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有多艰难！——关于战时生活书店的会议记录
生活书店：为文化艰苦奋斗的岁月
周立民
“整个中华民族是在艰苦困难奋斗中，每一个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自勉的中国同胞，当然都跳不出这个范围，其实也都不应该逃避这个现实。我们应该以百折不回的继续奋斗来克服艰苦困难，而不应该为艰苦困难所克服！”这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邹韬奋先生在1939年所发出的呐喊。在“艰苦困难中奋斗”，它概括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书店和中国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境况和姿态：艰苦多多，困难重重，又奋斗不止。
生活书店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25年10月《生活》周刊创刊到1932年6月宣告独立经营，为后来的生活书店打下坚实的读者基础，可以看作是它的准备期。1932年生活书店正式创办，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生活书店筚路蓝缕、锐意创新，这是它的发展壮大期。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书店的重点从上海移到汉口，又移到重庆，在短时间内，在战时不利的环境中，顺应形势，呼应民声，极盛时期共有56家分支店遍布全国各地，这一阶段是逆势而为的奋发期。从1939年3月开始，随着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西安分店被封后，接连又多处分店被封、被查，以及被迫自动结束，至1941年6月，仅剩下重庆一处分店——由此，生活书店开始了它的艰苦奋斗期，一直到1948年，与读书、新知两家书店完成彻底合并组成三联书店，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最早的一份是1940年5月29日的《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常会会议记录》，最晚的一份是1945年3月24日的《内地区管理处委员会第六次记录》（其中至少1942、1943年两年会议记录缺），这正是生活书店的艰苦奋斗期，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艰难岁月。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岁月中，一批文化人仍然矢志不渝，坚守岗位，克服困难，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邹韬奋在1939年年初曾这样宣誓“我们的工作原则”：“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这是我们在现阶段一切工作上的总的原则。我们大家要在这总的原则之下努力迈进！”他们正是排除万难，努力实现这些原则，使生活书店终成“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而这册会议记录，就是他们一腔热忱献身文化理想，不屈不挠为民主自由抗争的现场“直播”。
收入《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上海韬奋纪念馆编，中华书局2021）一书的会议记录，有这样几类：第六届理事会会议记录、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议记录和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渝桂区联席会议记录等，还有内地区管理处会议记录。不同机构承担不同的管理功能，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书店处在不稳定之中，很多机构也是战时根据形势临时增设和调整的。
邹韬奋在谈到生活书店管理时，曾解释过书店几个基本机构的设立和管理原则：
生活书店是一个商号注册的商业机关，它在业务上的组织有总经理、经理、各部科主任等等，都是依着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而由总经理任用的，这方面和其他的事业机关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除此之外，为着运用民主集中的原则于事业管理之中，为着实行集体的管理，它让全体同人(须在正式任职半年以后)公举理事参加理事会，共同商量关于营业的事情；让全体同人公举人事委员参加人事委员会，共同商量关于人事方面的待遇及奖惩的事情；让全体同人公举监察委员参加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在查阅账目；让全体同事组织自治会，共同处理关于同人的卫生、娱乐及教育等问题。
