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本皓丨数码资本中零工经济的时空掠夺

Original 陈本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收录于合集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3期目录摘要 18 个

国家与社会治理

数码资本中零工经济的时空掠夺

文/陈本皓

摘要

零工经济的发展为大卫·哈维等人的政治空间学说增加了新的技术意义。资本主义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了独特的时空扩张，通过资本、数字规则和科层管理三大要素寄宿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系统内，形成了具备更强扩张性的新系统。该系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做到瞬时、广域的劳动力低洼空间搜索，形成经济地理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采用形式空间自由榨取劳动力的时间投入，改写了传统劳动的时空形态，形成新类型的时空掠夺。

关键词

零工经济；空间政治；物化；算法

作者简介

陈本皓，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

一空间的物化

二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特征

三经济—技术对时空的系统入侵

四总　　结

以列斐伏尔、哈维、德里克等人为代表，资本主义对时空的塑造成为了西方世界制度研究中的一大主题。从马克思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到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德里克的跨国弹性生产，吉登斯的抽离化等，他们的研究基本围绕着资本活动对时空的构造、交互、感知去理解人类的经济体系对世界基础要素的影响。总体上，这些思想家关注在全球化时代下，不受政治监控的资本是如何利用高流动性，对不同发展等级的地理空间的优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行侵蚀和吸纳，在经济和思想上对被掠夺地区完成空间上的殖民改造，壮大整体性上的资本主义。

在数码时代，技术的升级让关于时空的研究产生了新的意义，无所不在的智能技术系统从公共领域扩张到私人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对时空的入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在众多技术中，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技术系统正在对世界输出新的渗透方式。零工经济（Gig-work）是本世纪以来，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经济和工业的数字化迅速开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按需平台创造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如租车、外卖这类以服务为主的按需经济，以及在线电子内容制造为代表的众包经济。据统计，中国2020年参与零工经济的人口高达8.3亿。而美国在2021年从事零工经济的工人人数占总人口的16%。新的系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着眼于更为基础的时空要素，对原来全球资本体系的时空观进行了整体的升级扩张。其在利用非匀质的地理空间获利上达到了以分秒计算的地步，同时力图通过对劳动空间的解放达到对劳动时间的榨取，达到对劳动者身体这一空间的利用，最终达成新的经济系统殖民。

本文从零工经济这一技术系统的时空掠夺的角度，对西方学者们在政治地理空间学研究中开启的命题重新赋予新意义。原有的时空研究学说更多是在对资本的空间扩张进行宏大叙事描述，除了由于时代原因缺乏技术上的涉足外，他们也忽视了资本和各种要素结合的多样性。同样是市场的运作，资本在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出灵活多样的适应性，让它在完成不同领域的着地的同时，也能维持其本质的扩张逻辑。相比起实体资本的扩张，电子技术的系统殖民在当下具有更为强烈的资本—技术风格，它既有流动的资本逐利特征，又有技术上对生活时空的渗透，特别是技术的在场属性让具体到人身级别的控制变得可能，该混合形态最终会大幅度改写传统劳资关系乃至相关规则。

一空间的物化

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空间研究里，列斐伏尔首先提出了“空间政治”这一概念。他意识到空间这个术语并非只属于物理或者自然范畴，当社会活动渗透在各种场所时，社会或者政治上的空间学便诞生了。“因为空间看起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他从政治意义上来考量空间，认为政治活动重组了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空间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他的研究让空间开始承载社会系统的意义，指出资本的生产同时也是空间的生产，将时空的要素引入政治研究当中。

大卫·哈维将这种空间的物化放大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范围。他从空间物化察觉到万物商品化的可能性。在他之前，波兰尼已经提出过自由市场体系需要土地、货币和劳动力三种要素的商品虚拟化。而哈维意识到被资本化的已经远远不止于特定的市场要素，市场潜在的改造和吸收能力倾向于将一切可能的要素纳入体系当中。资本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具有吸收、改造甚至恶化本土文化差异，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他断定，在后现代社会，空间将会取代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的关注核心。在技术推动下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信息交换都加速了时间的周转，作为过程的空间在缩减，这种时空压缩凸显了作为目的的差异化空间的特征。而只有在非匀质的地理空间里，资本才能实现发展经济对原始经济的入侵，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满足资本不断增值的内在需求。空间物化成就了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资本通过“时间—空间”修复其内部危机，不断重复这一掠夺过程。

