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况周颐，见yi思迁 | 陆蓓容

邢千里 摄       

临江仙

约略琵琶商妇怨，春花秋月蹉跎。

貂裘换后峭寒多。

江山欹枕梦，风雨缺壶歌。

明镜晓霜羞短发，负他云髻峨峨。

相逢切莫误横波。

雍门成旧曲，无计惜韩娥。

自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路读来，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典故不断增加，直接阅读越来越难的过程。原作不用典故、直指人心，用大白话感动你我。可是，当白居易走进历史，浔阳成为胜地之后，许多诗人都用了“琵琶”来暗示那里的风流往事；再后来，司马青衫可以用来表达国破家亡之恨，悲苦的命运就不只属于个人了。

况周颐是清末民初的词人，技艺高强。这首词本由1913年的同人唱和之作引发。写作之初，未必考虑“广大读者”，因此可以尽力打磨，让各个小句都承载故实，把意思嵌藏在全篇罗列的整张典故之网里。而这张网，也从商妇的琵琶声开始编织，由“秋月春风等闲度”的岁序之感，渐渐收紧。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语典其实还不算太难，读书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奇妙的是，你看出的越多，词的意味就越丰富。那些讲音乐、讲佳人、讲豪纵、讲衰飒，本不为亡国之恨而造的典故，都融进了词篇的基本情境之中，使国之衰亡与人之老迈彼此映照。同时，作者也兼顾了形式的整齐、逻辑的完整，以聆听音乐始，经过述说乐曲主旨的过程，转入对歌者的凝视，终以赞美、感叹和一丝自我区隔。

每一个典故都与相应的典故比并而见意，而比并会带来一些可能引起误读的歧义，成为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头那弹琵琶的商妇，也许就是尾声中过雍门而高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韩娥。那换了酒的貂裘，暗示眼前的歌筵。睡着梦见故国，意味着故国已成一梦；醒来买醉，无论听什么曲子，都像王敦敲响唾壶，所唱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音乐始终都在，奏曲的人也没有离席。可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短发，提醒着作者：与正当年的异性逢场作戏，眉来眼去，已经是令人羞愧的事情了。那么，雍门究竟只是历史地名，还是挈带着“雍门琴”的语典，暗喻着破国亡邑的悲哀？到底是说那曾在雍门卖唱的韩娥，虽然余音绕梁，毕竟也会消逝，再也唤不起同情；还是说，在今天，“旧曲”那样的烟花胜地，便是新时代的雍门，最会唱歌，最能打动人的，都是门户人家的女子？又或者，是要说，雍门鼓琴那样警示着亡国的哀音，毕竟已是既成事实；在这样的巨大的哀痛之下，怜香惜玉的好心情再也不会回来？

其实，从《琵琶行》成为典故开始，互文性的迷宫已经打开了大门——“任何文本都是一些引文的马赛克式构造，都是对别的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自运机杼与织锦为文的两类作品，与其截然分开，倒不妨视为连续的过程。作诗，是和更早的古人共沐一片星光。一位技术过关而又自觉的诗人，可以像白居易一样，不刻意，不费力，甘于和更早的星光共此良夜，留我们费力分辨他身上曾淌过多少传统的清辉。也可以像况周颐一样，把五色彩笔化作三棱镜，让满天星斗一同摇漾起来。万千不同的光束笼聚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叠罩相加。观众会觉得每一个典故都超越了原有的意义，在星海里满心欢喜，目眩神迷。

如果再想深一层，我们也许能够同意：每一次重新引及，都为旧典故开出一重新境。毕竟，被组织到这里或那里，与谁呼应、与谁并列，都会轻微地改变它的意义，往它身上增添或拿掉一点儿什么。久而久之，琵琶的哀怨，白居易的泪，不都能从个人的身世之感化作国运的殷忧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也都可以化作别的什么东西么？

知道的前例越多，所获的馈赠就越丰厚，再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就越精微玄远。这是属于读者的幸福，当然，它也属于每一位后来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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