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敦福 | 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
香烟与都市女性：徘徊于风险与时尚之间的生活政治
——以上海的访谈和观察为例
文 / 张敦福
摘要：以生活政治视角分析剖析都市女性吸烟的议题，能够从具体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反思女性吸烟者的形象建构，探究女性吸烟消费认同的实质。尽管大众传媒试图把都市女性吸烟建构为“时尚”或“性感”，上海访谈和观察的经验材料却表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吸烟多为休闲和消遣、排解工作焦虑或生活压力的手段；都市女性吸烟者不得不在个人嗜好与法律政策环境、公众期待和周遭污名化氛围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心思缜密、谨小慎微地做消费者公民。
关键词：香烟；都市女性；生活政治；消费认同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社会文化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录概览
一 生活政治理论视角及本文研究方法
二 时尚感：被建构的女性吸烟者形象特质
三 香烟作为休闲消费品和纾解压力的苦口良药
四 禁烟运动、“个人嗜好”与小心翼翼的消费者公民
五 结 语 和 讨 论
全 文
近年来，女性吸烟者的整体比例不断上升，而男性烟民比例在达到顶峰后逐渐下降，两者形成鲜明对比。2010 全球成人烟草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报告指出，中国约有1017.1万成年女性吸烟，现在吸烟女性中每日吸烟者的比例高达83％；中国女性烟草使用率为2.4%；女性群体中曾经吸烟者占总吸烟人数的23.1%，曾经尝试过戒烟又复吸的比例为36.1%，坚持戒烟超过2 年及以上仅占15.1%。同时，女性吸烟有着低龄化趋势，其中城市学生和青年的吸烟率和吸烟意愿表达率增长显著。2002 年全国烟草调查结果显示，与1996年相比，15～19岁、20 ～ 24 岁年龄段年轻女性吸烟率出现上升趋势。2005 年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显示，青少年女性尝试吸烟率为23.0%，现在吸烟率为3.9%。2008年对中国6个省份14～24岁的11095名城乡高中、大学女性的调查发现，曾经吸烟的学生人数占总体学生人数的20.1%。在曾经吸烟的学生人数中，城市学生占比22%，农村学生占比19%；表示吸烟意愿的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分别为占比3.5%和1.7%。作为重点监控城市，上海2002—2009 年20 ～ 39 岁女性吸烟率从原来不足2% 上升到7.2%，增长近3倍。
女性吸烟的快速增长，尤其年轻女性吸烟率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女性吸烟者一直备受瞩目，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女性吸烟者的社会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吸烟者消费认同的图景是怎样的？社会建构的女性吸烟者形象与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吸烟者有无明显的差距？
一 生活政治理论视角及本文研究方法
公共卫生、医学、健康等角度集中关注吸烟（包括二手烟）对人类和中国社会的危害、管控法规和治理政策，部分研究把香烟吸食的健康问题跟近些年流行的风险社会理论联系起来。诚然，烟草控制在不同地区重要性日益凸显，这表明风险在型塑现代性中的新角色。Denscombe M认为，利用“风险社会”作为分析框架，能很好地理解烟草控制。
风险社会的理论灵感应用于中国烟草之都昆明的民族志调查，成就了别具一格的研究策略和研究思路，即通过检视控烟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关注男性烟民在戒烟制度环境下的困惑与烦恼。不是争论“风险社会”框架是广泛适用还是完全不匹配，人类学者Kohrman主张，与风险同等重要的是一种独特的后社会主义治理术，它以生产和管理身份认同为导向。Kohrman通过在昆明的田野工作集中讨论媒体介入控烟的社会政治环境，表明忧心忡忡的男性身份认同正在兴起。这项研究启迪笔者：如果福柯的治理术值得借鉴，类似或同样重要的，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工具及相关理论对贴近日常生活的吸烟问题；如果转而审视上海的女性吸烟议题，应当切中肯綮，更具灵感、启发意义。