德里克进一步细化了资本利用空间的手法，他用“弹性生产”指代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生产的过程。大卫·哈维的体系里依然存在传统意义上意图掠夺他者的资本帝国核心，而德里克则认为资本已经凌驾于国家范围，成为一股独立的支配性势力。在技术的支持下，资本进一步获得高度流动性。它利用了地方主权国家的法律盲点和发展意愿，展现出一种通过空间选择而获得的合法性，同时也掌握对劳方的优势，通过选择取代而不是沟通去达到劳资的一致，这是一种温和的，但也更加具备威胁性的资本扩张方式。毕竟资本是没有国别的，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也无法阻止资本的转移，在这类高度流动的资本体系前，全球劳动者的潜在立场会变得高度一致。

资本的空间扩张并不仅仅是经济系统的扩张，其间还伴随着文化的入侵与人的改造。人的个性被改写，提取出市场所要的部分并加以引导，不仅在劳动消费上，同时也在文化品位上符合经济体系的需求。哈维借鉴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概念，将人体作为资本能作用的最小空间单位看待。他指出在现代经济的环境中，长期的工作需要个体为劳动做智力和身体上的学习准备，而短期的工作周期则要妥当安排休息和进食的时间表，在消费上除了所谓的引导消费外，还增加了欲望和攀比。个体被填入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欲望的循环中，变成了被资本驯服的身体，服从于劳动和消费的逻辑。

上述学者关于空间的学说提供了资本批判研究的全新框架。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地方空间被不断侵蚀，最终既构成了当今世界中心—边缘的架构，又埋下了不受控资本的祸根。身体作为最小的空间，对体系的服从是内发性的，也正是这些微小空间的集合，最终才诞生了宏观的资本空间。当然，笔者认为仅仅是基于空间的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一、空间和时间作为并列的基础元素，万物皆可存在其中，这使得空间更多的是一个容纳具体分析物的抽象框架，而不是具体的指代。将社会现象和具体活动变成空间这一描述框架的核心，最终会拆解对总体空间的理解，使其成为一个庞大的领域而无法成为系统的学说。二、对于空间的强调使得时间作为基础的分析要素被忽视了。实际上，时间作为流动性的核心主宰，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空间，特别是在现有的技术因素改写环球时空中部分信息交流和生产规则下，时间的因素会再度突出。在零工经济里，极速的互联网信息传递使得劳动者在生物钟颠倒情况下依然要为订单服务，环球共时发送的任务需求让在线劳动者需要争分夺秒抢夺工作，在线劳工对时间的投入也成为衡量工作的指标。在新的技术加持下，时间理当重新成为关注的重点。三、这些学者的背景让他们更注重宏观社会的演化，缺乏人类学式的微观洞察。他们对资本空间的扩张认知似乎就是强势方单方面改造社会的类似过程。实际上，资本需要和地方文化、或者技术的特质进行结合才能顺利地落地。在整个过程中做出改变的不仅仅是对象，资本自身的形态也要随着环境进行改变，不断蜕变完成进化和适应，这也是资本主义生命力旺盛的核心。

二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特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其不仅意味着通信技术的飞跃，还塑造了新的交往规则，消解了传统的地理时空限制，吸纳并融合了实体世界的规则，在文化、社会和个性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系统的统合。当然，技术革新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超现实的新世界期待，其中混淆着技术期望，现实批判，生活逃避，未来想象等内容。Web2.0甚至曾经是许多人的革命主义和乌托邦理想迈向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全新道路的寄托。

