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强, 王琳 | 论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

Original 丁晓强, 王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0-05

收录于合集

#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2期 17 个

理论前沿

论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

文 / 丁晓强, 王琳

摘要：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是党的鲜明品格、最大优势和显著标志。建党百年来，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改正错误、纯洁队伍、锤炼作风，使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自我革命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三大作风”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和理论创新。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执政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落实在党的建设全部活动之中。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增强“四个自我”能力，抓住了新时代自我革命的关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 自我革命 ; 党的建设 ; 从严治党

作者简介

丁晓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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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革命的历史演进

二通过作风建设推进自我革命

三以“四个自我”增强自我革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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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革命的历史演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表明，党就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成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随着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日益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也日益重要。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要求加大党的自我革命力度，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习近平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提出并阐述党的自我革命，体现着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时代课题的回答。

（一）自我革命的实践与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进行社会革命，更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先驱者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就注意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思想上通过与各种思想流派的论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组织上采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党成立后，党的一大纲领对党员质量有了初步要求，对党内纪律也有了初步表述。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章程，奠定了党的建设的制度基础。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报告中对中央委员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例如其中批评了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的错误。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这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1926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制定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概念，增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党内治理的观念。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开始反思党的领导的路线错误，并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但是，党内又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等在深入农村建党建军的实践中，对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纠正，对本本主义进行了抵制。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列出8种错误观念，逐个论述了每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决议”强调反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930年，毛泽东专门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批判。1934年他又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强调要依靠群众，要求密切联系群众，这样就对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进行了初步的理论阐述。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白区工作几乎损失100%，根据地工作损失了90%以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一度处于绝境。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的军事路线，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转折。在长征途中，还进行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纠正了关门主义，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要在根本上解决党的路线错误，还必须纠正“左”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抗日战争新的形势下，党员队伍空前壮大。至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50多万人。1939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且命名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处理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政治路线，是在一定阶段党领导革命的总方针、总战略，它包含军事路线（武装斗争），是以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为基础的，是以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是以群众路线（工作路线）来落实的。

1941—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并在整风中提出了群众路线。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对党的“三大作风”的完整阐述，标志着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全面成熟。

（二）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全面执政的环境对党的建设形成了新的挑战。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胜利形势下党可能面临的问题。1944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让全党学习，告诫全党要避免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在与黄炎培的对谈中，对“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高度警惕，并提出了“人人起来负责”的重要答案。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向全党发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立即开展整风整党运动，严惩贪腐，开启了全面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的先河。1950年下半年，党内开始进行整风运动。1951年底，又决定把“三反”运动与整党相结合，严肃处理党内出现的腐化堕落行为。其中天津前后两任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因贪腐被从严处理判处死刑，引起全国震动，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党员。

20世纪50、60年代，党持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着重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认为，“重点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毛泽东对党内可能出现一个官僚者阶层深深地忧虑，他告诫说，“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在他看来，如果解决不好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巩固”。

这一时期的整风整党运动主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这一方式也有明显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出现“左”的思想影响下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干部形成脱离群众、迎合上级的风气，从而出现了“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现象的盛行。1961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搞个实事求是年。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实事求是的作风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继续发展，党的建设与党内错误的阶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反对官僚主义被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替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无助于党的作风建设，相反，由于党的领导受到了损害，党内派性滋长，党的作风和社会风气都受到了破坏。而且，由于个人崇拜盛行，形成了新的“本本主义”，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党的领导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所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邓小平等反对“两个凡事”，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干部工作中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邓小平深刻地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党的建设思想上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一方面，他摈弃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方法；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把党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创新。

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利益关系对权力的侵蚀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1980年11月，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观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在坚持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把党风廉政结合在了一起，更突出对权力的监督。从1983年冬季开始到1987年5月，用三年多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广大党员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整顿。这次整党，纠正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打击和处理了一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推进了党的建设。

“从严治党”概念首次出现在1985年11月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之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使党进一步意识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执政党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其基本要求是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在世纪之交，党提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执政党的建设就要把治国与治党紧密地结合起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党章》中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总纲。

以从严治党为方针的“新的伟大工程”，关键是干部，重点是反腐，基础是作风。江泽民指出：“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他作出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必须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要求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1996—1999年，开展了对领导干部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江泽民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加速推进，我国也进入发展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胡锦涛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党的先进性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他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目标、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在党的作风建设上，2005—2006年，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10—2012年，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在反腐败斗争中，确定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提出并完成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理念，在2014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此后，“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构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又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一起构成了“四个伟大”的实践，并指出“伟大工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特征就是“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是党一贯的态度，但在新时代又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时代特征。全面从严治党首先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严峻复杂的问题以及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现象，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就是“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同时，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自我革命就是要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抓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从作风建设入手、特别以落实“八项规定”为突破口。从2013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到“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史”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这一系列举措遏制了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向纵深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很好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前发展。党的作风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口，也是落脚点，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要深化。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略。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以雷霆手段零容忍惩治腐败，严厉进行打虎拍蝇猎孤，使得贪腐者受到震慑，不敢腐初步形成；随之强化制度治腐，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并强化了各级巡视制度、问责制度，完善了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推进了不能腐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态势并得到巩固，到2018年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新时代要加强党的领导，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站在政治的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把住和保证了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习近平提出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和摆在首位的论断，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同行。制度治党的实践形式是依规治党，纪律是依规治党的关键。依规治党又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要重视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要坚定理想信念，根本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行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同行，是新时代党建总布局之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二通过作风建设推进自我革命

