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我还想回应一下前面那位观众关于纯正或者传统的话题，我觉得如果单纯的把这个问题拎出来看，不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其实传统本身也都是在变化的，尽管不认识郭净老师本人，但是也是兜兜转转通过郭净老师的一些缘分，我之前去了年保玉则那边，然后其实他们那边的藏族人也在爬山，为什么爬呢，因为现在要记录雪山雪线的变化，他们其实也都是在跟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科学的一些话语在对话，所以这个事情不需要用某种纯真纯粹的眼光来看，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理论学界好像很愿意说生态智慧或者说原住民智慧，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本地社群的人，他们可能也是在借用这样类似的话语，但是这个就跟他们本身的传统也是可能有距离的，是因为现在可能某些学术的方向他要去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辨别传统和所谓本来的文化，我们可以用更未来性的视角，而不是说去持某种本体论的观点去看它。在年保玉则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有很多生态科学家在和本地的社群合作，比如说像他们的出版物或者是研究报告里面，既会包含他们本身，比如说对于藏药的一些解释和观察，但是同时他们也会用比如说拉丁学名的方式来命名新发现的植物，用更倾向于科学界的话语来跟大家沟通。其实科学界或者说所谓原住民在面对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上，都是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法的，就算我们完全去复制所谓原住民的智慧，我们也不可能很好地说解决现在的生态危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是抱着一个对话或者是合作，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然后共同生成出什么，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一个讨论。同时郭净老师刚刚提到影像的意义，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些包括乡村之眼参与培训的很多乡村影像，加上去到当地之后的另一个感受就是，并不只是说汉族或者是其他城里的人会更有语言去讲一个框架一个传统，其实即使是藏族内部也是在城里面经历过学校的教育体系，你才能用更被外界接受的语言去讲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比如说在牧区，在一些更有口语传统来表达的社群里面，如何用合适的语言去更加系统性的自我表达？所以影像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能把大家日常讲故事的，那些不能用理论话语表达出来的东西让大家感受到。所以就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关注郭净老师的研究，还有他和相关在地机构所推动的工作，谢谢。
年保玉则协会监测、标记每年升高的冰川
（图片来源：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澎湃发表的《雨水、冰川与草场退化：年保玉则气候变化调查手记》
观众：这部片子看下来，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日本登山者还有他们的家属的视角，在片长上占的比例会更多，然后从藏民出发的视角在我看来好像相对零碎一些，可能也让我的第一印象是更扁平一些，所以我想知道您在拍摄的过程中，是不是因为藏民并不想长时间的进行口述采访，还是有其他原因考虑，还是说这个角度更多的是在您其他的纪录片作品当中，谢谢。郭净：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这部片子实际上是“卡瓦格博影像志”里面比较晚做的一个片子。如果大家把这些片子都看完了，你大概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在这个片子之前的短片，内容都是关于藏族村民的生活和他们口述的东西。今天这部片子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祭奠山难的罹难队员，这个山难到去年，过去了30周年，我们在昆明搞了很多活动，包括放映这个片子，和其他的几部片子一起，日本登山队拍了两个片子，关于日本的遇难队员。（这部片子）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同时我也是想换一个视角，所谓换一个视角是什么？我前面的几部关于村民日常生活的也好，关于他们谈论登山的也好，基本上是一个本地视角，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理解这座山。但是在做《登山物语》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想也得讲讲这些登山者的故事。死难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属，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这也是需要表达的，对不对？不能只是一方面的表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登山事件实际上延续下来一个新的历史，下面还有人接着在拍。我们曾经也有一个计划，本来想找另外一个懂日语的纪录片导演到日本去拍罹难者的家属，还有很多日本的家属还没有讲述这个事情，结果这个事情没有做成，看以后有没有人来延续这个事情。总体我希望是用一个比较平衡的角度，这个片子则想更多的从登山者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观众：郭老师最开始提到这个片子和DV运动有关，你在这个片子里面对DV的使用，还是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片中昆明拍的那一段，它的日期是2018年，才意识到整个拍摄是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有20多年。但是你好像是用同一个机器拍的？观众：可能就是这种DV的感觉，让我在看的过程中，觉得没有这种长时间的跨越的感觉，我不知道在器材上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照理说到18年昆明那段器材设备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设备，但是影片看起来还是一个家庭DV的感觉，你对于媒介器材这个是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吗？郭净：我先简单介绍一下DV运动，因为在座的大家都比较年轻，现在觉得挺感慨的，我们去年做山难纪念会的时候，来的年轻的朋友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了，其实当时的DV运动有点像现在的手机出现的情况，只是远远没有那么普及而已。