但是正如之前的资本空间研究者所言，资本有将万物吸纳进自身系统完成自我改造的力量。即便是数字技术展现了作为脱离资本的乌托邦可能性，最终也要慢慢面对资本系统的侵蚀，成为新的综合性系统。这一系统从数字、资本和科层算法呈现出的特征，让它从计算、动力和规则上塑造出围绕劳动者的驯服策略，为从线上到线下的全方位扩展，对时空的渗透入侵做好准备。

（一）数字的核心规则

在互联网技术里的数字有两层意味，一层是构成技术核心的二进制后台数字系统，另一层是作为系统在交互层面的呈现，侵入用户认知世界里的数字。后者显然复制了货币系统里的数字特性，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认识、测量、储存、比较行为，并据此建立起自身的计算体系。以时间为例，在网络打车平台里，司机要时时刻刻面对算法变换下的时间计算，外卖平台的骑手需要依照约定的时间送货上门，众包平台的标注员在计件规则下会另外计算出具体时薪。数字的确定性和可计算性赋予它们额外的意义，是否选择其他路线，减少接单或是切换别的工作，这都是数字带来的行动上的可计算性。而平台自建的虚拟货币交易也同样符合这类特征，优秀工作者的报酬会被公示以激励其他工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通过比较建立价值的秩序。数字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成为方方面面的计算根据，将工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付出—回报”意义上的劳动，人体成为彻底的被操纵对象。

（二）资本的系统入侵

如果说数字特性是技术上对认知的入侵，那么资本则是经济系统入侵技术系统的主导力量。逐利动力是资本开发零工经济的根本动机。亚马逊建立零工平台吸引非洲和印度的基层劳动力，优步和滴滴创立私人出租车召唤平台，美团召集庞大的骑手队伍从事外卖工作。这类核心—群体的平台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共享精神为宣传口号，完成了线上到线下，技术到底层的跨空间运营。互联网的发展在扩张领域的同时，将原来被“隔离”的外部劳动力慢慢地吸纳到自身体系当中，从社会的一部分变成社会的中心和基础。随着技术的门槛逐步降低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非典型互联网劳工都被吸收进了这一系统当中。在资本驱动下，新技术将工业社会里没法进入到原来的互联网系统中的闲散劳动力利用起来，纳入到他们建立的经济体系中，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渐构成了整个互联网产业的新基层。

（三）类科层官员的算法

缺乏沟通意识的管理算法类似韦伯意义上标准的科层官员。数字技术必须要依照特定的规则才能运行，它本身并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沟通机制，这一特征在零工经济里被进一步用于与劳动者的“交流”和指挥上。指挥意义上的算法仅会为劳动者分析出在效率上最佳的行走路线，并以此督促所有人提高效率，让效率的平均线不断提高，在极限的意义上压榨劳力，无视过程中个体的实施能力，环境情况等各种要素。人成为了算法的对象，而不是能双向沟通的主体。而劳力对上层的反馈，也被算法分流到简化的电子库里。数以万计曾经发生过的沟通场景被大数据收集、分析、重塑成有限的问答条文。在无差别意义的匀质空间里，实际上并不存在理解意义上的问答，有的只是对应规则的信息陈列。工作者只能被迫接受无意义的反馈，无法就自身的疑问和困境得到解答，即便是解雇这种极端的劳资行为，也交由算法处理，不会顾及个体的实际情况。

三经济—技术对时空的系统入侵

当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殖民完成后，便开始沿着技术向现实的时空渗透。零工经济是最能体现这类系统殖民的模式。技术殖民本质上还是对经济合理性追求的延伸，它以一种系统的形式直接介入到人的生活当中，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就本研究而言，关键点在于时间、空间和系统，前两者构成了要考察的领域成分，后者指向技术系统本身，以寄居时空的形式进行殖民扩张。而时间、空间和系统也并不是分割的三个维度。在零工经济下，它们以有机的形式相互嵌合，并被资本利用其中的不均等特质以及系统的颗粒区分来获取利益。系统在空间上先尽可能寻找法律管制无效化的廉价劳动力地区，以意识形态和经济诱因作为驱动力，将源源不绝的底层劳动力吸纳到互联网和线下接驳的嵌合点，再以技术监控取代原来的空间监控以进一步掌握生产者的时间，最终完成经济—技术系统对时空的进一步入侵。原本停留在数字空间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吞噬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制造出庞大的系统殖民。

