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F专访 | CCF理事长高文教授访谈

2015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文当选CCF 理事长。高文在过去的4年中带领CCF在会员发展、学术会议、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CCCF动态编委特别采访了高文，请他分享在CCF工作和在科研、生活中的感悟。

采访背景：2015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高文当选CCF理事长。高文教授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著名科学家，曾任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从2002年起，一直担任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组长。2008年底，他因在视频编码方面的技术贡献，当选IEEE Fellow；2010年，因“音视频编解码理论、标准及应用的突出成就”被授予CCF王选奖；2013年底，因“对视频技术的贡献，及对计算在中国发展的领导力”当选ACM Fellow。除了杰出的科学成就，高文在过去的4年中带领CCF在会员发展、学术会议、国际合作等方面也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我们特别采访了高文，请他分享在CCF学会工作和在科研、生活中的感悟。

问：您作为CCF理事长，当时为CCF设定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是否都已经完成了？

高文：我本届理事会设定的目标，是希望把CCF打造成一个计算机同行之间互相交流与促进的平台，从而对大家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我认为检验这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有三个主要的标准。

首先是会员数目。CCF作为一个以个人会员为基础的学术社团，会员是其服务对象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源泉。当时我们设立的目标是付费会员数目能达到5万，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了这个数字。截至2019年9月底，CCF付费会员总数突破6万人。

其次是出版物。权威的出版物代表着一个学术组织的科技水平。当时CCF拥有的期刊数目还比较少，只有不到十个，部分还是合作的，但是我们专委会的数量有三十多个。我们希望增加中英文期刊的数量，争取每个专委会或者每两三个专委会能够拥有一份期刊，以发挥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本届理事会任期内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其中既有客观方面国内出版物管理政策上的难题，也有主观方面努力不够的原因。目前做得好的专委会，比如大数据专家委员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等已经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有些专委会还没有自己相应的期刊。这项工作，只能留待下一届理事会去做了。

最后是学术会议。优秀的学术会议可以促进会员、同行之间的交流，展示国内外的技术热点和趋势。CCF原来的学术会议体系主要是以总部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为主，各专委会等举办的会议为辅。CNCC的参会人数能够突破7000人，而下属各专委举办会议的参会人数和学术水平却参差不齐，而且相对封闭。我们希望CCF下属的专委会议能够办得更加活跃，会议的学术质量也能维持在高水平。如今经过专委工委和各专委同仁的努力，专委举办会议的参会人数和学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例如高性能专委举办的HPC China大会的参会人数超过了1200人，计算机视觉专委举办的PRCV大会的参会人数从最初的500人发展到了1600人。

同时，我非常关注CCF的国际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其他国家学习好的方面，同时也能向国外介绍我们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甚至贡献专家资源。目前，CCF和IEEE CS、ACM的合作互动就很好，其中包括合作举办会议和合作设立奖项。我们和日本、韩国学会的交流也很深入，每年CCF都会派专家在对方的大会进行演讲。经过大家这几年的努力，现在CCF在国际的影响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我觉得最初的目标已经实现了90%左右，但并没有到100%。

问：您作为CCF的理事长，任职期内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文：在实现上面三个目标的过程中，CCF理事会推出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我觉得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出版物”所带来的。关于出版物，CCF受到了国内期刊管理办法的束缚。这一方面不像国外的学会，比如ACM和IEEE都有自己的出版社，而CCF没有自己的出版物载体，这对我们学术刊物出版的规范化带来了难度。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不像国外只有少数学术组织，国内相近的学会数量太多，规模却参差不齐，若放开约束就可能容易混乱。但是像CCF这样规模大，管理又比较完善的学术机构，应该给予它一些自主权。目前，CCF的旗舰刊物《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CCF)也还没有刊号，CCF正在通过有关渠道，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问：今年CCF将进行四年一度的理事会换届与专委会换届。与CCF过去的换届相比，今年换届有哪些特点？您对CCF的广大会员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

高文：任何组织、任何事业，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生长不已。CCF换届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也是动员会员再次认识学会并参与学会治理的好机会。从目前的情况看，会员参选理事会职位的积极性非常高，这就给会员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现在CCF换届程序设计得很民主、规范，有自愿申请、委员推荐、差额选举、初审、复审等一整套非常规范的流程。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需要向会员（代表）表述自己未来在任期内的工作规划，会员代表根据其表述的规划内容进行选择和投票。

