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丨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

Original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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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2期 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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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

文 / 李磊

摘要

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关键词

东晋, 儒官, 博士, 太学, 国学

作者简介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一东晋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设立

二东晋博士征召中的学术、地缘与门阀因素

三孝武帝“兴复国学”及其政治考量

结　论

东晋太学建立于建武元年（317），早于司马睿称帝（太兴元年，318）。东晋的太学博士制度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发展为十一博士制，最后为十六博士制。除太学外，东晋还在咸康三年（337）、太元九年（384）两度兴建国学。终东晋之世，兴学均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东晋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设职与选任，以及国学的兴复过程，通过阐发其所处的政治脉络，呈现东晋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一东晋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设立

建武元年（317）十一月东晋立太学，但在立学后的两年时间里似未能开展教学活动，故而引发太兴二年（319）应詹的上疏：“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疏文以“儒官”指称太学博士。博士称为“儒官”，自西汉而然。《汉书·师丹传》载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后，遭尚书弹劾，称其“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儒官”即指博士。《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六月诏称“儒官或非其人”，因而要“高选博士”，“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西晋时，曹志在奏议中自称“备位儒官”，其在咸宁初因“笃学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被诏选为国子博士。故汉魏晋以来，儒官例称中央官学师资。

关于东晋太学博士的员额，《晋书·元帝纪》言太兴二年（319）六月丙子“置博士员五人”。《通典》卷五三《礼十三·沿革十三·吉礼十二》载太常贺循的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贺循所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即五经各一人。按《晋书·元帝纪》，太兴二年六月己亥“加太常贺循开府仪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贺循卒”。可知贺循的上言在该年六七月间，针对的正是“置博士员五人”的情况。贺循建议在此基础上加置三人：《礼》增一人，共置二博士（《周礼》《仪礼》），“《春秋》三传”增二人即“置博士三人”，《易》《诗》《书》仍各置一博士，“合八人（博士）”。

继贺循任太常的荀崧在“方修学校，简省博士”之时上长疏，疏文有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关于博士九人，《宋书·百官志上》云“皆不知掌何经”，但《宋书·礼志一》、《晋书·荀崧传》却予以了明确记载，兹引《宋书·礼志一》如下：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榖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可知“议欲修立学校”时的九博士为：《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郑氏，《周官》郑氏，《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春秋左传》服氏，《论语》、《孝经》郑氏。《论语》、《孝经》虽非五经，但自两汉以来很受重视，故东晋加置博士。贺循上言加置的《仪礼》《公羊》《榖梁》与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荀崧疏文说：“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荀崧认为，东晋将西晋十九博士制改为九博士制，遵循的是“节省之制”，但依据“三分置二”的“节省之制”，还当增加四博士。四博士分别是郑《易》、郑《仪礼》《公羊》《榖梁》。除了贺循曾建议的《仪礼》、《春秋》公羊、榖梁二传外，又加置了郑《易》。太学博士文属太常，依照“节省之制”为“儒官”争取更多员额乃太常职责所在。荀崧的建议得到晋元帝的支持，晋元帝表示：“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可共博议之。”据《宋书·礼志一》，在“有司奏宜如崧表”后，元帝下诏：“《榖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

《宋书·礼志一》、《晋书·荀崧传》均提到“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王敦举兵向阙的时间是永昌元年（322），而《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四年（321）三月“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这一记载与元帝将九博士增为十二博士的诏书相印证。《宋书·百官志上》的记述是：“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晋元帝崩于永昌元年，太兴四年亦属“元帝末”。《宋书·百官志上》不载郑《易》博士的增置，故认为元帝末从九博士制发展到十一博士制。

东晋置博士尽管事有曲折，但总的趋势却是博士员额不断增加。《宋书·百官志上》云：“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秩六百石。”这与元帝君臣将立学视为“经国大务”“为治所由”有关。《晋书·隐逸传》云：“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任）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事未行，会有王敦之难，寻而帝崩，事遂寝。”王导出任司空的时间是太兴四年七月壬午，王敦之难兴于永昌元年正月戊辰，终于四月，可知“选天下明经之士”是在太兴四年下半年，正在十一博士制形成之后。

