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校庆丛书 | 京城追忆“家国情”——《王亚南传》采访手记（八）
林 间
2019年盛夏，正是京城处处蝉鸣鸟噪、槐花飘香的季节，我来到北京，采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
采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
位于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距天安门仅4000米，与著名的长安大戏院及北京国际饭店相毗邻。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每天出入这里的，无疑都是当今中国的学者名流和年轻俊彦……
我和同行的厦大出版社总编辑宋文艳走进大楼，乘电梯来到王洛林老师的办公室。他和夫人刘老师见到远方来的我们都感到格外高兴，一边为我们端来热茶，一边热情地和我们交谈了起来。
与王洛林夫妇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厦大经济系读研究生时，王洛林老师曾担任过我的任课教师。他讲授的《苏东经济理论》很受同学们欢迎，经常一下课，大家便围着他问长问短。其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国内经济学界关注，而王洛林老师当时刚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经济研究所深造归来，因此大家都想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苏联、东欧的真实情况。后来，他担任了厦门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党委书记。1993年赴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从此离开了他工作、生活三十多年的福建。
虽然许多年没有见到王老师，他依然还是那样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虽然已年逾八十，他看上去也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瞿铄。我开门见山地说明了采访意图后，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了既是父亲、又是良师的王亚南那跌宕起伏、光彩夺目的一生。
在旧中国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或知名学者一样，王亚南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和信仰。虽然家道中落，生活困苦，但他自幼喜欢读书，无论是在乡村私塾还是新式学堂，也无论是在湖北省立一中还是武昌中华大学，他读书都十分刻苦。在大学里还一边读书，一边做家教，通过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洪流中，王亚南投笔从戎，担任了北伐军的政治教官，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汉来到杭州，与郭大力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邂逅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并相约合作翻译《资本论》，希望为古老的中国盗来光明的“圣火”。
此后，王亚南两度赴海外“游学”。王洛林老师披露了父亲鲜为人知的海外生活经历。赴日游学时，他不仅学习日文和德文，而且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名著，其中有不少书是他从东京著名的书店街——神田町的小书摊淘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南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后来他参与了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及《人民日报》社社长。“闽变”失败后他遭到通缉，被迫出走香港、流亡欧洲。十九路军发给他的300大洋遣散费，显然不够出国游学的费用，好在此时方达功（当年他做家教时的学生）也来到德国柏林大学读书。在他的帮助下，王亚南很快就在柏林安顿下来。后来方达功成了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王亚南的“连襟”。
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和《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王亚南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关注西方经济学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随着他和郭大力合作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经济学名著的出版，以及他自己撰写的《经济学史》、《现代世界经济概论》等著作的陆续问世，王亚南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5年初，王亚南离开德国前往日本。王洛林介绍说，父亲当时买的是从柏林到东京、横跨欧亚大陆的单程火车票，他从德国进入苏联，经西伯利亚－满洲（东北）－釜山－下关，一路省吃俭用，大多靠上车时买的面包充饥。到达东京时，剩下的面包已坚如石头，连啃都啃不动了。由于旅途时间太长，自己舍不得吃、准备带到东京给太太的德国香肠也发霉了。
1936年王亚南回国后，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郭大力一起集中全力翻译《资本论》。这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密切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找上门来，和他们商定有关《资本论》出版事宜，并“雪中送炭”，每月预付给他们一定的稿费，使他们度过了生活难关。
1938年夏秋之际，王亚南与郭大力十年心血的结晶——《资本论》全三卷中译本终于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他们两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历经种种艰辛，终于顺利完成了翻译工作，可谓“不屈不挠，铁骨铮铮”。
武汉沦陷后，王亚南从湖南经广西、贵州，一路颠沛流离，到达重庆后在乡下租房子住。这期间他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1940年秋天，王亚南从陪都重庆来到地处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他团结进步教授，密切联系学生，所上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给学生上课的讲稿基础上写成的。
1944年，日寇袭击粤北，学校受到威胁，中山大学再次迁校。王洛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带着母亲和他坐着汽车，翻山越岭，到江西南康郭大力的老家避难，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后几经辗转，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受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迁于长汀的厦门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厦门大学长汀校区
通过改组研究所，招聘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学者作为工作骨干，组织闽西土地调查，出版《社会科学》杂志，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等，王亚南迅速打开了局面，推动了永安抗战文化的发展。当时跟随他来到永安的中山大学学生、地下党员余志宏，后来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秘书。作为中共湖南工委策反小组组长，他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湖南解放的有功之臣也是王亚南的“连襟”。
1945年夏天，国民党抓捕进步人士、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羊枣事件”，王亚南愤而辞职离开了永安。1946年他出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和经济学教授，不仅聘请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石兆棠、王守礼等一批进步学者到校任教，而且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进步学生被捕时挺身而出，伸张正义。
1949年初，白色恐怖笼罩厦门。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亚南秘密离开厦门到香港。王洛林说，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有一天，被称为“谍报怪杰”的张圣才先生派人来找王亚南，并带给他一封香港来信，信上说“这边的许多朋友希望你能过来”。于是，“心领神会”的王亚南以到湖南讲学为借口，悄然离开了厦门，并受托带走了一张厦门军用地图，交给了香港的地下党交通站。不久，王洛林和母亲以及郭大力先生也先后来到香港。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王亚南和郭大力以及其他进步人士一起，乘轮船离开香港，从天津转到北京。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到清华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由于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生欢迎。
王洛林老师告诉我们，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12月31日，恰逢辞旧迎新，学校食堂加餐。清华学生平常生活也比较艰苦，遇上加餐大家自然十分高兴。父亲带着他一起去食堂看望学生，学生们激动地把王亚南高高地抬了起来。后来在文艺晚会上，学生们在表演时，还特地把“进步教授王亚南，带头看望学生来”编入快板夸了一通。
1950年夏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门大学校长。随后王亚南从北京南下福建，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从那时起，他二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殚精竭虑，为厦大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和科学事业的发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亚南任校长时的厦门大学
在厦门大学，王亚南关心、爱护学生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对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王亚南更是经常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缴交讲义费，添置夏天的蚊帐，购买冬天的衣服和鞋子，乃至定期给他们生活补助。
坐在一旁听采访的刘老师告诉我们，记得当时中文系有个女生把用过的邮票，撕下洗净后重新使用，被邮局发现后告到学校，受到了校纪处分。王亚南了解到她平时学习用功，表现也好，感到事出有因，便特地把她请到家里面谈。得知她家庭十分困难，迫不得已才使用旧邮票后，王亚南一边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一边决定每月拿出15元稿费补贴这位女生，直到她大学毕业，并要求系里把钱转交给她时，不要让她知道钱是校长给的。当时学生的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15元是一笔不小的钱。这位女生直到毕业时才知道这15元的来历，不禁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八月的北京，热浪袭人。听着王洛林老师那娓娓动听的叙述，我仿佛看到大革命时期王亚南投笔从戎的英姿，仿佛回到粤北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蓬勃兴旺的厦门大学。正是在那个被誉为“南方之强”的大学校园里，王亚南发现和培养了陈景润，并因此被著名作家徐迟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
春风化雨，滋润大地。王亚南毕生从事经济研究与教育事业，先后出版著译四十一部，发表文章三百余篇，哺育了无数英才。他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五十年了，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光辉业绩，他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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