吉登斯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概念的提出，乃是对一些欧洲国家社会公众“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一倾向及其政治、社会后果的理论回应与概括。生活政治是以推进与传播以自我认同为导向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活动，因此，在议题指向上，生活政治关涉晚期现代性场景中“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它更重视个体身份认同与生活方式选择。“生活政治，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和斗争，都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一个一切都曾经是自然的（或传统的），而现在某种意义上要被选择或决定的世界上生活的问题。”生活政治不仅包括个人生活，更要解决“集体人面临的挑战”，处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生活政治的所有问题都涉及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作为吉登斯对当代政治生活理论的重构，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也指认同政治、选择政治，因其是生活方式选择公共化的结果也被称为生活方式的政治。
吉登斯把生活政治议题归结为四个领域: 自然、生殖、全球体系以及自我和身体。自我与身体是与香烟消费最切近的领域。“自我”是“社会自我（social self）”，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生活政治涉及妇女运动、自我与身体，堕胎，亲密关系与家庭政治等重要的领域。消费主义、伦理消费、认同政治和生活方式政治等等术语可以概括为更为广泛的生活政治。如今，生活政治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治现象，生活政治的形式层出不穷，它日益把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问题联系起来。
对女性吸烟消费认同的研究中引入生活政治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可以填补当下吸烟社会学研究的部分空白，并获致新的洞察力。长期以来中国针对人口吸烟行为的专项调查极其有限：1984 年第一次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1996 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2002 年慢性病危险因素调查(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报告，2010 年)等等专项调查和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大型综合性调查，均极少涉及女性与吸烟有关的生活政治、日常实践和消费认同等议题。只有深入到具体的消费文化情境，面对真实具体的女性吸烟者，才能真正了解到女性吸烟者社会形象或自身形象建构的真实情状，进而窥视其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香烟的消费认同。笔者对上海女性吸烟的访谈和观察，即有助于探视、剖析微观社会世界的香烟生活政治。
本文的质性经验材料主要是通过非正式访谈法收集获得：信息提供者为21位长期居住生活在上海的居民，访谈跨越2018年9月到2021年9月，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15到40分钟不等。访谈样本的选择划定了大致范围：即在上海，年龄在20～60周岁之间的男性或女性，以新生代年轻人为主。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女性吸烟者对于自身形象、吸烟行为以及意愿的看法；女性吸烟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文化（如“刻板印象”、“歧视或嫌弃”）的认知与情感反馈。访谈过程中，尽量让对方轻松自然地对上述问题进行描述和评论。
选择生活在上海的吸烟者为研究对象是基于方便抽样的原则。笔者和主要调研者均生活和工作在上海，比较了解上海的风土人情，对烟草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也比较熟悉。除此之外，上海作为时尚之都、消费之都，具有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比较开放通达的消费理念，人们对于吸烟行为的包容度高，多样化的烟草消费群体、消费品位、消费方式也有利研究者观察和访谈丰富多彩的吸烟现象和各种各样的吸烟者。除此之外，对上海风气变迁的研究也是中国都市日常生活研究的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正如著名汉学家白鲁恂所说，“由于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对中国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认真分析，最终都必须直面上海”。