（一）系统的空间入侵

1. 流动的零工殖民空间

与德里克的“弹性生产”中的逻辑一致，流动性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空间获利的主要手段。系统对空间的确定策略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所在地，在科技硬件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地理跨越能力支持下，这种电子殖民在超越传统地理限制上达到了惊人的效率。位于美国或者欧洲的互联网总部，能够将任务发往位于尼日利亚或者印度的某个家庭，并要求其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当系统在展开地理扫描时，会优先锁定全球的廉价劳动力所在区域。此时系统与个人的接驳口可能是网站，也可能是手机上的APP。接受任务的零工需要克服上网环境、语言和系统学习等困难来完成任务。然而，劳工克服工作困难的多样性特征是不会被数字程序纳入考虑的，个体只会被简化为电子代码，并依照其实际工作能力给予事后评价和报酬。除劳动者外，传统的地理也被系统化为抽象的劳动力空间，进而压缩并成为代码。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真正将空间取消了，只是将它当成了多余的要素留给了劳动力所在的位置。现实中的零工依然停留在欠发达的地方，付出了同样的劳动，也无法获得发达地区的劳动报酬，在系统中是个只有劳动力价值、却缺乏劳动力身份的电子比特。

所以系统制造的是一个中心—边缘的动态空间结构，它基于现实地理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在技术上重构了世界空间，实现新的殖民方式。在这个结构中，除了中心保持稳定之外，边缘是可流动的，不存在特定的固定空间。只要符合系统要求，能提供对应的服务，不管劳动力来自菲律宾或是其他地区，都能在无视差别的情况下被使用。系统甚至会根据这种流动性来增强自身优势，让这些争夺工作的劳工们接受更低的价码。每时每刻当劳动力成本的洼地产生时，系统就会将其精确地纳入其中。对空间的选择就是对流动的成本洼地的选择，空间的多余特性被进一步剥离，只剩下低成本这一特质。尽管现实空间中的经济的不同步发展是建立这种洼地选择方案的大前提，但是系统在空间重构里仅识别到其中的资源部分。如果说传统的互联网流动性仅停留在虚拟空间，那零工经济系统的流动性则打破了虚拟边界，与现实空间结合得更为紧密，甚至将空间的资源特性纳入其中。此外，与空间重构同步的还有阶层的重构，新技术将系统推向以往无法深入的空间，贪婪地扩张无产基层以做整体性的自我巩固。

2. 工作空间的泛化

系统的渗透先起步于家庭或这类私人空间的渗透，其后果才是传统地理空间的宏观重构。数十万零工通过连接到互联网的电脑屏幕或者手机与系统接通，把虚拟的工作空间代入到任意的现实地点，从而实现空间的无限延展。这意味着劳动力得以从传统的工业空间中解放，本来作为生产因素，受统一管理规划的空间，现在被下放到劳动者手里，变成一种自控、自带的生产条件。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些生产空间被搬运到家庭里，而另一些则随着工作需求游离到街道上，私密的生活空间由于技术的渗透被改造成了生产地点。

表面上，系统放弃了基于空间的监视。但实际上，当生产空间一直伴随着劳动者时，劳动监视只是从一个特定的场所转移到了一个移动的抽象技术领域。只要零工进入生产系统，他就必须要遵守平台和资方给出的规则。于是监视从工厂转移到了家庭，转移到了每一个可以使用电脑的地方，模糊了传统的生活—工作边缘。工作侵蚀了生活领域，形成了工作空间的泛化。这种泛化奠定了时间灵活性的基础，传统的工作时间需要限定在一定空间内才能启动，工人必须要在工厂才能工作。但既然零工系统放大了工作空间，那么劳动者便能不受空间因素限制投入时间劳动，随时随地响应系统的号召。

