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 龟兹石窟题记与丝绸之路文献整理
连着两次来上海，都为龟兹的活动。上一次在青浦，2019年年底，参加龟兹研究院徐永明院长带队的“丝路遗韵·五彩龟兹——龟兹石窟壁画艺术展”开幕式。你可以想象：青浦的老太太努力念出“归滋”的读音时，被刚刚经过龟兹文化培训的保安纠正作“秋词”时的尴尬。“龟”“兹”这两个毫不搭界的汉字纠缠在一起，而且还不是读各自原来的发音，真是令人郁闷。这一次，是在郁金香开遍沪上的早春二月，参加中西书局召集的《龟兹石窟题记》的出版座谈会。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古国，两千年以前，它就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而被历史著作所记录。两千年以后，这个改变了“龟兹”二字现代汉语正常读音的地方，早已留在了历史深处。我们一直用相对丰富的汉语史料力图打开龟兹历史的大门。譬如19世纪末期（1879年），在古代龟兹王国北境发现的刘平国碑，寥寥百字，与传世资料互相印证，让我们解读出不少古代龟兹王国的秘密。汉语史料关于龟兹记载的丰富性，也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在西域的重要影响。但是，汉语毕竟不是古代龟兹王国的通用语言，借助于汉语史料，我们只开启了这个神秘国度大门的缝隙。现在，以释读龟兹语为主要内容的《龟兹石窟题记》，则推开了进入古代龟兹佛教王国秘境花园的半扇大门。
龟兹语是今天已经消失了的古代龟兹王国居民使用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古老语种，这种语言直到上世纪初1908年，才由两位德国的梵文学者西格（Emil Sieg）和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根据西方探险家从龟兹本土带走的残存文献，发表了首次解读成果，成为开启焉耆语和龟兹语解读的破冰之旅。彼时丝路北道上的两大绿洲王国焉耆和龟兹使用的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分别命名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而在中外前辈学者开创的龟兹语研究领域里，仍然存在于古代龟兹王国境内大量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资料，还大多没有得到解读。《龟兹石窟题记》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皇皇巨著的龟兹语研究成果。它第一次全面清理了龟兹石窟群中7大石窟寺的700多条题记，以及龟兹研究院收藏的木简、经籍残片和陶片陶罐上的婆罗谜字母文字，解读对象以龟兹语为主，而又兼及梵语、据史德语、回鹘语、粟特语等古代胡语，在龟兹佛教和世俗社会历史的多个方面，为学界带来了大量新资料。
龟兹石窟中所需释读的文字的线描示意图
在龟兹石窟运用图像学、建筑学、考古学等方式获得丰富研究成果之后，这是第一次，龟兹石窟用大量遗存的以龟兹语为主的语言方式，告知我们蕴藏在石窟遗迹下一个绿洲王国曾经的历史记忆。
作为参与者，我亲历《龟兹石窟题记》成书的全过程，十年多来，对这本书感性的认识超越文本本身。2009年5月，我还是新疆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从乌鲁木齐迎接到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率领的三位同学，乘车穿行800公里的路程到达库车，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才进入实质性阶段。从那时起，直到2020年年底触摸到《龟兹石窟题记》样书封面，这趟“旅程”终于结出硕果。
这本书代表着中国学术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让我充满感念。首先让我感念的，是龟兹石窟的守护者们。龟兹研究院管辖的石窟寺，分散在僻静的古称龟兹东西川的河谷地带96平方公里的荒山之中，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在艰苦的守候中与现代都市生活失之交臂。在交通日益便利、破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是他们的守候，使石窟遗迹依旧完好。那些最为脆弱的石窟题记，在人为和天然的侵蚀之中，能够跨越千年，在《龟兹石窟题记》中得到释读，题记中对于石窟寺精美的线描图像和精确的物理描述，使得历史语言学的文本受益于考古、艺术、历史、文献等学科，这完全仰仗当地研究人员长年的全面调查与忠实记录。
为了龟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政府和文物部门也极尽全力。譬如，为相关研究人员在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安排了住房和冬季从事研究的场所。但冬天一过，他们又扑向了大山深处的石窟群中。这种奔波的生活，像转场的牧民，像迁徙的候鸟，毫无疑问影响了子女的入学和对于家庭的照顾。因此，《龟兹石窟题记》这本书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是对这些大山深处的守候者最好的交代。
龟兹石窟群的完善保护，让我想起20年前同样是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在文明冲突中惨遭毁灭的情景。在葱岭东西的同一条丝路上，与这处“阿富汗民族的灾难”相比，我们自豪于多民族聚居的今日新疆，佛教石窟作为文明的遗迹，被各民族珍惜、保护的现状。《龟兹石窟题记》序言列出的龟兹研究院参与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支多民族的队伍在长年守护与研究着这一片石窟遗址群。主编赵莉是一位回族学者，对龟兹的每一个石窟形制如数家珍，尤其对于100多年以来被各国探险队盗揭壁画的斑斑墙壁铭记在心。调查壁画海外流失情况，以数码技术“让龟兹石窟壁画复原回家”，是她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研究者中的主力台来提·乌布力研究员是一位维吾尔族学者，是察哈台语文献的资深研究者，对于龟兹石窟各种民族语文题记在石窟中的位置，也烂熟于胸。他在龟兹石窟二十多年的守望，使得700多条题记在最短的时间里被悉数提出。他常常说：“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佛教遗址，更是我们新疆自古以来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其次让我感念的，是中国终于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在西域历史语言的领域引领研究。在龟兹语、焉耆语被释读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已故的季羡林教授是从事这种语言研究的唯一中国学者。进入21世纪不久，垂暮之年的季先生和冯其庸先生联袂提议，加强中国对于西域历史语言的研究。这个倡议得到中央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此得以成立。没过多久，在法国攻读吐火罗语专业的荻原裕敏、庆昭蓉两位博士毕业之后，分别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他们从读书时代起就向往从事龟兹石窟题记的释读，在荣新江教授的组织下，终于得到学以致用的机会。