二 时尚感：被建构的女性吸烟者形象特质
近年来，女性吸食香烟不时被赋予了独特与酷的意义，在某些情境下甚至成为与普罗大众女性相区隔的标志；尤其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少数女性也将吸烟看作是当代女性生活品味及别样气质的体现。
细长的女士烟，带着星星火光，搁在手指间，立马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感觉香烟就像是她们装扮自己的道具，充满了时尚的气息。（F-14）
现在市场上女士香烟多好看啊，细细长长的，拿在手里挺有感觉的。您看那个什么秘密花园的那款香烟，拿在手上纤细极了，好看！（F-08）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笔者观察，耳闻目睹的吸烟女性大多既不美艳，也不高端，形象气质和穿着打扮也跟时尚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她们通常是身边常见的邻家大妈、阿姨、大姐、小妹。现实生活中女性吸烟者一方面并不认为自己“时尚”，一方面也有意打破“时尚”与香烟之间的勾连。Lqr自嘲道：
时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抽烟）一点儿都拽不起来。(F-17)
倒是研一的Xjy反其道而行之，以吸烟破坏预期的时尚感。
昨晚出门，我特意打扮得很“甜美”，穿了一套JK制服，扎两个绑着蝴蝶结的麻花辫，妆容也相应调整成粉色系。当时走在路上的回头率很高，我心里莫名就有一股隐隐的“邪恶感”升起，然后立马换上副很臭的脸，边走边抽烟，展示“我可没那么可爱、不要惹我”。(F-18)
面对男性凝视的身体形塑压力，也有少数女性把身材管理视为生命工程，她们认为吸烟能够减肥，有助于保持身材苗条。如公司白领Xq所说：
抽烟似乎也有饱腹感，免得增重。人家吃零食的时候我不吃，人家喝奶茶的时候我不喝，香烟就是我的零嘴啊，还好不是正餐（捂嘴状），其他零食就不吃了哈。(F-1-07)
固然，那些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加容易相信吸烟能够帮助她们控制体重，尤其是白人女性。但瘦身效果尚无定论，吸烟有害健康、老化面部皮肤则既是公理也是常识。尽管吸烟被看作是女孩获取成人自主、成熟形象和提高在同伴群体中时尚程度的一种方式，家长对待自家后辈女性吸烟，压倒性的态度则多半是强烈反对和抵制。
我不赞同女儿（抽烟）的，我们家已经很多人抽烟了，（这）对身体不好，而且看马路上有小姑娘抽烟我是挺反感的，觉得有点流里流气。（F-2-05）
同样地，男士一方面欣赏大众媒体或微信朋友圈的“美女烟民”，另一方面对日常所见则略表失望，对亲密伴侣或妻子吸食则明显排斥和否定。
抽烟有档次的越来越少了，现在好像马路上随处可见抽烟的和纹身的女人……娶个抽烟的老婆会被人指指点点伐,奥扫奥扫!（F-2）
年轻女性吸烟，在个别案例中会被受访者与生育和抚养下一代紧密联系起来加以拒斥。Zl的观点，不只是自称的“保守”，而且似乎明显表达了女性生育工具论的意味。
我可能有洁癖，思想比较保守，我一点都不喜欢香烟，不喜欢男人抽烟，更不能接受女人抽烟。她们有生儿育女的责任，不能影响下一代。（F-2-11）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男性接受女性吸烟。Ab对前任女友吸烟态度的转变、Ld对女老板抽烟的接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20年前，我的女朋友很漂亮，但是她抽烟，我是个医生，讲究健康，心存芥蒂，劝她戒烟，她戒了没几天又复吸了，最后和她分手了。现在我觉得，吸烟只是个人的习惯，并没那么严重，悔不当初啊。（F-3-12）
我是个有点大男子主义，一直觉得男老板吸烟很正常，几年前发现我的女老板竟然是个老烟民，很意外！你现在问我还会吃惊吗，我肯定回答你：不会，这很常见也很正常。（F-3-13）
实际上，女性吸烟在中国虽不是被追逐的时尚，但是日渐被公众（尤其女性和年轻人）接受。国际烟草控制中国调查的第一轮完成于2006年，第三轮完成于2009 年。第三轮调查结果表明，约 38%的吸烟者和 9% 的非吸烟者同意女性吸烟是可以接受的；两轮调查中表示同意的女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除了女性，总体而言年轻且对吸烟有更积极看法的吸烟者更有可能表示女性吸烟是可以接受的。从2006 年到2009 年，这种看法显著增加。笔者在公园、公交车站、写字楼和商场外边（并非单独的“吸烟区”），多次观察到女士旁若无人地抽烟，其他人的态度显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高校，排斥还是接受女性抽烟则视个人职位、身份、价值观而差异迥然，似乎院校领导比普通教职工、年长者比年轻人更严苛。受访者Zld就略有怨气地说到尚未退休的女院长明示他管束自己名下女生教学楼外抽烟、而他只是礼貌而含糊地应答下，并未转达学院领导的意愿，更未要求学生根据场合禁止吸烟。