“选天下明经之士”因王敦之难而中止，晋明帝太宁三年（325）三月癸巳再发诏书“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为博士”。然而根据晋成帝时袁瓌的上疏，直至咸康三年（337）情况仍然是“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袁瓌为此呼吁朝廷：“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岂不盛哉！”

有关“儒林之教”的呼声，是为咸康年间兴文教所作的舆论动员。咸康元年晋成帝亲释奠，咸康三年太学改址至秦淮水南。在袁瓌上疏的同年，国学设立。按《晋书·职官志》，“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采取“三分置二”“节省之制”的东晋应保留国子祭酒、国子博士一人与助教十人的编制。

史籍所见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的征召事例，有不少集中于咸康三年之后的几年里。如翟汤，“咸康中，征西大将军庾亮上疏荐之，成帝征为国子博士”。郭翻“与翟汤俱为庾亮所荐，公车博士征”。因国子博士定额一人，翟汤既已被征为国子博士，与他一同被征的郭翻或许是太学博士。范宣，“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郗鉴任太尉的时间是咸康四年至五年（338—339），范宣被征为太学博士当在此期间。又按《晋书·隐逸传》，“咸康中，成帝博求异行之士，（刘）鲕、（邴）郁并被公卿荐举，于是依（韩）绩及翟汤等例，以博士征之。”韩绩是在咸康年间被召拜为博士的。

王导、庾亮分别死于咸康五年与六年。此后参预朝政的是庾冰、何充、诸葛恢。咸康八年成帝崩、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在成、康、穆三朝更迭之际，执政的庾冰、何充延续了王导、庾亮的政策。会稽山阴谢沈，“何充、庾冰并称沈有史才，迁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广陵高崧除太学博士，再拜为中书郎、黄门侍郎，也是缘于“司空何充称其明惠”。但国学的办学时间仅有十五年，永和八年（352）殷浩西征，国学便因军兴而遭罢废。复建要留待淝水之战以后了。

二东晋博士征召中的学术、地缘与门阀因素

太宁三年（325）三月癸巳诏书叙述了征召任旭、虞喜的缘由，诏书言：

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

诏书包括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肯定了任旭、虞喜的经学成就（“研精坟典”、“博学足以明道”），表彰他们专注于学问的态度（“洁静其操，岁寒不移”）；二是认为这种学术成就与人生态度能够影响士风（“志操足以励俗”），以助“兴化致政”。虞喜的成就主要在对《周官》与《论语》郑玄注的研究上，《隋书·经籍志》载其撰有《周官驳难》三卷、《新书对张论》十卷，并为《论语》郑玄注作赞。《周官》、《论语》郑氏均在元帝太兴年间的九博士之列，可见太兴四年、太宁三年的博士选任是依所立之经“选天下明经之士”。

元、明、成、康、穆帝之世的博士选任，一直以明经为重要标准。咸康年间的博士范宣，“博综众书，尤善三礼”，撰有《礼记音》二卷。谢沈被征召的缘由是：“康帝即位，朝议疑七庙迭毁，乃以太学博士征，以质疑滞”。永和年间的博士曹耽是《礼记》、《左传》专家，撰有《礼记音》二卷、《春秋左氏传音》四卷。博士荀讷专于《左传》，参与编撰《春秋左氏传音》四卷。升平年间的博士胡讷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卷、《春秋三传评》十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㊸胡讷对春秋三传均有研究，由于《榖梁》不列于学官，所任博士当与《左传》、《公羊》有关。