说句心里话，我希望大家能从有利于CCF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投好选票，保证选出的人会为CCF未来四年的发展作出贡献。

问：今年换届，为了CCF的健康发展，秘书长将不参与其中，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文：中国科协对学会换届、任期的规定和管理比较严格，职位的每届任期为四年。我一直不太认同理事长和秘书长“同时换届”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换届方式不够科学，相当于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跑步，上来就全速奔跑，一跑四年，四年后又突然停止脚步。学会的秘书长相当于企业的CEO，这个职位的选举应该和理事长职位的选举时间错开。在理事长的任期中间换秘书长是比较合理的。两个重要职位若同时更换，将对学会的平稳运行冲击太大，从而导致工作不流畅。比较理想的做法是理事长候任一年，工作两年，之后还有一年的过渡期。前期可以预热，后期可以做一些交流工作，这样有助于换届时的工作顺利交接和平滑过渡。

纵观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些同行组织（如ACM和IEEE），他们的主席每年或每两年换届一次，但CEO的职位相对稳定，这是学会职业化运行的必然要求。CCF的运行基本完成了职业化的转变，实行了秘书长专职化和聘任制，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由于CCF是中国科协改革的排头兵，许多做法和传统学会的做法会有差异，这也给管理机构带来一些新的课题。

问：很多企业人士参加专业委员会，在科研数据和赞助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您对于企业参与CCF的行为有何看法和建议？

高文：我认为CCF和企业多一些互动是很好的。CCF的宗旨是为计算机工作者提供平台和服务。计算机工作者既有高校、研究所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也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企业无论以资金的方式为CCF提供赞助，还是以提供数据支持的方式参与，这都让CCF更接地气，也更有利于CCF的发展。如果理事会中有企业代表参与，就更容易把企业的声音和诉求传递过来，这样学会在安排工作时，可以综合考虑和平衡各方的利益和需求。企业除了提供数据和经费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会的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CCF只有把企业包容进来才是圆满的，产学研用才能相辅相成。

问：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随着人才的快速发展，基金项目申请和杰青评选竞争愈加激烈，出现了“打招呼”“走人情”等现象。您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能否对青年人申请基金项目、杰青等给出几点建议？

高文：杰青和优青的申请竞争非常激烈，之前这两项基金项目的命中率都不到10%。在新一届基金委领导的努力下，今年的名额都增加了50%，其中杰青基金的数量从每年200项增加到300项，优青基金从每年400项增加到600项，这是好事。但是对于计算机领域来说，所分到的名额还是太少，竞争的激烈程度仍然没有缓解。对于年轻人，无论是申请杰青还是优青，机会都摆在那儿，若想脱颖而出，就要把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到极致，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

前几年基金委发现打招呼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于是制定了一些措施想从根本上转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打招呼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大环境使然，单纯靠基金委一家的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就像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只靠北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京津冀“一盘棋”，甚至全国“一盘棋”地综合治理才有可能解决。所以，要解决评审打招呼的现象还需要时间，需要系统设计。当然基金委也应有所作为，比较理想的方法是设计更加严密的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惩戒。

问：您在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方面做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VS标准等成果，影响力非常大。但国际上主流的编码技术依然是H.264、H.265等，还有高额专利费用的威胁。对于核心技术国产化的大方向，您认为我们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中国的科技应当如何把握未来20年的发展机遇？

高文：计算机行业里面有很多细分的领域，核心技术国产化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情况。当前，国内互联网领域相关的一些核心技术的国产化已经做得非常好，例如移动支付、5G等技术，中国已经做得很超前。但在基础软件、芯片等领域还比较被动，CPU、GPU等领域基本上还是由国外的厂商和技术为主导。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我们在更多领域的竞争力会有所提升。