在现代烟草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专门为女性设计的“女士烟”，时尚、纤细、色彩缤纷的包装对女士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其烟焦油含量较低，以及各种甜美的口味也被宣称适合女性，吸引一些女性会去尝试这种比较“讲究”、有点“调调”的新玩意儿。
我对品牌还是有点儿讲究的，一开始抽白沙，现在抽摩尔。摩尔口味清淡，而且烟支比较细长，还是咖啡色的烟纸，抽着（自我感觉）蛮精致。（G-9）
跟历史上美国发生的情况相比，1950 年代美国香烟易感女性跟现在中国实际发生的，很明显有着相同的驱动力，即吸烟及其与美丽时尚感和独立性的关联、对烟草公司广告缺乏监管等。烟草公司赞助的体育和文化活动兜售专门针对女性市场的香烟，其特点是细长，纤薄多彩的设计，如520和摩尔7被确定为两个更受欢迎的 CMFW 品牌。针对女性的烟草广告使用精致、迷人和现代女性的形象，正在产生预期的影响。这类时尚、性感的形象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大众传播媒介。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细长白皙的手指间握着的烟斗显示着难以掩饰的神秘、优雅和魅力。女孩从赋予女性权力和确证性别平等的角度解读电影和现实生活中的吸烟形象。这种媒体塑造也固然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百姓故事。
我的女性长辈都会抽烟。她们也不时念叨，明星张曼玉模仿阮玲玉点烟、吸烟、吐烟的电影片段。（G-14）
然而需要了解的是媒体塑造的时尚女郎、摩登女子的另一面。《申报》香烟广告，女性大多用来被与香烟对比，来体现香烟的“色”“香”“味”等属性，且部分香烟广告强调美丽的女性如香烟一样是男性的良伴（程红，2018：24-25）。《申报》香烟广告中的美女所占比例为52%，排名第一，而位居第二的是家庭主妇，占比37％：摩登女郎领先，但贤妻良母形象紧随其后。这些美女身着贴身旗袍，身材玲珑有致，曲线毕现，举手投足间，韵味尽显，这实际上体现出女性作为被消费的性对象而处于被动的地位（程红，2018：31-33）。渲染抽烟女子的性感、时尚，实际上是突显女性身体及其吸食品味在被男性“凝视”和“消费”。而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被青睐的方向确是被视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性或身体魅力—资源, 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另外，现实中口味的多样化，跟媒体同质性很强的女士烟形象，相距甚远。也有女性反其道而行之，jyx表示现在部分年轻女性对女式细烟感到反感。这一方面表征了多样化的吸食实践，也折射出背后的复杂而多变的因由。
现在有的年轻女性讨厌女式细烟，而是喜欢很猛很烈的土烟。（G-1-16）
三 男女平等，还是女性不止“女主内”？许多媒体在以女性香烟消费为例证明都市男女平等的存在和普及，香烟广告更是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比如，民国期间《申报》“烟气芬芳、烟味醇厚”的金鼠牌香烟的广告，女性变成了吸烟的主角，彰显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訾小南，2015:214)。自然而然，诸多学者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诱惑和影响。“在大多数人看来，吸烟是男人的专利，男人抽烟理所当然，女性吸烟似乎给人一个印象，是为了向男人社会挑战。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女人们可以在整天干不完的活计间歇匆匆来上一支，这是两性可以平等享用的东西”。部分受访者确实把这两个联系起来。
我整天忙进忙出的，有时候身心疲惫，男人累了不是也抽烟吗？男女平等了，没什么女子不可以的，我忙累了就抽。(G-2-4)
Gyz则直言：
为什么男人可以抽烟，女人抽烟就要被说三道四呢？女孩子抽烟也很正常啊，想抽就抽。(G-2-2)