《晋书·明帝纪》记任旭、虞喜的身份为处士，㊿癸巳诏书表彰他们“洁静其操，岁寒不移”。东晋征召的太学博士、国子博士有不少是《晋书·隐逸传》的传主，如郭翻、翟汤、刘鲕、邴郁、韩绩等。他们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名望，乃至闻于朝廷，就是由于着意不交当权人物、不应征召。在政治文化语境中，处士应征是东晋朝廷德政的彰显。征召处士的时机，则由当日的政治需求所定。博士征召的意义既在于政治宣传，也是扩大统治基础的一种手段。太兴四年（321）、太宁三年（325）两次征召任旭、虞喜，实是建康朝廷借“选天下明经之士”，将旧吴大族纳入政权之中，借以扩大统治基础。(52)虞喜之父为孙吴征虏将军。在两次王敦之难中，会稽虞氏均站在了建康朝廷一方。王敦第二次举兵时，虞喜族人虞潭“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乃进赴国难”。又据《晋书·贺循附杨方传》，“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雅爱（杨）方，为之延誉”，贺循“遂称方于京师，司徒王导辟为掾”，“搢绅之士咸厚遇之”。贺循为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被王导称为“此土之望”。他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协调侨吴士族，有拥立之功。虞喜与贺循同在江东士族的交际网络之中，故能推荐寒士杨方，使之跻身士流。任旭的情况与虞喜类似。任旭为临海章安人，其父任访是孙吴南海太守。西晋时，任旭“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举为郡中正”。临海任氏自吴至晋一直是本郡大姓，故而任旭被州郡举为郡中正。司马睿过江后，屡次召辟任旭为掾属，大概缘于江东政局尚未稳定，任旭一直没有应召。晋元帝、晋明帝一再表彰并征召虞喜、任旭，与笼络会稽虞氏、临海任氏的政治考虑有关。

在咸康年间的博士征召中，江东士族依然是重要对象。韩绩“广陵人也，其先避乱，居于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韩绩先人迁徙吴郡嘉兴县的时间不详，但从韩建位居孙吴九卿可知，至晚在三国时代韩氏已是吴郡大姓。《晋书》本传以“东土并宗敬焉”来表述韩绩在江东士族中的名望。举荐韩绩的孔愉，祖孔竺为孙吴豫章太守，父孔恬为湘东太守，从兄孔侃为大司农。孔愉曾因反对王导对护军的人事任命，“由是为导所衔”。王导死于咸康五年，孔愉出任会稽内史的时间在咸康五年至八年间（339—342）。他上疏举荐韩绩，或许是趁建康政局变动为旧吴士族提供政治机遇。在接受孔愉的举荐后，朝廷“诏以安车束帛征之”。安车，本供年老的高官或贵妇乘用。安车束帛则用以征召德高望重且年尊者，如吕后之依张良策迎四皓，汉武时迎八十余岁之鲁诗专家申公。朝廷以安车束帛征韩绩，表现对他足够重视之意。时任尚书令的诸葛恢与王导同出琅邪，为侨姓士族的政治代表，他以“名望犹轻，未宜备礼”为由阻止了安车束帛之礼。即便如此，对未入仕的韩绩以太学博士相征已经是很高的礼遇，太学博士是与扬州主簿、王国侍郎、奉朝请等并列的起家官。

成、康之际被征为太学博士的谢沈，出身会稽山阴谢氏。曾祖谢斐为孙吴豫章太守，父谢秀为孙吴翼正都尉，翼正都尉为孙吴太子近侍。同出会稽谢氏的谢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镇军郗愔召为主簿，台征博士”。郗愔为镇军大将军在太元元年至六年间（376—381），朝廷仍以博士征召会稽谢氏人物。《晋书·隐逸传》载：

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处士星，占者以隐士当之。谯国戴逵有美才，人或忧之。俄而（谢）敷死，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为侨姓隐士，与琅邪王珣、王徽之交往密切。有人作云中诗为戴逵出仕制造舆论，诗文言“东山安道，执操高抗，何不征之，以为朝匠”，呼吁以之为“朝匠”。《晋书·隐逸·戴逵传》：“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请绝征召戴逵之命，从而使其复还会稽剡县。会稽人士以“吴中高士”之言嘲讽戴逵“远遁（吴）不反（会稽）”，反映了东晋门阀社会中吴郡与会稽的矛盾。