这里点出了生活书店比较特别的四个委员会：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以及同人自治会。这样设置，是为了运用“集思广益”的原则达到“群策群力”的功效。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会议记录，基本上就是前三个委员会的定期开会议决事项的记录。
生活书店第六届理事会是1940年3月20日举行社员大会选举出来的，同年5月29日，第六届理事会又选出常务理事。当年8月5日，生活书店的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三个领导机构决定组成联席会议。“本店领导机构原有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分别负责业务、人事、监察三项任务。但在目前这种紧急局面之下由于种种原因分别开会颇不容易，以致会期常有延搁，同时当选理事、人事及监委所推代表，颇多雷同，人数原极有限，尤其重要者，三权分立，民主集中亦未能充分发挥，故对于领导机构殊有权宜改革之必要。大致之办法，今后总的领导由理、人、监组织联席会议主持并对全体社员负责。”联席会议“每三月召开一次，其职权为（一）听取报告；（二）核准过去工作；（三）决定社务业务重要方针，再由联席会议产生常务委员会……其职权为：将理、人、监之职权依照联席会议决定之方针集中执行之”。联席会议常委会由韬奋、徐伯昕、柳湜、张锡荣、胡耐秋、邵公文、廖庶谦等七人组成，并明确：联席会议为书店最高领导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全店业务。——这也就有了本书中收入的联席会议常会会议记录。
后面出现的渝桂区会议记录、内地区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也是抗战后期，根据实际情况，书店管理机构适时做出的调整。其中，内地区管委会于1945年1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推沈钧儒为委员会主席。自1月至3月，管委会开了六次会议。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复业，全国联络恢复正常，总经理徐伯昕可直接领导管理内地工作，内地区管理委员会在1945年10月完成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1940年年初，邹韬奋在回顾过去一年生活书店遇到的困难时，主要谈了三点：资金不够，影响到造货、进货、营业；在人事方面，存在种种待决的困难；“因政治方面被误会而受到的损失”。这些问题像割不断的钢索缠绕在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脖颈上，几乎令它窒息。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书店而言，各种资源配置都出现问题，而资金短缺成为横在书店经营者面前难以翻越的大山。战时物价飞涨，纸张、排印费用等印书成本增加；战时交通运输不便，进货和发货都存在问题；战时人们生活不稳定，图书销售也大受影响……各书店从上海转移出来后，汉口危机，广州沦陷，后来大部分重心都移到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这些城市的出版条件远远不能与上海相比，受战争影响，各项要素表现出的都是“短缺”。据相关资料记载，以重庆而言，面对突然转移而来的全国各地众多的出版机构，首先是印刷设备跟不上，战前用轮转机印刷的大多改用平版机，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常常在山洞里或防空洞内排字、印刷。第二，印刷书刊用纸严重缺乏，战前用纸大半靠进口，战时来源断绝，而当地的纸厂有限，生产能力较低。很多出版物采用土纸印刷，字迹模糊不清。第三，排印工人等技术人员短缺，工价大涨。第四，运输困难，出版物发行受阻。
这些困难，给出版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资源短缺，奇货可居；成本上涨，资金短缺；流通不畅，营收困难；资金周转不灵，业务发展成为泡影。1938年11月，徐伯昕报告生活书店各店情况时，就谈到战争给书店经营带来的绝对影响：“最近一个月来，我店因抗战局势的急剧变化，影响到整个业务，极为严重。粤汉原是我店华南和华中的两大据点，不单是营业的重心，而且也是造货供应的中心，现在已于廿二、廿五两日相继沦陷，在物质方面的损失，一是失去了我店全体营业三分之一的收入，二是广州的失守出于意料之外的快，使存货生财等，未能大部迁出。这两地的损失又将占我店资金二分之一强，这是我店在抗战以来所受到的最大损失，而也是最可痛心的。”他随即谈到各地经营面临的困难，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不难体味战时图书出版业的艰难：
