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芳村大米的成长之路

流芳村大米的成长之路

文 | 吴世先

摘自《有机慢生活》2017年 2/3月合刊

如何让上千年前流传下来的传统农业复活，如何让困顿于生计的农民持续维护生态，流芳村还面临着许多考验。

北京的“妈妈团”，上海的“菜团”，成都的“生活汇”……当这些时髦的有机食品采购团在白领中风靡时，远在贵州的小山村——流芳村，在6年前就已开始了“有机农业实验”。 然而，如何让上千年前流传下来的传统农业复活，如何让困顿于生计的农民持续维护生态，流芳村还面临着许多考验。2011年6月初，在“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上，来自贵州省黎平县流芳村的一位朴实农民，拘谨地接受媒体的采访，他是吴世先，从两千多公里之外的贵州赶到北京。

46岁的吴世先之所以获得该奖提名，是因他从2005年开始，引导村民重拾侗族传统耕作方式，使流芳村这个距离省会贵阳四百多公里的小山村实现了有机耕种。过去的6年，由于依然是以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流芳村有机农业实验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甚微，加之农村劳动力外流，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更重要的是，这种试图在农村建立食品安全防火墙的做法，似乎只能是个案，难以在凋敝的农村推广。自2005年开始，依山傍水的流芳村就开始有机农业种植实验——部分恢复侗族“稻鱼鸭”耕作传统。

侗族村重回“稻鱼鸭”耕作传统

2005年的一天，当香港民间组织——香港社区伙伴的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流芳村时，立即被这个小村庄吸引了。那时，尚无高速公路，从贵阳到流芳村需要八九个小时的车程，即使现在也需5小时车程。流芳村坐落在山脚下，依山而建的是吊脚楼。房屋皆木瓦结构，黑木黛瓦，整个村庄镶嵌在绿色的山体里，愈显宁静。村民们修建沟渠，将山涧里的水引到各家各户，整个村庄都卧在潺潺的水声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让香港社区伙伴和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立即决定，在该村推进有机农业实验。

对有机种植而言，独立水源或居于水源上游至关重要。2005年，流芳村开始用30亩水田作为实验——他们不再种植杂交稻，改种自留种或当地农科所保留的传统稻种，不再使用农药化肥，并部分恢复了侗族“稻鱼鸭”耕作传统。第二年全村164户村民的700亩水田开始普及有机种植。“稻鱼鸭”是贵州侗族、水族以及和侗、水杂居的苗族的耕作传统，即在稻田里养鱼，在秧苗长稳根系之后，水稻抽穗以前，鸭子可以任意在田间放养。此耕作方式有利于生态平衡，鱼鸭都吃虫子和草，还松动了泥土，它们的粪便又成为水稻的肥料。

流芳村正是这样的一个侗族村落。过去，该地区的侗族爱吃糯米，他们种植高杆糯稻，最适合“稻鱼鸭”耕作。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政府为追求产量，先后强力推行种植籼稻、杂交稻等，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稻鱼鸭”混养的规模才逐渐减少。如今，在外力介入下，流芳村部分重回“稻鱼鸭”传统。走过田埂，受惊的鱼群就会疾驰而去。

村里来了城市采购团，流芳村显然不满足田园生活

 为了给村民寻找经过认证的有机肥，开拓稻谷销路，2006年，该村成立有机农业协会。农户将稻谷卖给协会，协会加工成大米后再出售，利润的20％作为协会的办公经费，80％作为协会成员的劳动报酬，每名会员每年可得两千多元。吴世先当选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第一届会长。