苏峻之难后，东晋虽然趋向于稳定，但门阀内部的阶层分野却也日趋分明。较之江东士族的内部矛盾，江东士族与侨姓士族间的矛盾更为根本。《世说新语·文学》载：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所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吴郡张氏是江东士族中的高门，张凭祖父张镇曾任苍梧太守，但从“举孝廉”的入仕途径来看，他未预高流官序，故而“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主动寻求名士领袖刘惔的赏识。刘惔活跃于咸康至永和年间。简文帝咸康六年（340）为抚军将军，永和元年（345）进位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永和二年（346）与司徒蔡谟并辅政。《宋书·礼志三》载张凭曾在永和二年（346）七月以博士身份参与礼议，可知张凭拜谒刘惔的时间在永和元年至二年间（345—346）。永和元年至十年（345—354）的东晋政坛缺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这样的主导士族，门户之争处于相持阶段，侨、吴间的士林交往呈现平和、宽容之态，此时的人物识鉴受到侨姓名士的观念影响。《晋书·刘惔传》：“（刘惔）尝荐吴郡张凭，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知人。张凭之所以有“美士”之称，在于过人的玄学清谈（“清言”）才能得到刘惔的赏誉。而刘惔认为张凭是“太常博士妙选”，则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儒学是玄谈化的儒学。玄学清谈名士对博士等“儒官”的要求是礼玄双修。

吴郡士族的地位要高于会稽士族，出身吴郡高门者尚且要迎合侨姓士风，会稽士族的处境可想而知。在见诸记载的博士征召中，会稽处士占有相当比例，正表明博士征召是朝廷安抚会稽士族的一种方式。与之类似，庾氏、桓氏主政上游方镇时，所荐举的博士有不少是江州、荆州人物。前述咸康中被庾亮上疏荐为国子博士的翟汤为江州寻阳人。按《晋书》本传，“建元初，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发僮客以充戎役，敕有司特蠲（翟）汤所调”。由于翟汤并未应征博士，庾翼大发僮客时，他仍是处士。庾氏为了表示对治下名士的尊重，故而请朝廷敕书蠲免翟汤之调。与翟汤一同被征召的郭翻是江州武昌人，“伯父讷，广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西晋时，郭讷与贺循一同被陆机上书推荐入洛为官。杜弢之难中，郭讷、郭察代表荆州、江州、湘州本土势力与之斗争。《晋书·杜弢传》载：“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太守严佐率众攻（杜）弢，弢逆击破之”，“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领州事，因率众讨弢，反为所败，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融等。”武昌郭氏在杜弢之难中遭到沉重打击，郭察死于永嘉五年，郭讷亦被广州土著势力所背弃。《晋书》云“（郭）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临川郡于元康元年由扬州转隶江州。郭翻“家于临川”，当是郭察、郭讷失败后，武昌郭氏迁徙避难的结果。咸康年间庾亮举荐的翟汤、郭翻均是居住于江州的名士，而江州正是庾氏与王氏争夺的焦点。庾亮试图通过举荐处士以获取江州士庶的支持。咸康六年庾亮死后，王允之居江州刺史之位，江州落入琅邪王氏掌控中。经过复杂的斗争，庾冰于建元元年（343）外镇武昌，领江州刺史，江州重归庾氏。庾翼在此时请敕特蠲翟汤所调，正是延续庾亮争取江州人心的政策。

综上所述，东晋的博士征召以明经处士为对象，这些处士大多为会稽、江州人物。征召会稽士族，是因为他们在门阀制度下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又拥有政治军事势力，故以博士征召相笼络。征召江州处士主要缘于颍川庾氏的荐举。在与王氏相争江州的背景下，庾氏的这些荐举旨在争取江州民意。可见东晋征召博士以“兴化致政”，背后还具有切实的政治考量。