在视频编码领域，由于中国的数字电视起步时间晚，第一代技术标准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技术，中国企业无法和国外企业交叉许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由于可以通过专利交叉许可互不收费，技术标准就可以变成他们拥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工具。而当国内企业使用相关技术标准时，只能被动缴纳高额的专利使用费，于是企业无论是出口产品还是扩大规模都有难度，被“卡了脖子”。那段时间，国内一些被“卡脖子”的企业去找工信部，希望国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工信部就希望我们来分担国家的忧愁。当时我们组织了一次香山会议，邀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来讨论这件事的可行性，讨论后认为，制定一套自主编解码技术标准是可行的。2002年，我们临危受命，由工信部批准并牵头组织了一批国内的高校、研究所和企业，开始共同研究制定中国数字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经过十七年时间，我们制定了AVS1(AVS+)、AVS2、AVS3三代标准，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到现在已经领跑的过程。我们不仅建立起了国内数字视频编解码标准体系，而且推动了高清和超高清数字电视全产业链的发展，打通了从芯片、终端（机顶盒与电视机）、系统、内容制作等完整的生态环境，不仅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科技行业把握未来发展机遇的方式，和不同细分领域的生态环境有关。如果单靠中国市场的生态环境营造，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就可以赶上来。如果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不在国内就比较困难，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比如视频编码的生态环境，只要能做好头端和解码芯片，就基本可以控制这个生态环境。但是在CPU和基础软件（包括程序设计语言）有关的方面，要赶超的话会比较累一点。目前，华为手机的芯片技术已经基本赶上来了，所以对于手机的生态环境，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我国软件系统方面的生态环境还是不行，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全面取代安卓的生态环境。

同样道理，对于国外主导的技术标准H.264、H.265来说，他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形成，我们若要完全取代需要很长时间。数字电视标准是有区域性的，各国的标准可以不一样，主权国家可以决定自己的格式规范，所以AVS在广播电视以及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里的应用相对可控。但在互联网领域就不一样，需要进入到互联网生态考虑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进展。在国内的一些互联网龙头企业（比如腾讯）的帮助下，AVS技术已经进入它们的企业标准规范并开始使用。我相信以现在AVS标准的技术优势，进入互联网生态未来可期。

问：您现在还担任鹏城实验室主任。鹏城实验室是首批启动的广东省实验室，也是广东省计划培育的国家实验室预备队之一。请问鹏城实验室的建设目标是什么，是否已经达到了您期许的阶段性目标？鹏城实验室是如何组织运作的，有何特点与优势？您对鹏城实验室有哪些规划，与CCF是否会有合作？

高文：鹏城实验室的目标是在深圳建立一个在国内或者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基地。这个过程极具挑战，一切从零开始，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需要政府投入很大资源，也需要参与计划实施的班子成员投入巨大精力。由于当地政府非常支持和相信我们，且敢于在体制、机制方面大胆创新，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希望做的事情都已经基本做到了，已达到甚至超出了我们设定的阶段目标。比如，开始设定的几个研究方向都得以顺利启动；计划邀请15位院士参与项目研究，目前已经请到了20多位，并且合作都很顺利。

实验室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成果。地方的考核相对简单，没有刻意考核经济指标或成果转化率，而是看所做工作对当地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作用有多大。实验室与高校之间是共建关系，我们有几个共建单位，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深圳大学等。我们通过对研究人员“双聘”的形式来共享资源，使实验室成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保证实验室的基本架构、大科学装置和地盘。

鹏城实验室对CCF在深圳召开的会议都会尽力提供支持。CCF也正在讨论，准备在深圳成立一个南方/深圳总部。实验室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极佳，CCF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港澳台地区建立联系。

问：作为我们当代计算机学科的杰出人物，您能否给青年计算机科学家一些指导、建议和期望？科学工作者如何才能做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如何安排生活，让生命更加富有意义？

高文：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既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也要有坚强的意志，锁定发展目标并长期坚持，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松懈下来。作为团队领衔人，我最大的领悟就是：“认认真真做事，尽量发挥每一个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要贡献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把事情做好。管理也要人性化，在找到有自驱力的优秀人才后，尽量创造宽松的环境，不桎梏大家的发展，大家一起携手才能做好事情。

我会尽量兼顾好工作、健身和家庭。我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的业余爱好，年轻时比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现在对历史和人文的书籍更感兴趣。健身方面，我每天都坚持走路一小时。我的爱人是贤内助，帮我照顾全家老少，解我后顾之忧，能让我专心从事科研工作。

作者介绍

王斌

CCF高级会员、CCF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专委会委员、CCCF动态栏目编委。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e-mail]

王涛

CCF理事、CCCF动态栏目主编。爱奇艺公司资深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区块链。[e-mail]

CCF推荐

【精品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前往CCF数图相关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