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的合作共生之路

▬

作为文旅度假生活方式的升级服务商，SMART成立以来通过多年的积淀，聚合了多样的文旅内容资源。如果把SMART平台看作APP STORE，这些差异化的内容产品就是我们最具核心竞争力的APP，能为所有“硬件制造商”——文旅项目的开发者们提供更丰富的玩法。

关注“SMART优选IP”栏目，我们将定期分享平台上的优质IP产品资源。

▬

本期优选IP：乡创+扶贫

2020年初一场疫情，让很多乡村项目停工停业，如此境况下，乡村的发展是否会受到重创？同时，2020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之年，各方力量也更为迫切在思考如何参与，才能促进中国乡村真正健康发展，实现自己的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三农”研究学者温铁军前不久在直播中说，疫情止于乡关。

为何止于乡关？我们不妨从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20年的实践经验中，探出一些原因。

从大凉山开始尝试

“1000万人民币”，这是2004年基金会筹到的第一笔资金。

许多扶贫项目因此应运而生：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成立农民田间学校，建立县乡村三级干部委员会...

项目实施三年中，村民和基金会都充满了期待：这么多项目实施下来村落肯定大变样；这么多钱投下去，这个村庄肯定能脱贫。

然而三年后，基金会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去评估，得出的结论是：项目作用很大，基础设施变化很大，但不可持续。

大凉山项目

没有持续的资金，修的道路会损坏；修的房屋会破败；县乡村三级干部的管理委员会因为项目结束解散；聘请护林员、学校老师都不能持续。

“大凉山的教训给了我们两个启示。”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说，“原本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没有规模经济效益的。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得让农民抱团组织起来，发展产业项目。”

刘文奎发现，简单的增加规模并不能让一个贫困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起来。通过大量的调研，基金会认识到乡村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跟市场接轨，必须要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接二连三的失败

2008年，基金会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吸取大凉山的教训不再把大笔资金投在基础设施上，而是做产业项目，所以我们到村里面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合作社，动员农民说服农户。”刘文奎说。

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农民不理解，当股东后钱还不是自己的道理。基金会做了近半年的工作，合作社好不容易建起来，才开始着手做项目。

民乐村项目

刘文奎回忆，“当时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产业就是养猪，养猪大户一年可以赚十万块，但是苦口婆心地沟通后，他不愿意扩大，怕万一碰到猪瘟亏钱对不起全村人。后来我们就想到招商，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

靠广告一共招来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食用菌的种植项目，还有一个养殖项目。本以为进展顺利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又出现了：“跟村民打交道非常困难，虽然村民每个人都有股份，但是村民打工的时候并不把这个事当成自己的事。”刘文奎感叹道。

“把厂里面的东西拿回家去，甚至把厂里面出来的蘑菇拿回家吃了，有些农户看到别人上班，都是一个村他能够上班挣钱，为什么我不能来。最后我们不同意，他威胁，这个地我家的，你不让我上班地不租给你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食品厂本来只要十来个人，最后招了几十个人。”

村民管理的问题频出，更措手不及的问题紧跟其后：食用菌的发生了感染，三分之一的感染导致了直接的损失。食用菌项目失败了，再后来养殖的项目也失败了。

在刘文奎看来，两个项目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反思后发现，表面上，项目是外来能人得不到村民的信任，村民的能力没有因外来人进入得到提高。但主要还是合作社的能力带动机制未能发挥作用。

村民没有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整个村里的合力没有发挥，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得到教训，一定要让村里的主心骨联合起来，这样村民才能团结在一块真正形成规模效应。”

甘达村项目

甘达村的成功

2010年，基金会在玉树进行援建，到了甘达村，支持村里做产业项目，但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建立合作社，每个人都有股份；第二村里的能人必须站出来带头。

合作社建立后，随即选出巴桑扎西，这一村里的能人当理事长，他带着村民建立了合作社，并提出来：“基金会不用捐钱，捐一点车就好。”因为玉树地震，10万间土坯房全部倒塌，但是玉树又在高海拔，所有的建材都得从西宁拉过来运输。800公里高原之路，运费的成本非常高，基金会投了248万买了8台大运输车给他们。