三孝武帝“兴复国学”及其政治考量

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不仅是北方政治的转折，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转折。太元九年尚书令谢石上疏请“兴复国学”及“普修乡校”，孝武帝随即兴复了已于永和八年（352）罢遣的国学。此次“兴复国学”的政治意义与以往有别。如上文所述，东晋建太学与国学具有“兴化致政”的宣传意义，并以博士等“儒官”为政治资源笼络会稽、江州人物。孝武帝“兴复国学”的着眼点不在于以文教宣扬正朔，也不在于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而在于皇权与门阀关系。谢石疏文说：

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冑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

谢石认为淝水之战取胜后，“兴复国学”是展现孝武帝“皇威”的重要举措，对外“洒玄风于四区”，对内“导斯民于至德”。谢石为谢安之弟，这一上疏代表了谢安的意见。《宋书·臧焘传》将“立国学”看作是谢安的举措，“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正因国学为谢安所倡，谢氏子弟才配合物色“儒官”人选。臧焘出任国子助教即为谢玄所推荐。

国学兴复后，孝武帝以陈郡殷茂为国子祭酒，以车胤领国子博士，在人事上排斥了谢氏。早在淝水之战进行时，孝武帝“诏司徒、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以分谢安之权。《晋书·谢安传》云：“（谢）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谢安已意识到“为朝廷所疑”，提议“兴复国学”便是为了寻求与皇权的妥协。

出任国子祭酒的殷茂出身高门士族。孝武帝自即位始便与殷氏关系密切。宁康元年（373）殷康任左卫将军，他在“妖贼卢竦入宫”案中立下大功。宁康二年（374）殷茂已在散骑侍郎任上。太元年间，殷康之子殷顗、殷仲文及侄殷仲堪是政治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名士。领国子博士的车胤为荆州南平士族，曾祖车浚为孙吴会稽太守，父车育任郡主簿。车胤的崛起有赖于桓温，《晋书》言桓温“以辩识义理深重之”，辟为从事，引为主簿，迁别驾、征西长史。桓温任征西大将军始于永和四年（348），完全主导东晋政局则在永和十年至宁康元年间（354—373）。孝武帝即位时，车胤为中书侍郎，后迁为侍中，代表桓氏参预机密。《晋书·车胤传》载：“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又善于赏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谢安游集之日，辄开筵待之。”与车胤同“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的吴隐之，其仕途发展也是缘于桓温的知赏。孝武帝一度欲用为黄门郎，正是基于他的桓氏背景。

“兴复国学”时，谢安“父子皆著大勋”，声势已高过桓氏。孝武帝排斥谢氏，以车胤领国子博士，隐含借桓氏平衡谢氏之意。但车胤的作用只是暂时的，随着桓冲、谢安相继死于太元九年（384）、十年（385），桓、谢间的平衡政治终结，东晋形成了相权辅佐皇权的格局。田余庆先生认为，孝武帝伸张皇权、兴儒学，主要信用的是徐邈、范宁、王雅三位儒生。其中顺阳范氏与谢、桓、王诸高门均相对立，这正是孝武帝所看重的。

在桓温主政下，范宁之父范汪被免为庶人。太元十三年（388）谢石薨，谢氏请谥，范宁从子范弘之时任太学博士，议为恶谥：“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晋书·儒林传》载：“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范）弘之为余杭令”，“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与此同时，范宁“指斥朝士，直言无讳”，亦从中书侍郎任上被出为豫章太守。《晋书·范宁传》言“宁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启多合旨”，可见顺阳范氏为孝武帝压制谢、桓、王诸高门所借助的力量。顺阳范氏的政治主张被范宁上升到学术层面。《晋书·范宁传》言：“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宁崇儒抑俗，率皆如此”。玄学风流是王、谢维系高门地位的文化资本，范宁“崇儒抑俗”实是釜底抽薪。范弘之给谢石恶谥正是“崇儒抑俗”的表现。孝武帝以范弘之及范宁之子范泰为太学博士，意在使太学成为伸张皇权的舆论阵地。

