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中国早已给出了答案
作者：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他们年纪都不算大，都以研究贫困而著称。
三位教授之中，我有了解的是前两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他们是夫妻，共同出版的著作《贫穷的本质》在中国已出版。我读过这本书，没有留下太深刻印象。这本书归纳贫穷的原因，并没有很强大的解释力；他们提出的解决性方案，颇有些小家子气。它更像实验探索，而非制度的追问。
在这本书里，经济学家将贫穷归结于：穷人少有储蓄，倾向于吃干抹净，不留资本；他们缺乏远大目光，常常混吃等死；穷人接收信息有限，面对世界变化浑噩无知；穷人风险意识太低，缺乏避险手段，一点小灾难就把他们的努力清零；穷人缺乏资本，但市场给他们的利息却比富人要高得多…
当然，经济学家不认为这是穷人的素质问题，而是说：这是他们在贫困环境下的无奈选择。穷人没办法选择最优的路径。明明预防疾病的成本更低，但他们就是缺乏预防知识和手段；明明存款利于长远发展，但穷人总面临更多风险…作者将这种困境称为“贫穷陷阱”。
为论证这一点，经济学家作了许多对照实验，为扶贫提供技术性手段。比如说与其给农民发粮食补贴，不如针对孕妇补贴；用奖励的手段鼓励儿童打疫苗；向农民提供化肥贷款，等等。都是这一类手段。本次诺奖正是鼓励三位学者在扶贫领域，做出的技术性探索。
这些扶贫手段靠谁来实施呢？企业家当然重要，政府才是不可缺少的主角。这些扶贫的技术手段，都是要花钱的，并且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大量要靠政府投入，希望以“微小的成本带来巨大的利益”，经济学家希望走出一条捷径。
经济学家对贫穷原因的总结，提出的解决方案，有问题吗？看起来都对，但不痛不痒，也很难说有推广的价值。社会并非实验室，任何微小的变量，就足以改变一项方案的结果。脱贫致富非一日之功，它需要穷人有赚钱激励，能将劳动转化为财富积累；国家得有制度性原因，使企业家发挥才能，使资本持续积累。
贫穷没那么深刻——贫穷是人类的自然现象。贫穷之下，人类社会的许多丑态和缺陷会暴露出来（《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也有提到，比如自大、虚荣、感情用事，在许多不必要的地方大费周章），全世界都如此。贫穷是常态，富裕才需要研究。关键是如何实现富裕。
中国其实早已给出答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超过10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步入小康和富裕。这样的壮举，史无前例。简要概括中国人脱贫致富的原因，答案只有四个字：自由市场。
这四十年中，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在增加。市场取代计划，企业家替代官僚，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中国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市场体制，人民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大量财富涌现，最终惠及到所有人。
很多人会举其他的理由：中国保持稳定的政治局势，外部环境较为宽松，政府始终在推动改革——这些确实非常重要，甚至关乎改革开放的成败。但这些条件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确保了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自由市场非常脆弱，需要各种条件维护。但只有自由市场本身，它才可能生长繁荣。
如果有人对这一解释抱有怀疑，不妨回顾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通过土地承包改革（农民拥有更多土地权利），在很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解决饥饿问题。农村的计划体制一向薄弱，农村集市长期没有消灭，农业产量增加繁荣了农村市场，带动农民生活改善。乡镇企业也走在改革前列，农产品有了销路，初级工业开始出现。
1980年代初期，大量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实际上高于城市居民。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原因仅仅是，农村改革较早，得风气之先。198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也在松动，个体户、小商贩和私营企业陆续出现。到1990年代，在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沿海经济和大城市发展起来，农民工形成潮流。这时候，虽有金融危机的冲击，国企改革带来的动荡，经济还是保持高速的发展。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被证明是改革史上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大量商品出口，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城市化大规模启动，数亿农民涌入城市。经济危机期间，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不是用于消费，而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正好满足经济发展在这方面的需求——当然，大规模经济刺激造成了浪费和通胀等问题，看似支撑经济发展，其实留下国企回潮、增速放缓的隐忧。
21世纪后，中国市场体制更加完善，企业森林也在成长起来。我们所看到的贫困人口减少，中产阶级涌现，新兴科技诞生，人民生活水平有根本改善，都要归结于这时期。直到今天，改革红利仍在渗透，许多农村借助互联网脱贫，一些偏远地区有了手机，能和外界连接。中国乡村的面貌有了彻底改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国家启动经济改革，改革成就远不如中国。究其根本，它们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俄罗斯看似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但私企垄断严重，国企比重超过50%；印度改革一步三停，开放更是缓慢，直到近几年才有改善；巴西经历高速发展后，迅速掉进福利主义泥坑，现在仍没爬出来。相比起它们，中国改革要坚定彻底得多，成果也要大得多。
这样的答案并不难懂。上世纪7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他们就对自由市场理论进行深入阐述。自由市场的核心要义是：使个人拥有更多自由选择，他们更有创造力；市场制度能确保资源利用更有效率，企业比官员更懂创造财富。
诺奖得主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贫穷的本质”，穷人在其境遇中所处的不利条件，中国穷人当然也有。闭塞、懒惰、目光短浅，这些只是小毛病。只要有市场体制，做错或者做得糟糕的人，自然会受惩罚；市场会持续教育民众，脱颖而出者也会有示范的效应。
穷人只是贫穷，却不愚蠢，他们知道需要储蓄，需要加强学习。市场自会奖赏聪明勤奋者，鞭策懒惰愚蠢者。这个过程润物细无声，远比人为干预要有效得多。真正的关键是，要让民众有选择的权利，企业家能有良好的创业环境。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论证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如何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以及政府行为的后果。如何克制既得利益者束缚，使市场化改革真正发挥作用，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富矿。
至于经济生活的细微之处，理解穷人的行为模式，如何与穷人有效合作，这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地方。外行可以提建议，但有多大价值，需要企业家亲身实践。“贫穷的本质”所提出的扶贫方法，算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吗？我认为这偏向于市场和管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后，有人去采访阿比吉特·班纳吉。他说，通过减税来促进投资，这只不过是企业传播的一个神话，这样做是“奖励那些已经坐拥大量现金的富人”。扶贫应该提高直接税，将钱发给穷人，这样才能刺激需求，进而促进投资。
假使这段内容真实，任何对经济学的行内人，都可以放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迷信。呼吁对富人加税发给穷人，这样的蠢话普天下都是，还缺一个诺奖得主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术”的迷恋，使很多人都忘记了经济学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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