对21个中国城市16866名居民的2011年多阶段抽样调查表明，上海女性吸烟的普及率在这些城市中几乎是最高的，为18.8 %，上海男性吸烟的普及率是这些城市中最低的，只有26.5 %。男女两性吸烟率的接近，表征着上海业已存在的男女平等总体实际。就实际的初次吸食和状况而言，青少年吸的第一支烟40%是由同伴提供的，“和伙伴、同学一起吸烟”的占55%～65% 。尝试吸烟女性的父母亲、朋友、同学、教师和男朋友吸烟的分别占70.8%、1.9%、13.9%、18.3% 和28.0%。因而，女性香烟消费宏观上既受制于城市男女平权的社会氛围，微观生活中则是品位与嗜好的横向传播或“重要的他人”传播机制在发挥作用。
三 香烟作为休闲消费品和纾解压力的苦口良药
理解、认识都市女性吸烟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需要深入了解和体察吸食者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用一手资料分析和解读女性吸烟的真实境况和实质，而不是停留在香烟广告、流行杂志、电影电视片段等文本资料上。
一 日常生活习惯：以香烟为伴打发闲暇时光或排遣孤独寂寞在日常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中，习惯性做法（routines）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被重点关注和仔细分析解读。习惯性做法不仅事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也事关“要成为谁”的决定。对烟民而言，吸烟只是日常习惯的一部分，多数情况下与性别无关。
我很多场合都会抽的，比如和朋友闲聊、工间小休、饭后等生活中某个节点，和朋友打麻将就（抽得）更多了。(H-10)
但和男性不同，女性情感更加丰富，也更加敏感，成瘾性行为可能用来排遣寂寞孤独、抑郁、焦虑、不安全感，聊以自慰或疗伤。
一个人在国外当然会想家，特别是在工作上、感情上不顺的时候，真的感觉很孤独。火苗的变动、烟支的缩短似乎（它）是个活物陪我，给我了一种安全感。（H-3）
吸烟与职业、生活质量、婚姻家庭状况之间，有着怎样的相关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检验和验证，但比较而言，和谐美满的夫妻和家庭，吸烟者显然少得多。2011 年在上海市闵行区的抽样调查表明，生活质量低、单身或离异会影响到调查对象的吸烟行为。
二 何以解忧、惟有摩尔？职业女性吸烟比例最高，多半源于她们工作压力大。她们中有些人是工作中的女强人，是家中带娃的铁血妈妈。面对爱情、婚姻家庭、职场升迁、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压力，在经济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男女明显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她们体味到存在性焦虑。食品（因而酒水、饮料、香烟也应包括在内）、旅行工具的选择等等问题，由于生活政治起因于现代性支配体系造就的，存在性焦虑在中国也出现了。生活政治的实践逻辑是消除存在性焦虑，这一点对男女两性都十分重要，促使他们寻求化解、缓解和解除焦虑不安的各种灵丹妙药。如果对部分男性来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女性当然也可以诉诸摩尔。
我上班有营销绩效压力，回家还要带孩子，总有做不完的事，累啊！男人解闷时“惟有杜康”喝老酒，我们“惟有摩尔”行吧！（H-1-4）
我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打拼，繁忙的工作让我倍感压力。就试着用抽烟来放松下。（H-1-3）
受访者Zxb让人联想到中国城市变化着的母职身份与认同。母亲在中国的传统和流行文化中一直代表着两种符号：一是隐忍和苦难，二是无私和奉献，因此长期以来它是作为一个道德标杆出现的。虽然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塑造了独立而美丽的新一代母亲（“辣妈”）形象，但大量存在的任劳任怨的母亲形象仍然需要一个安全阀和出气口。
我们营业员上班一站就是大半天，钞票（挣的）比人家差得多，房子呀吃饭穿衣啊开销不比别人少，小老百姓高级的（消费品）享受不起，名叫香烟口感苦的，权当苦口良药自我安慰吧。（H-1-6）
从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分层和社会流动上看，媒体建构的时尚吸烟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职业角度来看，女性人群中农民、干部、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吸烟率分别为3.0%、4.1%和1.5%，普遍高于其他行业。在文艺圈或从事服务业、公关等工作的女性吸烟率更高。人口流动也促使女性吸烟率增长。在餐饮住宿业，流动前后女性第一次吸烟率分别为14%、25%；在性服务业中，流动前后女性第一次吸烟率分别为59%、84%。上海市暗娼的吸烟率（39.1%）显著高于普通流动妇女（2.7%）。而对另外一类女性而言，吸烟只是职场交际与营生的工具。
