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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晚19时30分，西北政法大学《西部法苑》编辑部化身私家侦探，在2017级探长蒋高志的带领下追踪《万历十五年》中的诸多谜团，探寻背后真相的蛛丝马迹。
1. 《明朝那些事儿》
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3.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4.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5.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6.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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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简要介绍本书及评价本书？
（思路：区分命题与结论。作者一般著书会围绕多个问题展开，阐述时多以命题进行阐述，更深入分析便产生结论。比如宏观视角下的历史的走势，继而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展开予以论述，分析其优劣与内在逻辑等，最终得出具体结论。对于阅读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握文章总体思路，分析脉络及逻辑，明确轻重缓急。）
A1：本书可谓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开山之作，其以章节对明万历十五年历史进行介绍，并且从重点几个人物着手，比如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李贽、海瑞等，以军事、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得出以下重要结论：首先，中国古代是极度缺乏数字化管理的时代；其次，中国古代经常以礼代法，即以道德评价代替法治评价。遗憾的是，本书缺乏以全球史观的视角对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代背景的比较论述。
A2：该书作者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所提出的“大历史”，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继而在同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也正所谓“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得各章节内容精彩纷呈。苦闷的万历皇帝、精明的张居正、老成的申时行、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各自在特定时空的行止、忧郁、抉择和反应。这种以史料为主的事件叙述与大陆传统历史的治学不同，大陆传统历史过分强调对观念和概念的重视，而忽视了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区分了三种历史，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向更高层次历史探寻的同时，尊重了最基本的“原始历史”。
A3：本书主要阐述儒家以人治为主的道德思想作为国家单一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困扰，如官僚系统里以礼仪代替行政，却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作者有一个比喻“潜水艇三明治”， 三部分即文官集团、农民、皇权。其中三个基本的社会整和原则即尊卑男女长幼，没有涉及经济、法治与人权。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还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始终是处于一种道德与技术的反复中。而这种至上而下的技术式变法在中国的历史中注定每次都将失败，并且直接导致朝代的变更。本书强调“技术视角”，淡化“道德视角”的深层思考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其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从晚明来看中国如何在世界潮流冲突下如何发生变化，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来对史料进行整体把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启发我们思考中国为何而变化。Q2：万历皇帝执政后期，为什么选择用深居简出不问政事的方式来对抗文官集团？
A1：根据本书第一章与第三章内容，可将此归结为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两方面。首先，其根本原因在于躲避言官集团的谏诤。从明代历史来看，其向来重文轻武，言官集团势力强大，与皇权抗衡，带给万历皇帝层层压力。除此，明朝崇尚名节，构成完善的礼仪廉耻制度，从万历皇帝的成长经历来看，礼节制约着其处事方式及各种选择，故以此方式进行对抗。至于其直接原因是立储制度。因儒家之礼的崇尚使得自身皇权地位丧失实际立储选择，迫于文官制度，碍于礼义廉耻，而最终选择嫡长子。综上，深居简出不问政事的方式是其对文官集团消极的反抗方式。
A2：可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客观而言，万历皇帝虽在位时间长，但张居正生前改革树敌过多，其死后万历皇帝自身能力不济而无法正面对抗文官集团；且明代推崇礼治，正德皇帝影响之下，自幼便习惯于文官制度。主观而论，主要与其自身性格有关。其自幼受张居正教导，太后、冯宝等人对其要求严格，成长环境备受压抑，很难将此与其性格中的懦弱敏感割裂来看；而且，他始终浸淫于四书五经的教育氛围，深知荒庸无道的治理必然使得朝代灭亡的道理，故舍弃更为激烈的抗争方式。