我还记得2009年5月的库车，日本青年荻原裕敏和台湾姑娘庆昭蓉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就直接进入了中国内陆的边疆小城。荻原最初身体也略感不适，但没有什么比在克孜尔石窟群的亦狭克沟石窟中释读出“耶婆瑟鸡”这一龟兹语地名更令他兴奋的事了。荻原的吐火罗语佛教文献研究非常出色，庆昭蓉则更偏重于吐火罗语世俗文献和龟兹文明的历史学解读，她本科时代物理学和人类学专业的学术背景，更为《龟兹石窟题记》绘制专业的图版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他们从事龟兹石窟题记研究过程中，龟兹研究院还迎来“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为龟兹石窟题记阶段性成果的公布提供了机会。吐火罗语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就这样在中国建构起来。
这部代表着龟兹语研究最新成果的《龟兹石窟题记》以中文形式首先出版，也让我感念上海这个距离龟兹石窟非常遥远的滨海城市。将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吐火罗语研究最新成果奉献给学界，体现了作为现代化都市的上海在出版行业引领学术潮流的风范。几乎与《龟兹石窟题记》的研究共同起步的中西书局，在短短的十来年中，在中外典籍的出版领域，已经累累硕果。例如，从“汉译巴利三藏”到《于阗语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在汉语文献之外，世界文明的其他语种文献也有所呈现。从事汉语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出版社本色当行的题中之义；而从事其他语种文明载体的典籍出版，则困难重重。编一本以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语为主体、以拉丁字母转写为主导的龟兹石窟题记，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不言自明。可以想见《龟兹石窟题记》的编排，也是孜孜矻矻，从头做起，不厌其烦地打通关节。一百多年前，引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伊始，即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以引进西学、创立多语种工具书体系等多种出版理念为特色，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无数第一。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移师北京，成为北方出版业的重镇。而上海的出版业，也已开辟了融会旧学新知、辉映东西学术精神的新局面。
最后，让我感念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荣新江教授为代表的古籍整理队伍一直以来对丝绸之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荣新江教授秉承前辈学者的学术理念，从敦煌学起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敦煌，到吐鲁番，到塔里木盆地中的焉耆、龟兹、于阗绿洲，乃至更远的中亚粟特地区、伊朗高原的波斯和马可波罗故乡的意大利，荣新江教授的研究也沿着丝绸之路展开。丝路南北道上最大的两个绿洲文明——于阗与古代龟兹王国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几乎平行铺开。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的工作已经持续10年，而《龟兹石窟题记》的工程也在10年之后终于结出硕果。
平行展开的文献整理工作还不止这些。当《马可波罗游记》展现的13世纪东西方交流的时代历经700年之后，随着新史料的发现，重写翻译、整理和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为中西方文明交流提供新知识，也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增长点。在荣新江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于十年前开启了“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读书班，旨在汇总世界各地丝路研究专家、共同培养学术新人进入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如今这一宏大的出版计划也已提上日程。2012年，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创建，荣新江教授即提出了“黄文弼文书”的概念，对于20世纪西域的考古探险时代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先生发掘并搜集到的西域文书予以表彰，此后，在其初具规模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专门检出黄文弼收集品为《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予以专门整理。这部即将付梓的西域文书，虽然未必有《龟兹石窟题记》的规模，但是其中汉文文书最新的录文、胡语文书全新的解读，特别是其中的胡语涉及据史德语、龟兹语、回鹘语等等领域，展现了黄文弼收集品对于西域文明史的全面贡献，也是值得期待的丝绸之路文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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