中国男女两性吸烟人群认为吸烟有助于交际应酬的比率远高于其他国家。这里的“交际应酬”显然与前文香烟广告中的“高级社交”相去甚远。当在外喝酒吃饭越来越因健康顾虑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变得越来越有八小时之外接着办公或工作的感觉，“应酬”越来越被视为是工作的延伸或一部分，对销售、公关等主要是建立和维系商务关系从业者而言尤其如此。
我改行做销售时就开始抽烟了。谈生意什么的人家大都抽烟喝酒。我喝酒不行，抽烟凑合，否则显得生分有距离呢。抽烟的确帮助到我的销售额。（H-2-5）
四 禁烟运动、“个人嗜好”与小心翼翼的消费者公民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纸烟勿吸”在《新生活须知》中与“鸦片摒绝”并列，但实行中很难摆脱以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生活的模式。而且推行过程中只有行政命令式的指令，缺乏细致的说明劝导，也使“纸烟勿吸”的训诫难得民众共鸣。这个过程和结果表明，国家的运动式治理难以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生活政治依然故我。运用福柯的“生命权力”( biopower)视角，Thompson等学者利用质性经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现代社会的反吸烟运动和其他健康促进运动的开展是错综复杂的，通常同时表现出包括抵抗和顺从在内的一系列反应。这一洞见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较少受到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当这种运动发生在日常消费品及其相关服务领域时尤其如此。在访谈中，较常见的声音就是女子吸烟无关道德，无关污名，也与政府管制等宏大叙事无关，这只是个人的选择与习惯，应该被尊重和接受。
虽然我自己并不吸烟。但是我并不排斥吸烟的女性。吸烟是个人选择和习惯，应该尊重。这跟男女（是否）平等无关，也跟当下（政府）的禁烟令无关。（I-1）
不过，禁烟运动在微观层面约束了吸烟者，她们尽量做文明的公民，不打扰别人，或主动与别人保持社交距离，或使用口香糖、香水等遮盖烟味。
吸烟不过是闲来无事的小嗜好而已。我吸烟都留意与人保持距离，跟人说话也特别留意不靠得太近，更不会招谁惹谁。（I-17）
我一般会备好口香糖，抽后马上一粒，不够再加强一粒，于人于己都轻松。（I-20）
很多情况下，吸烟者会在周边氛围、公众期待与个人嗜好之间反复衡量，小心翼翼地斟酌行事，对别人感受的考虑促成他们在消费者主权和公民义务之间微妙地平衡。
在校园我经常边走路边抽，我都没有遇到过有人当面劝阻我或是表现出很不满。我会在教学楼外、课间无人的楼梯间抽烟，但肯定不会在食堂和电梯里抽。在学校抽烟的最大麻烦是如何在宿舍抽烟既能避免舍友衣物上沾到烟味又不惹人烦。（I-1-18）
我戒烟后，家里有两条存货，很纠结怎么处理，肯定不舍得当干垃圾扔掉，送给别人吧一不知道人家口味，二不知是否有害健康被嫌弃。（I-1-19）
当个人通过日常选择作为合法政治表达时，消费领域多样化的生活政治就衍生出不同的公民类型。Stolle与Micheletti认为，消费者利用市场作为政治舞台，在伦理、环境或政治上试图改变令人反感的制度或市场惯例，结果公民身份和消费文化的实践日益交织在一起，发生了从公民到“消费者公民”身份的转换。与上述几个受访者的谨小慎微类似，在处理个人嗜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Mzq是如何捍卫后者又有策略地保护自己的。
我自己是抽烟的，但有天下午在肯德基店卫生间洗手，闻到里面飘出来的香烟味，我没敢说他，就请柜台服务生去阻止下，还告诉服务生别说是我举报什么的，然后我就溜到超市买东西去了。（I-2-21）
五 结语和讨论
女性的“吸烟友好型社会”反映了上海男女平等的程度和女权的崛起，也与女性遵守规则、文明吸烟、尽量不扰他人密不可分。当今大城市女性吸烟，有时被视为是一种“时尚的”、“酷的”甚至是美的、优雅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多半是大众传媒媒介（尤其是广告、电影和赛事赞助活动软文）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吸食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当大众传媒媒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持续不断地传播女性吸烟的性感、时尚、摩登、别具一格、酷、好玩儿等形象和特征时，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吸食者多半出于休闲消遣甚至排解工作生活压力、营生工具才吸食或上瘾，她们有些在职业分层、社会流动和生活质量境遇中属于“被围困的个体”，消费品位横向的重要他人的横向传播而非“时尚女”到“普通女”的传播更贴近实际。