A3：首先，在张居正事件之后，使得万历认识到了人皆有阴阳两面，既有道德伦理，又有私信贪欲，这种阴阳两面绝非人间力量所能消灭，同时内心深处认为“四书”的准则不过是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其次，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储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最后，万历皇帝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就正好中了批评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卖直的目的而失去了雍容的气度，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奏折留在宫中，不予批复。
A4：以时间轴梳理。万历皇帝九岁登基，在自己母亲和老师张居正的庇护下开始了一个男孩和皇帝的同时成长。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是他的成长环境没有能够给他发挥自己的空间。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他是矛盾的，从一开始对于大学士首辅的百依百顺，到自认为羽翼丰满与张居正的分道与自立，但是依然在其掌握之下。张居正死后，他终于得有大展身手的机会，但是由张居正微妙调和中所创造的平衡，也被这个皇帝的一次丈量土地打破。张居正被清算，其实这是万历无心插柳的结果，皇帝内心也是接受的。但是经过这一次血雨腥风的清算，万历才真正的完成了皇帝的成长。后来给他直接打击的另一件事，就是立储，十几年的斗争，他终于没有办法完成自己作为皇帝一个小小的私心。君权与相权一直在此消彼长，矛盾中前进，万历皇帝在这些斗争中，在群臣的博弈中，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站在政治中心与顶端位置的人，却不是这艘船的掌舵人。道德绑架，以死相谏，皇帝一个人与自己决裂的过程，消极怠政便是他最终的选择。Q3：在万历皇帝、张居正和申时行身上，是如何体现出“阴阳两性”的，这种阴阳两性如何影响人物的命运？文官集团的这种阴阳双重性与儒家思想、传统教育之间有何关联？
A1：首先区分“阴阳两性”之含义。申时行所谓，“阴”即内心之欲望，“阳”即公开的理想准则。以儒家标准评判，符合正道仁的标准即为“阳”，所背离即为“阴”。但我认为，“阴”不代表着“恶”，可能是为实现更崇高的目的。若“阴”仅为个人私欲的象征，要求每个人追求完善的仁之境界，可能也会颠覆其原有命运的轨道，走上离经叛道之路。
A2：若按申时行所理解，达到阴阳两性相统一的真君子便是人物海瑞，而其命运结局也并未得到文官集团集体的交口称赞。其实，将内心的全部表达出来达到所谓的“阳”并不是完全有利无弊。首辅上台得到无数附和支持，当政策出台、改革推行触及个别群体利益，便有反对的声音出现，而在下台或去世之时甚至会遭到“大清算”，这种轮回便是阴阳两性矛盾的产物。在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教育之下，固然海瑞提出，可通过为农为商致富，若要利己则不要选择入仕，而社会大环境使得读书入仕成为提高阶层流动性的最佳途径，多少读书人入仕之目的便为改变自身命运，即为利己，谁又能说皇帝丝毫无一己私欲，这已经从根本上产生矛盾，这诸多矛盾最终又加之于文官群体，使身处其中的个体一定程度上丧失选择的自由，只得调和阴阳，寻求相对而言的至善结局。
A3：万历皇帝本身作为帝国大一统稳定均衡结构的象征，却因立嗣问题与文官集团纠缠；张居正帮助明朝出现短暂的万历中兴，然而因幼主强臣犯了封建王朝的大忌最终人亡政息；申时行表面协调文官集团阴阳张力，实质没有解决任何争端，内里早已溃烂不堪。这种普遍阴阳双重性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却在封建伦理道德、祖宗之法下，扭曲成皇帝与臣子在私利方面讨价还价的关系，可以满足自己的私利的人就与其合作，不可则分道扬镳。这使得书中每一个人物都遭遇到了明帝国所即将遇到的悲剧。只不过，这悲剧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是终结，而对帝国来说，则是耻辱和血腥、倒退和封闭的序幕。文官集团的阴阳双重性在披着儒家思想、传统教育的外衣下，加剧二者内部冲突，此时，无论是挥斥方遒的改革者，还是秉承中庸的调和者，或者谁都不敢公开否定的道德楷模、世无双出的军事天才，抑或是离经叛道的思想新锐，都将被此所吞噬。A1：我认为记载的优秀历史人物与其所处时代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其作为当时的杰出代表，具有与众不同的先见性与预见性，其能敏锐感知到时代的症结所在并能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就算是地位之高于张居正，其在推行“一条鞭法”时触动整个文官集团利益，十年实行，最终收益甚微。在每个时代日薄西山之时，挽救派的人物出现努力完善制度的缺陷，但基层至高层传递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使得解决的时效性不足，张居正一己之力，有限的生命无法保证制度改革的层层递进性与联系性，而文官集团群体的中庸之道仅求自保。综上，首先，优秀人物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一种爆发，也是一种预警，使得后人见其结便局望而却步；除此，中庸之道的文化环境冷却了前赴后继、英勇就义、舍身奉献的赤子之心。
A2：首先从认识问题来看。信息收集、传递、甄别于今不为易事，至于古代更是困难重重。在无上帝视角的帮助之下，很难设想张居正如何身处高位而体察舆情，具有能够认识制度之弊的能力。其次是如何做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做到政令通畅，李克强总理曾言“政令不出中南海”，将政策具体落实国家的角落，处理人员牵制问题，提高行政效率更是复杂之事。最后是政策连续性的问题。以全球史观的角度，同样是在当今美国、东欧等，政策的跳脱性也显示出缺少顾大局的弊端，至于我国古代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政策缺乏连续性的根源在于文官集团思想意识问题，虽然文官群体坚守共同的思想意识形态目标，即高度伦理化，推崇儒家思想，但个体间怀着不同私心或多或少影响政策的连续性。综上，便是后代再无张居正的原因。本次探案虽获得初步成果，但剖之愈深，又浮现新的疑惑，依旧等待后人前赴后继，以史为鉴。让我们下次读讨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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