第一年，协会与黎平县侗乡米业公司合作，但该公司以普通大米冒充流芳村大米，协会从此自建销售渠道。第一个主动找上门来的是贵阳的一个采购团。贵阳的李丽于2008年成为妈妈，那一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频发，而这并不是她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开始。在那之前，她在一家NGO工作，多在黔东南和威宁等地参与农民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她发现农民们都留一块地，种植自己吃的蔬菜，不使用农药化肥，但用于销售的蔬菜则使用农药化肥。农民们养的猪，也分出售的和自家吃的，用来出售的猪则喂饲料，半年即成，而给自家吃的猪，则喂猪草、土豆。“在取得信任后，他们甚至建议我们不要在城市里买猪肉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给猪喂了什么。”李丽说。2007年开始，李丽通过QQ组织朋友联合购买土鸡蛋、土鸡等，最多时发展到两百多人。一年后，当她介入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的能力建设后，便在贵阳发动朋友团购流芳村大米。在此后几年，由于“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大减，大城市涌现各类健康食品采购团。这些城市白领以网络为纽带，建立起购买健康食品的消费团体。

据统计，自2007年起，经香港社区伙伴的引荐，香港、贵阳、成都等地采购团先后找到了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这成为流芳村近年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消费方打电话，支付款项后，协会便发货，运费由消费者承担。

空巢农村，有机难推

虽有市场，但不能表明流芳村模式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自流芳村开始有机农业种植以来，多次举办交流会，邀请邻村村干和村民参加，但影响甚微。目前，周边村落仅少数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种植。村干部认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如果搞有机农业种植，老人妇女挑人畜粪便就太辛苦了；再者，机械化的普及，使得养牛数量锐减，有机肥料大为减少；另外，有机农业的产量低于常规种植。

 73岁的高进村村民杨文荣显然知道有机农业好，“病虫害都会少些，还能增产，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没人挑粪，所以只好用化肥。”

 “流芳村影响周边的确很困难。”香港社区伙伴黎平生态农业项目顾问潘永荣坦承。流芳村坚持至今，源于香港社区伙伴的项目支持。过去几年，他们在流芳村已累计投入60万元，包括为村民赠送稻种、修田埂，发放补助养鸭子、购买杀虫灯、拉电线、制作有机肥、修沼气池、化粪池等都给予资金补助，还对村民进行能力建设，如旱地育秧、堆肥技术推广等。即使在有项目支持的生态农业示范点，生态农业也难持续。香港社区伙伴和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在贵阳市近郊开展了两个生态农业项目，持续了五六年，但在项目进行中，也时有参与的农户退出。2010年，项目暂停了一年，其间，也有人不再坚持生态农业了。“如果没有项目支持，流芳村也难以为继。”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秋说。

“没有市场，就没生产激情”

 更让流芳村实验“难以为继”的是，村民们原本希望有好的市场，但市场并没有期望的那么大。从2010年开始，贵阳的李丽就不再组织团购流芳村大米了。 价格是贵阳采购团不能持续的主因。最初，因李丽所在的公益机构配车运输，所以运输费用未计入。自2015年开始不再支持运输后，加上米价上涨，每斤大米涨价2元钱，虽仍比超市里的有机大米便宜很多，但这一价格相当于市场普通米价的两倍，极大削弱了团购热情，这个原本松散的联盟就此解散了。

为了应对多变的市场，流芳村开始用一部分田种植产量低但品种好、价格高的水稻，主要通过协会销售给城市采购团，再用一部分田种植品种较差、价格低但产量高的水稻，通过普通市场进行销售。事实上，大城市里那些时尚的采购团也举步维艰。上海菜团自2009年开始共同购买，2010年9月还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架构和章程。但从最初坚持至今的团员只有12人，进出者甚多，目前的团购人数为50人。

“没有市场，就没有生产激情。”贵阳另一采购团——绿色未来工作室负责人金学峰说。该采购团坚持至今的消费者只有十几户，为他们生产有机蔬菜的生产者也从7户减为2户。 正因如此，2008年始，香港社区伙伴在流芳村开展健康教育、生态教育。流芳村才降低了对市场的希望，而更看重自身的健康。

消费者层面，成都的“生活汇”除了定期团购，还常举办农友饭局、农友集会、农友回访等活动，增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感情。不过，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秋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农业价值取向，国家须大幅提高对农民的补贴，才能维持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要求还在为生计挣扎的农民维护生态，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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