，论唐诗之冠，总在李、杜之间论高下，王维反在其后。只有王士禛等少数人仍以王维为尊。也有三人并列者，如明王世贞便以为李、杜、王“真足三分鼎立，他皆莫及也”。陆时雍也认为“王摩诘之清微，李太白之高妙，杜子美之雄浑，三者并称”。清人徐增等也是三家并列，但今人仍多李、杜在前，王维在后。

作家总得靠作品说话。也不能总是李、杜并论，这里不妨加上王维，对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三大诗人的诗作，来个简要评比。

清人沈德潜说得好：“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王、李、杜三大家自然也不能例外，各有强弱。比较起来，李白最擅长者有二：一为乐府诗，是其终生的成就，《蜀道难》《将进酒》等无人可及，虽用乐府古题，却诗意独创，为己所用；二为五七言绝句，为千古绝句典范。杜甫亦有不少乐府名篇，如《兵车行》《无家别》等，但多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自为新语，后人称为“新题乐府”，正与李白的古题乐府不同。而王维被弦弹唱的诗则多于李、杜，他的《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红豆》等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天下传唱。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可见一斑。故三家乐府诗成就不同，各有千秋，终究以李白为上。五言绝句，王维、李白千古绝调，杜甫不及；七言绝句，李白居前，王维次之，杜甫居后。

若论五言古诗，李、杜居前，王维次之。李犹存古意，杜已为变体。七言古诗，杜甫第一，李白次之，王维又次之。五言律诗，王、孟、李、杜、岑参最为杰出，然毕竟以王维为最，李、杜次之。七言律诗，王、杜在前，李白居后。宋元、明初多以杜甫为第一，自李攀龙推“王维、李颀颇臻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焉自放矣”。世人遂以为王维高于杜甫，后多有争议，直到清人方东树发话，才有定论，他认为唐人七律有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气为主，雄奇飞动，纵恣壮浪，凌跨古今，包举天地，此为极境；一曰王摩诘，如班孟坚文，以密字为主，庄严妙好，备三十二相，瑶房绛阙，仙官仪仗，非复尘间色相。”自此以后，争论方休，然毕竟杜高于王。

诗人固有高下之分，又有能否开派之别。如李商隐与杜牧同为晚唐成就卓越的著名诗人，李能开派而成西昆体，杜却不能。再说李白、杜甫、王维三大家，不仅个人成就卓越，特色鲜明，而且还开创了不同的诗风，李以浪漫奔放为主，杜以写实沉郁为主，王以清纯唯美为主。严羽说：“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若论诗中之禅意禅味，则李、杜又逊于王。三人各有所能，世人也多以别称来彰显三人的所长与特色，如称杜甫为“诗宰相”，王维为“诗天子”，李白为“谪仙人”，又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王维为“诗佛”。清人徐增还从天、地、人三者关系，称李白为“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为“人才”。其实，王维生前因与孟浩然、裴迪、丘为、綦毋潜、储光羲多有交往唱和，在其周围已形成这一流派，后钱起等均受其影响，直到清初王士禛倡“神韵说”，仍以王维为宗。杜甫的诗风在身后始得光大，先有元、白倡导新乐府而以杜甫为优，后有王安石以杜为尊，特别是江西诗派以杜为祖，遂成一大流派。唯有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后人难以仿佛，只有李贺、苏轼等个别人稍得其近，继者寥寥，故虽开诗风，但以诗派论，则在杜、王之后。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诗歌高峰，但都无法与盛中之盛的三大家相比。历览各代大诗人，从屈原到陆游，多数情况下都是巨星孤悬，唯独此时才是三大巨星同时朗照，与众星辰互相礼赞，共射光辉。这种令人惊叹的现象不得不引人深思。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对诗歌创作极为有利的时代，具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环境和良好氛围；也不像一些文学史所描绘的，只有一种流派和思潮在主宰一个时代，或是两种流派和思潮在你争我斗，互相排斥。恰恰相反，盛中之盛的三大家，不仅诗风不同，而且在多元共存中能互相尊重与包容；非但各创诗风，并可把各自的诗风推到一个空前绝后的极致状态，达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这就更值得我们借鉴，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了。

本文刊2018年12月31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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