2003年郭净在转山时用DV拍摄 （拍摄：此里卓玛）
在DV产生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动态影像都是官方发布的，你个人是没有设备去拍东西的，只有极少数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把电视台的模拟摄像机拿出来拍一下，摄像机和后期剪辑设备都是非常贵的，所以在当时是没有私人去拍影像的，除非是非常有钱的人买了个电影摄影机在家里头自己拍点东西，无法公开传播，这是第一个时代，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个人利用单位的设备拍摄带有自己风格的影像，但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试验。再到1990年代后期，DV摄像机出来，可以在电脑上作数字化剪辑，影像创作的成本降到几万元，便开始有了大众的拍摄，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在中国产生了独立纪录片运动，这是有学者这样命名的。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于官方或大型商业机构的个体自由表达。当然普通民众并未卷入其中，主要是一部分觉悟的先行者率先行动起来。独立纪录片运动的开端是模拟摄像机，很快DV出来，就汇成了一股不小的浪潮。到手机出现以后，这批人还在用DV拍，只是大家看不到他们拍的作品而已。DV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所积累的成果是不得了的。现在没有人做过统计，光是我们云之南纪录影像展10年所投稿的影片都在1000部以上，这只是一个影展。我估计，从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数量应该有几千部。当时在中国有三个独立纪录片展，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南京的，还有就是昆明的，三个都办了10年。那么加上那些没有投稿的去了国际纪录片展的，曾经有好几年，国际的几个大的纪录电影节，包括日本的山形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法国真实电影节，中国导演都经常获奖。当然辉煌已经过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那么现在手机一出来， DV基本上就边缘化了，实际上独立纪录片从来都边缘，但是手机出来就更边缘了。至于我自己，因为我是没有正规的学过拍电影的，都是跟着几个会拍的朋友自己玩的，所以一来我就也买不起好设备。当时第一次买设备的时候，3万块钱是找朋友借的，后来逐渐的换了另外一个设备，今天的片子差不多在前期拍摄是用了两个设备。那么前几年为了补上登山这批人的口述采访，我自己又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摄像机，你们看厨师的拍摄，是用2000块钱的摄像机，现在你要拿到电视台或者到电影院去放的话，都需要是4K高清的对不？但是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照拍纪录片的人来看反而不真实，真实情况下，你会看一个人把他脸上的毛孔都看得很清楚吗？不会的。
实际上我们人的眼睛，它看一个东西，它的视觉清晰度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型的DV非常方便，像我用的这个机器很轻，也差不多是像拿着一个手机一样，你这样拍的时候，对方不会有很剧烈的反应。如果你拿一个大机子对着他，我们曾经碰到被拍摄者各种各样的表现，要不然就是很愤怒，要不然就是逃掉，或者他在你面前表现得很尴尬。所以在机子的选择方面，可能轻便的比较便宜的机子比较好。DV运动早期出来的片子，我们一看就吓了一跳，怎么拍的画质那么差，包括贾樟柯早期的片子，大家去看会觉得技巧怎么那么业余，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意识形态和新的美学观念在里面，我要跟主流的电影院电视台放的东西反着来走，我不走他那条路，我不要高清，我不要固定机位，我就是手持晃动。以前在欧洲的电影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大家现在去看一些（法国）六七十年代的片子，还有像出现在北欧的一个电影流派，道格玛95（Dogma95），他们就非常反对用固定脚架来拍东西，所以这里面的话有个人的爱好，个人的选择，也有观念上风格上的一些考虑，大概是这样吧。子木：谢谢郭老师，其实郭老师在很多学术和文化层面都是在国内做推广实践非常早的，包括96年郭老师和朋友们成立的复眼小组，是DV运动中最早的拍摄小组之一，郭老师策划组织的云之南影像展也有很多独立影像、民族志和乡村影像等面向可以展开谈，也希望后续我们可以邀请郭老师到广州，继续深入了解卡瓦格博传奇这个地方影像志，里面还包含很多与村民共同拍摄的段落，与卡瓦格博山地的动植物非常密切的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讨论，能对山难事件的解读有一个更多元知识性的、也是基于人际交流与情感的进一步的推动，谢谢郭老师，谢谢大家。
黑帐篷剧场是一个围绕动态影像作品的策划项目，由社区实验室策展人张涵露和独立影像策划人张子木共同发起。这一项目命名灵感来源于藏区牧民的传统黑帐篷——由耗牛毛制成，是世代传袭中衍生出的高原生态居所，凝聚了牧人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生灵世界中所习得的空间秩序与栖息智慧。我们将动态影像的参与式观看与议题交叉的对话视作一种都市游牧的经验剧场，与来自不同母语、多元文化与生态关系的影像文本和影像创作者一起，共同理解、体验、排演，想象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多维度的世界构建，将美术馆内的黑盒子空间变成都市生境中的黑帐篷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