并且，当空间界限被模糊后，资本也节省了用于放置劳动力的空间成本，将居住与交通，还有生产工具的配置任务交给了劳动力。传统工业下的无产者仅仅负责生产资料的运作，并不需要自带工具，而零工系统中的生产者被称为个体工商户或承包商，在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时必须自己负责一切的生产条件和技术，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利润。

3. 法律空间的逃避

法律是可用于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控制系统。然而经济—技术系统在全球寻求劳动洼地时，也同样选择了避开法律的规制空间。目前全球的法律系统基本是在国家的本土范围内生效，一般劳动法规上的内容会包括对资方的限制、劳方的保护和对应商业技术的条例，一旦有法律介入，资本就会失去无法律规制下的红利。所以资本要寻求的是一个没有法律和权力干涉的空间，能够完全由自己制定规则的地带才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收益。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早已发展出了流动性特征，能够随时转移到别的国家进行生产。然而在传统的实体工作形态下，法律的管制是扎根到具体空间的。对工作时长、工龄、工伤等的认定，无一不与特定的工作空间（如厂房、工作室、公司、注册地等）相关。为了进一步逃避这一空间的管制，系统利用全球互联的虚拟空间发展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流动性，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动力都能够在这一空间内高速运转。尽管虚拟空间本质上还是寄生在现实空间，但是零工经济这一跨国系统成功地利用了法律规制的错位。在缺乏法律的跨国管制的情况下，系统利用了富裕地带的中心资本和欠发达地区的边缘劳动力，而这两个地带却由于法律的空间限制无法对这一系统进行管制。基于具体空间成立的法律随着传统空间的消失而陷入了盲区。劳工们在经济的诱惑下进入了彻底的资本机制空间，法律系统止步于实体空间前，不能进行平衡性维护。

（二）时间的支配幻象

工作自由是零工系统为自身宣传的意识形态，由于工作空间的“解放”，劳工们似乎夺回了时间的自我支配权。然而很明显，系统在空间的扩张策略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对劳动时间的挖掘。就时间而言，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在本质上会回归马克思以时间来估量劳动价值的情况，在没有显著差别的劳动面前，时间成了能用来衡量区别的核心指标。最为尖端的技术带来的是早期工业时代的价值回归，学历、经历、年龄这类就业市场上的综合影响要素被弱化。时间投入成了行业的核心之一，因此也成为了一个角力的场所。

1. 时间主动权的丧失

尽管零工系统对劳工们许诺工作自由，但是系统的关注点在于随时投入劳动，而零工的关注点既在于进入，也在于退出。当双方对自由的理解出现偏差时，天平的倾向往往倒向了制定规则的一方。零工系统通过在地理上的无限搜索尽可能地获得可用的劳动成本洼地，扩大廉价的劳动力池，从而制造了一个以任务需求方为中心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零工必须以付费方的要求为中心，甚至要与多人争夺同一个任务以建立个体良好的系统信用。此消彼长之下，时间的主导权最终落到了系统手里。

系统对零工的时间要求包括了最低工作长度、工作时间点、限定时间等内容，只要是进入系统工作，身为个体的劳工就不得不迁就平台制定的规则。劳工需要对接受的任务难度和时间分配有所计划，才能保证自己依然在可用的劳动池当中。假如个体放弃任务，则会被系统调低信用评价，因此必须要对时间的分配有明确的认识。零工经济下的时间在灵活性上看似优于固定工作时间，它在理论上给予了零工分配时间的主动权，取消了工作与休息两个传统工作的时间区域，让个体的意志主宰工作，但也正是这种看似理想的规划，让零工丧失了时间上的主动权。

对于工人而言，追求自由的代价更像是从一个空间性牢笼进入一个时间性牢笼，在空间上看似是自由的，但是时间却被不断夺走。由于时空本是活动不可分割的载体，时间的消失导致空间变得没有意义。零工经济事实上利用了一种思维上的错位，只要劳动者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定时上下班的时空认知里，就意识不到系统夺走自由时间的事实。