1.上海：因纸价低廉，来源不致断绝，且印刷、装订精良，运输虽然由昆明转运比较的困难，运费也较高，但一切条件都比内地为优。从成本上打算，由上海印造，运往内地销售还是比内地印造来得合算，所以仍以偏重上海为宜，就是无时间性的书籍和大量重版的书籍，都归上海排印。
2.重庆：报纸从二十元左右涨至四五十元，土纸也从十元左右加至十七八元的惊人价格，印刷所虽然搬来很多，但价格都很高，较汉口几增三分之一，成本突然继续增加，而书价无法随之递增，所以仍限有时间性和急要的新书与重版书，在重庆排印。
3.桂林：科学印刷厂是（与）我店在西南造货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它直到现在尚未能正式开工。我店在桂林的存纸也有限（纸价最近已涨至二十五元左右），将来的来源，一面靠安南的输入，另方面希望能在广州湾进口。这两处如目前无法打通，桂林的造货条件恐怕比重庆还要狭小，但是目前为了供给西南各地的需要，仍有很快造货供应的必要。
4.昆明：目前纸价已从十七八元增加至二十元左右，万一将来战局由粤汉线退出移入山地抗战时，桂林或将首当其冲，这时在昆明预为计划，也是有备无患的。
在那几年的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生活书店不再雄心勃勃开疆扩土，而是守住底线，守住基本盘，是以力保稳定为方针。1940年，徐伯昕向理事会报告“本店为适应当前环境，配合业务现状起见，本年度起对于总的方针，有所改变如下”：
谈到各部门工作情况，也是以“收缩”为原则：分支店收缩；“杂志亏本太大，影响于造货资金之流动，故最近已将《妇女生活》《理论与现实》《战时教育》《世界知识》决定划分，由各该刊独立经营，前两者已决定自六月份起开始”。编审字数从八百五十万字减为五百万字；本版书出版，“以后注重于畅销书多再版，滞销书停印”。之所以这样，乃是基于书店经营的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巨大压力。徐伯昕在《今后业务的动向》一文中报告：“自从去年四月到现在……本店今天这样的严重局面——经济支绌、生产减缩、营业下降、开支上升等事实在互为因果地增加着店的困难。”“营业亏损，资金不够就造成了生产缩减；生产缩减又造成了营业低落，但百物昂贵，开支却尽在上升。由于营业低落，开支上升，就必然造成为营业亏损……”
他们的“收缩”政策是否见效呢？显然效果不明显。因为超出预期的变化也太多：“但是终因机构太大，呼应不灵，加上分店往往不能好好地执行，同时交通困难和人事牵制，也使得许多事情常有延搁。一方面则新的变故又来了，如衡阳事件、欧局变动、渝市大炸等，遂使这些措置直到现在没有照原定的计划做好。”“自从前年武汉撤退后重要交通脉相继不保，运输工具不得不仰赖于容量小的汽车和时间长的人力与兽力，因此原可在一个月内流转一二次的资金，就需要三个月或半年甚至一年了。同时分店增多，存货亦必然增多；存货的增多，也就是垫搁的资金在加多。可是本店的流动资金是并不十分强大的，因之去年一年就在不灵活的状态中过日子。今年初，虽暂借到了一笔钱，但杯水车薪，仍然不见得怎样宽裕。到目前为止，要用的约需十一万元，已有着落的只六七万元。这就是说，还短少四万多元。”从经营的数字上看，这是一份忧心忡忡的报告：“照原定计划，今年上半年度的营业额预算是五十五万五千，开支额是十一万八千，即开支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十二。可是今年上半年五个月的营业额虽有四十八万七千八百余元，但开支额竟达十三万四千二百余元，即开支额竟达营业额百分之二十八弱的可惊数字。现在确切的决算虽还没有结出，但今年上半年度的收支依然要亏损是没有疑问的了。就分店来说，简直没有一店是盈余的。至于结束各店，光是衡、邕、梧、玉、罗五处就亏了一万余元——去年亏，今年上半年又亏，这是绝对不能让它继续下去的了。”
经营的情况，在书店的会议记录中有着详尽而更为准确的报告：“上半年五个月之销货总额，虽有四八七八三六.九九元，但开支额加上总处之四九二九二.〇六元竟达一三四二二六.一九元，就是说，开支要占营业额百分之二七.五二的可惊数字。依照上半年的预算，营业额虽亦略有增高，但开支额超出之比数，远较营业额为巨。其次是结束各店的损失，有一部份已经售出，计衡阳亏三千八百元，梧州亏二千七百元，玉林亏二千七百元，南宁亏一千七百元，罗定亏三百元，共达一万一千元以上。营业上这种不良现象是目前本店一个重大危机，这是必须用全力来把它克服过来的。”“半年来的经济情形，仍未脱出艰难的境遇，直到目前为止，最低限度需用应付印刷费一万元，版税稿费九千四百元，还借款二万七千元，文具进货资金一万元，造货资金二万八千元，外版进货资金二万六千元，共需十一万元。除分店按月解款有三万五千元及出售存纸可得三万元外，尚短四万五千元。”
对于造成这种经营状况的原因，在会议记录中也有客观的分析：
针对这种情况，总经理部明确提出调整业务大纲。比如，在出版方面的调整有：方针调整要根据沿海、内地及敌后读者文化水准和实际需要来加强启蒙读物、实用读物的编辑，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之著作，已收稿中成本巨大且销路无把握的应停止印造，再版书中要迅速印造畅销书。在区域管理上的调整是划区管理，各单位须独立支持。