在吸烟的道德评判方面，她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应对依然强大的女性吸烟污名化的男性主流价值观。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香烟是被赋予有害和污染等意义的消费品，吸食乃个人嗜好；另一方面，法律政策环境、公众期待和周遭他人看法逐渐严苛。她们对吸烟情境的选择、判断和决定，通常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当她们在公共场所吸烟或对待他人违规吸食时，她们尤其感觉到风险（健康风险、安全意识或社会风险）的存在，而这些切身感受和具身体验与时尚几乎无关。
如图所示，比较一下媒体建构视角与生活政治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都市女性吸烟的实质所在。媒体建构视角是简单的、单向和线性的，它把上层社会女性—这里的上层不仅指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居于高层和顶端、因而她们有钱有闲修饰和装扮自身的对外形象，而且也包括在外貌分层或颜值区隔（appearance stratification）中位居高端者—吸烟的形象加以浪漫化想象和渲染，试图达成并且多少在实际上达成了吸引中下层女性吸烟的效果。而生活政治视角则是复杂的、多变的、多样的、多向演变的，它囊括了实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浪漫、时尚或性感在其中占据的分量微乎其微。女性尝试吸食前，可能受到媒体建构话语的一些影响，但在其整个吸烟经历中，生活政治则贯穿其中、无所不在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女性吸烟问题上，时尚或性感因媒体的塑造在传达香烟之魅方面路数和效果大同小异，而日常生活中因烦恼、苦闷、压力、孤独寂寞而抽烟的故事则多种多样，这些故事的主角则是中下层社会的普罗大众而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上层妙龄女郎。维系这点小嗜好，她们有时还得面对公共卫生环境压力、身体疾病风险和主要来自男性和女性长者的“污名化”，不得不尽其所能地文明吸烟、小心翼翼地做消费者公民。这两类话语体系虽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促成了女性吸烟的被接受和在大都市的普及，只不过烟草产业、营销学、文学与电影、新旧媒体更热衷前者，社会学、人类学者更乐意诉诸后者。
如果延伸和扩展生活政治视角，从都市女性吸烟转向乡村女性吸烟，更能彰显这一理论的洞察力。如同男性喝酒一样，在乡村地区，比如女性吸烟率比较高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女性吸烟更多地是一种普遍的、彼此感染的日常生活习惯，个人嗜好甚至发展为群体嗜好，而这些吸食习惯与时尚、扮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本研究仅基于上海地区的访谈和观察，这一视角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另外，由于缺乏对被访者持续的观察与访谈，因而只能呈现出某一截断面的女性吸烟的自我或是他者眼中的形象。与此同时，在生活政治视角下，女性吸烟者的“时尚”建构与“风险”感知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此一论域下，男性烟民的消费认同是否经历了不同的轨迹？近些年来在一方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男女平等的双重变奏下，未来可预期的数十年间，两性烟民及其吸食量的变化趋势有着怎么的景观？与男性吸烟率下降相比，中国都市女性吸烟会像欧美国家那样普遍吗？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
上期回顾
诠释学研究
胡伟希 | 一种综合的精神诠释学何以可能？——以中国人文学中的“感应论”为中心
再写中国伦理学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
文化艺术研究
节日文化与乡村振兴
季中扬, 王静 | 传统节日公共性的现代传承——以福建潋城村端午节为例
王均霞 | 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当下经济问题探讨
李湛, 刘波 |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网，可下载本刊各期文章PDF全文，也可在线阅读本刊各期文章的XML格式全文。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