合作社在玉树建立之后，理事长非常给力。“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投资的200多万全部收回来，而且还给村民有分红，这还是第一阶段。”刘文奎说。

甘达村项目

2014年，运输队卖了一部分货车换了客车，到政府申请了客运线路跑客运。“最后他们又干了一件事，把客车卖了，用剩下的大货车到西宁拉饲料，到玉树开批发站，他们在玉树和西宁都买了商铺，现在运营的非常好。”

这个项目成功了。

从大凉山到甘达村，基金会经过10年的探索找到了一条乡村可持续的路子：以合作社为平台，用股份制把全村人集合起来，靠能人带头，提高全村人民的生产技能。这样的方法在乡村是可能成功的。

甘达村项目

三要素带动更多村庄发展

2014年，基金会继续用这个方法在更多的村庄尝试复制更多的产业。

在刘文奎看来，总结下来就是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以市场为方向，乡村的发展不能靠爱心，也不能简单靠基础设施投资，一定是以市场为方向。

第二个是要赢得市场的认同一定要提供市场认同的产品或者服务。

第三个是单家独户的农户完成不了上述的使命，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合作社或者是协会的方式，一定要形成规模的经营。

百美村宿

在这样的模式下，基金会又产生两个品牌产业扶贫项目：一个善品公社，一个是百美村宿。

善品公社帮助农民生产出好的农产品，然后把产品卖出去，卖出好的价格。善品公社成立统一的品牌，为农民合格的农产品进行背书。现在善品公社有20多款产品，基本上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

百美村宿开展跟文旅相关的项目，发现乡村价值，助力脱贫振兴，以合作社为基础把农民闲置的房屋流转过来。目前的模型可以归结为三句话，运营前置，设计引领，合作共生。

“这样的模式我们做了7年，目前已经做了20个村，2020年可能还有5、6个村正在启动。”刘文奎透露。

基金会与SMART共同运营的雅安雪山村

乡村可持续发展之道

20多年的探索，基金会走出了一条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条路的本质是什么？

合作共生。

它通过合作社发挥三个作用：

第一利益连接机制；第二能力带动机制；第三对接合作方、企业和消费者。作为援建方，基金会引入两个关键资源：第一是启动资金，改善基础设施。第二是引入市场主体。

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则需要共享理念和长期眼光。

共享理念就是，做企业一定不能光想着所有的利润都拿走。如果这样做，机会会更少，得到的支持可能就有限。2020年国家扶贫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大力推动消费扶贫。大规模的农产品会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售出。

刘文奎认为，我们的企业如果参与进去扎扎实实的帮农民把好东西生产出来，帮他们做好供应链管理，通过消费扶贫这样新的政策渠道，是有机会的。但前提一定要给农民让利，这就是扶贫系统说的一定要有带贫机制。

第二个长期的眼光。基金会中合农信项目在20年前做的时候规模很小，一户贷500块钱，但做到今天，它已是一个估值几十亿的企业。

“有长远的眼光别人才愿意相信你，政策才愿意支持你。企业才有可能跟合作社、跟农民一块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参与脱贫攻坚，最后找到企业的生存之道。”刘文奎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1989年创立，扎根中国贫困乡土，从无到有的探索出了一条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扶贫攻坚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疫情止于乡关，占比近40%人口的农村是应对危机最为低成本的载体，运用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能够产生大能量的。

同时，危机亦是大考，是脱颖而出的机会，疫情之后，乡村发展动向如何？乡村文旅项目如何快速找到应对之策？需要从事乡村工作的朋友学习更多经验做好准备。

SMART邀请了乡村领域的实干者们，和大家聊聊当下我们最关心的乡村问题，与大家真诚地分享乡村振兴的系统操盘方法。SMART、AIM携手博鳌文创院推出【SMART·AIM|乡村振兴从0到1集训营1期】从操盘、规划、设计、运营、产业、土地六个环节切入，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行业讯息与乡村振兴项目的系统方法。

点击图片了解更多

乡创课程链接

乡创课程交流群

SMART优选IP

往期推荐阅读

▼

点击下方图片

对SMART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