在太元年间的数次议礼中，太学博士维护了孝武帝的权威。太元九年（384）康帝褚皇后崩，康帝为明帝子，孝武帝为明帝弟简文帝之子，褚皇后于孝武帝为从嫂，孝武帝由此遇到了丧服礼制上的难题。太学博士徐藻议服齐衰朞，认为这符合孝武帝承认康、穆、哀帝系的政策。简文帝为桓温废黜哀帝所立，承认明帝一系有利于孝武帝展现其不附从桓氏的形象。徐藻，《宋书·礼志》原作徐恭，点校本整理者依据《晋书》《通典》《册府元龟》改为徐藻。《晋书》校勘记称：“徐藻、徐邈父子治穀梁。”若太学博士徐藻确为徐邈之父，则其对孝武帝的回护之意甚明，故而孝武帝采纳他的意见，“制朞服”。太元十二年（387）皇太子拜庙后，围绕着朝臣是否应该奉贺上礼，朝廷议礼。太学博士庾弘之议：“今皇太子国之储副，既已崇建，普天同庆。谓应上礼奉贺。”这一意见得到徐邈的支持。上礼奉贺国之储副，符合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政方针。

孝武帝“兴复国学”并没有得到门阀的配合。《宋书·礼志》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学明确以“公卿二千石子弟”为教化对象，但“士君子耻与其列”。约在兴国学一年以后，国子祭酒殷茂上疏陈述国学的情况：

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冑，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

殷茂的上疏表明孝武帝“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的政策并未落实。“惮业避役”者充当国学生员，目的在于免役，故而入学后以“亲疾”为由请假，以致于国学“存者无几”。殷茂认为生源的“混杂兰艾”使“冠族华冑”耻于入学，要改变这种情况，须让“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这一建议未被孝武帝采纳，《宋书·礼志》载：“烈宗下诏褒纳，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孝武帝“兴复国学”旨在“皇威遐震”，目的在于政治而非学术。以殷茂为国子祭酒，也是借助陈郡殷氏的地位来协调与高门士族的关系。既然造势已成，便无须再强迫门阀子弟入学。

结论

东晋将太学视作“经国大务”，认为是“为治所由”。在晋元帝太兴年间的四年间，太学博士之制由五博士制发展为九博士制、十一博士制。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352）兴建国学，当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与助教十人。从太学博士、国子博士的选任来看，明经是首要标准。但在政治运作中，太学、国子博士主要当作政治资源笼络会稽士族与江州人物。对于朝廷而言，安抚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事关在三吴地区的统治稳定。荐举江州人物的主要是颍川庾氏，他们在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过程中，试图借此赢得江州民心。总体而言，东晋前中期以博士征召处士，重在地方统治。

淝水战后，孝武帝兴复国学，“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试图树立对门阀子弟的教化权。孝武帝以殷茂为国子祭酒，以车胤领国子博士，通过援引陈郡殷氏与谯国桓氏势力，排斥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的陈郡谢氏。此外，孝武帝依靠顺阳范氏、东莞徐氏，以太学为伸张皇权的舆论阵地。太学博士范弘之“崇儒抑俗”，排抑谢、桓、王诸高门。在数次议礼中，太学博士徐藻、庾弘之等维护皇权。

大致以淝水之战为界，太学、国子博士在东晋政治脉络中的性质与意义，前后有所不同。前一阶段，博士官职被视作政治资源运用在地方统治中；后一阶段，博士的议政权力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意义，被孝武帝用以调整与门阀的关系。东晋“儒官”的选任虽以明经为前提，但其性质仍然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指向的人事安排。因而，在考察其学术性的同时，也当注重其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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