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主要实践形式。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需要不断自我革命的。在革命形势高涨、特别是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组织和成员很容易受到权力的侵蚀。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权力条件下如何成为人民公仆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指出了俄共执政以后 “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反复强调要着重“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表现为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党是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在实践中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思想方法、价值导向和路径依赖。在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中，党的三大作风不断拓展与深化，推动着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入发展。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自我革命的首要前提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决定着党能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克服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主观主义具有明显的权力因素，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夸夸其谈，钦差大臣满天飞。主观主义又分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从自己的感觉经验出发的刚愎自用是经验主义，拿着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颐指气使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危害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实际，不愿意调查研究、不愿意深入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意愿，轻视群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党的政治路线必然是错误的，必然是脱离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一是不尚空谈，二是深入群众。有正确的思想作风和学风，才能正确地掌握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指导中国的社会革命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结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问题，继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重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学习，特别重视哲学方法论，要求领导干部具有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法制思维等能力；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坚决反对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他既重视国情民意，又重视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不断回答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自我革命的基本遵循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关系到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它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是党的本质和力量的源泉。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中，党把着力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作为党、军队和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漠视群众疾苦、为群众办事推诿敷衍、对群众颐指气使、不听取群众意见、不愿与群众同甘共苦等行为，都要努力克服。至于侵害群众利益，贪污腐化、作威作福等行为，则更要坚决打击。党在井冈山时期，就从革命军队开始制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在中华苏维埃和陕甘宁边区时期，严厉处理了左玉祥案、黄克功案、肖玉璧等案，保证了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形成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向人民负责的好作风。面对全面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骄傲就会自己凌驾在群众之上、贪图享受就不会向群众负责、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着力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保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党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论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正是从八项规定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在一切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基本遵循，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自我革命的重要形式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作风建设的基本方法，是自我革命重要的实践形式。毛泽东说：“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把中国古人注重自我反省和道德修养的传统和党性锻炼结合起来，是在不断克服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的要求。在延安整风中，在反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完整地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针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的整风教育活动，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方式。延安整风是一个重要创新，通过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克服了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又团结了同志，凝聚了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当然，必须纠正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打棍子扣帽子的政治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党恢复了集中的思想教育活动，为克服党内的消极因素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这些活动都普遍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如此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广大党员干部也才能筑牢拒腐防变、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三以“四个自我”增强自我革命能力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四个自我”能力，即“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6 年 7 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概念，并把增强“四个自我”能力作为自我革命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征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伟大的自我革命，又提出要不断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四个自我”，是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是实现自我革命的环节和目标。增强“四个自我”能力，也就是增强自我革命的能力。习近平指出：“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做不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

（一）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

自我净化，就是要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防止祸起萧墙，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自我净化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集中体现了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这就要不断努力地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现象，重点在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要不断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十分重视在革命实践中甄别和考验党员干部，坚决把不良分子清除出党，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面执政、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高度重视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雷霆手段、零容忍的态度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的重大隐患。

要不断地解决作风不纯问题。作风建设决不能松懈。要不断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痼疾，坚决遏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特别要重视严格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净化我们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指出：“抓住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关键点，也就抓住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钥匙。”

要不断地解决思想不纯的问题。党员干部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和党性教育这个核心，自觉清除思想上的灰尘和心灵上的污垢，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确保理想信念不动摇、政治立场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习近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斗争精神、要提高斗争本领，“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二）要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

在不断净化中要以问题为导向，探寻问题背后的根源，不断完善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重点在于完善党内的权力运行机制。

针对在管党治党中存在的宽松软现象，首先要科学严密地进行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新的党内法规的修订和制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法规依据。第二，解决在制度贯彻中执行不力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的制定强调了党的各级组织的主体责任，并制定了问责和巡视条例，强化了制度执行力。第三，在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上，抓住选人用人的风向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等，都不断地推进着党的自我完善。

习近平还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着力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这是党的自我完善的根本性举措。党的自我革命，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党和国家公权力的监督。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新的《党内监督条例》，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任务。由此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三）要在自我革新上下功夫

在自我完善中要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勇于自我革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深刻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要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勇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重点在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首先要有理论创新的精神，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地把思想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站在改革的前沿，时代的潮头，开拓进取。第二要有实践的创新，这就需要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各种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全面从严治党，必然对既得利益造成冲击；改革党的领导机制体制，也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习近平对党的建设总布局进行了重要创新，特别提出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协力，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把教育实践活动与反腐败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第三要有制度的创新。由此，改革了纪律检查制度体系，强化了巡视和问责制度，还提出了构建不忘初心的制度化建设，坚持构建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

（四）要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自我提高。要在自我革命中加强学习，提高学习的本领。要自觉向书本学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广泛掌握治国理政的各种理论知识；要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增强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发展人民群众的权利。不断提高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重点在于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不断增强“四个自我”能力，以自我净化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以自我完善健全权力运行机制，以自我革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自我提高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是党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说：“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其奥秘就在于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支撑。”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不仅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这就是说，党不仅要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而且还要靠更为积极的自我革命，把握历史的主动，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表明，我们党对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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