2. 算法的时间挖掘

算法是系统对现场工作的控制核心，它对工人远程控制技术基于动态的实时和预测分析。㉒作为传统监工的电子化代表，算法除了提供类似福柯环形监狱的机制存在感外，还能收集现场的大数据对个体实际的工作效率进行分析，并将可供改善的建议转回监督中心，最终添加到监控程序中。在零工经济里，网约平台如美团和滴滴对算法监督技术最为倚重。以外卖集团为例，由于大数据的存在，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能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骑手进入系统后不仅需要将货物送达，还要尽可能地提高送货速度，优化路线选择，在系统和人的交互作用下提升输送效率。原来在传统工业空间所执行的劳动监管被算法监控所替代了，基于空间的视觉监控和沟通让位基于时间的单向数据监控。并且，数据化的监控具有高度的量化优势，当对时间的使用加入了数字规则后，关于时间的认识、测量、储存、比较成为了可能，既能被系统也能被零工所使用。当被投入到算法后，这种类似货币的时间媒介为微观的劳动激励带来了明显的提高。算法的有效监督让劳动时间的延展性被系统充分地利用，零工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越长，系统能从劳动中提取的价值则越高。由于剥离了传统法律系统的平衡，系统在人力使用上更是展示出肆无忌惮的本性，以次、以时的付费能够精确地提取劳动的价值，而无需承担传统企业的社会责任。

四总结

相对于传统资本空间的研究，零工经济视野下的时空研究明确地结合了技术的特性，让资本的扩张呈现出其特殊面。这一结合体成为了哈贝马斯称呼的“系统”，是围绕生活世界的外部运作体系。对个人而言它意味着一套作为社会与世界的意义背景，同时也围绕着自身的宏大机制。在经过大面积的普及和应用后，数码技术系统正慢慢成为政治和经济以外的第三套系统。尽管它是一个独特的具备内在修改运作规则的系统，它对于信息高速交流的贡献本应让其拥有特殊的地位和生态圈，但是在被资本入侵后，技术系统的方向被统合成了盈利导向，其运转逻辑也开始市场化、商品化，成为一个具有能大幅改写现实活动时空的扩张领域，零工经济正是这一技术系统的代表。

零工技术系统的时空掠夺通过两个步骤成立。第一步，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系统通过资本、数字规则和科层管理对电子技术系统进行渗透结合。在经济系统中，资本为技术系统的扩张提供原动力，内在的数字规则让技术系统获得和人交互计算的特征，而权力系统提供了电子科层制的样本。这三个要素让技术系统完成本质的转化，从独立的技术世界变成主动扩张的动力系统。第二步，与旧系统结合后的零工技术系统进而对全世界进行劳动殖民，通过在全世界贪婪地寻求劳动力价值洼地，以瞬时的连接对欠发达地区劳动者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渗透和占领，最终完成新的系统殖民战略。由于其涉及的范围是全球化下与数码技术相连接的地区，当现代化不断地扩张时，新系统便得以将其殖民渗透到新的地区，最终在地理版图上重构新的“中心—边缘”结构。传统的经济和权力系统通过栖身于技术系统内部，让其脱离了创建之初的共享和自由原则，正式进入资本运作的市场体系，转化为一个影响更加广泛，更具侵略性的综合系统。

零工经济下的技术系统表面上看似是一套全新的全球机制，但内在依然继承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中心—边缘”剥削体系，不同之处在于其在资本的构成上更加的纯粹，它的高度的瞬发及流动性特征连传统的国家权力都难以对其做全面的追踪。尽管它既有作为新体系的特征，也承载了旧体系的机制，却力图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全新形象，借助技术迷思的神话术语创造出自身的超脱性。在数码技术的加持下，技术系统宣扬对传统经济生活的革新，通过倡导新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以争取劳动者的青睐，但实质上却是以空间的自由换取时间的投入，甚至脱离法律的监控以攫取更多的利润。在本质上，它是资本运作的进一步升级，也是社会体系在技术加持下的体现。新技术体系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未来技术对劳动形态的影响，预测并及时对体系扩张带来的弊端进行纠正，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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