极端的条件下，破坏的威力要远超建设的速度，书店经营者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常常也只能是艰难支撑而已。
办书店及其他一切事业，都需要人才，邹韬奋特别看重“中坚干部”，他认为：“所谓领导，绝对不是一个光棍所能办到的，必须有干部——真能切切实实干的干部——把所定的方针和方案真能切切实实执行起来。”“事业的内容愈广愈复杂，领导工作愈不易做，因为负较重要责任者愈须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能，也就是必须能布置得力的干部。”然而，在抗战中，兵荒马乱，岂能像平日那样严格招录工作人员，又岂能有余裕充分选拔干部？书店，是以理想支撑的薄利企业，能够让员工养家糊口已经不错了，更多才俊们恐怕不会选择这个职业。这样的时代中，书店可用之才捉襟见肘，不难想象。
昆明分店的报告中，就曾说过“找人难”：“昆明近来各种职业部门、官厅、机关都在急激发展、增多，需要大批工作人员，因而不论程度高低，都能轻易找到工作，且能得到相当丰厚的待遇（外省人更甚）。因而影响到许多在业人员。他们暗示出跃跃欲动的姿态，连我滇店女厨司也将去某大银行洗衣服。能够找到的非但程度低，而提出的希望待遇，都超越我店的规定之上。”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却在增加，“生活程度的暴涨最明显受到影响的是伙食。米涨到二十九元，鲜肉六角五分一斤，细盐每斤四角五分……加上厨司动辄要不做，真令人担愁着吃饭问题！”这又提高了用人的成本，给用人增加了困难。
人事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千头万绪，从任命、调职、升迁、奖励、福利乃至对于一些违规人员的处罚，阅读这一部分会议记录，我能够感到很分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店方用尽心思，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规范，竭尽所能提高工作待遇，期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另外一方面，人事上的变动和问题，频频出现，很多管理在特殊的环境下显然力不从心，殷切的期盼与无奈的叹息齐头并进。
对书店整体的人事状况，在会议中，管理者们有过检讨和分析，他们认为：
本店在抗战开始以后，业务扩充，工作人员数量增多，散居各地，故管理上不无欠周之处。目前所显现之缺点，其最著者有四。第一，工作人员量多而质差，不是技能薄弱，便是没有责任心，或两病都有，以致享受一人待遇而未能完成半人之工作者，数见不鲜，使本店开支无形增大，已达到占营业额百分之廿八之空前高度。第二，大部份工作人员因家累过重或对于待遇期望过奢，本店无力予以满足，心中常怀不满与不平，明知文化事业之难于获取厚利，但不能抱牺牲精神过清苦生活。第三，在七小时工作时间内，大部份人未能紧张工作，或抱敷衍塞责态度，甚至争调轻便之工作，以求清闲，此种恶习之存在，使工作效果大大减低，纪律废弛。第四，本店领导机构过去对于干部之识拔与调遣，未十分重视认识水准与忠诚程度，故有少数干部在困苦时期动摇，不能坚持工作，甚至发生损害本店利益之事实。
上面所提到的显著问题，不乏相关例子：“曲江分店素由严长庆同事主持，最近以来据各方报告，情况至为混乱。业经派西南区主任诸祖荣同事前往整理，结果如此：‘长庆同事态度甚好，已于九月五日赴浙，其辞职之最大原因约有三点：一、生活程度高，入不敷出；二、不愿调渝担任职务；三、各方意见反映，觉以后不能共处；四、建国亟须彼去整理；五、此后拟一试纯粹商人之生活以见与过去为文化意义而工作之区别何在？查长庆同事交际广阔，所以入自不敷出，不得不另谋补救……’”这里说得很清楚，生活困难是决定性因素，而为文化付出的获得显然不能与做“纯粹商人”相比。还有对工作抱有消极情绪，至少对这份事业已经缺少感情和热情的情况：“张子旼同事于廿九年任职贵阳分店经理兼会计，公开宣称对本店事业抱消极态度。查贵阳分店廿九年一月至五月份账务完全搁置，批发账款积欠至五千八百元而未加催索，进货往来关系未加清理，邮购收款及发货手续不清，二月份收到附有邮汇票之信七封直至五月尚未拆办，凡此皆为怠忽职守之事实，此项事实足以损害本店名誉、营业及财产。据此，张子旼同事应受停职处分。但为顾全其实际困难起见，得准予支薪至七月底止，自行提出辞职。”
而几位“老同事”辞职的事件，连邹韬奋都被惊动了。会议记录最初是这样记录的：
“坚决予以挽留”的决定，能够看出书店除了不接受三人的辞职理由之外，还有对于“中坚干部”的珍惜，以及“老同事”之间的感情。《店务通讯》在发表三人辞职信的时候，曾有这样的按语：“按上述三同事为本店精练之老干部，近顷遽尔割襟而去，同人等实深惋惜。借悉于去信中已作恳切挽留，尚希三同事能共体时艰，翩然归来，同振大业，则同人幸甚，事业幸甚！”而三人在辞职信中，一面表达对生活书店的感情和对其文化理念的认同，一面又要分道扬镳，“另创新局”。他们说：“我侪惟其对于本店事业寄以共同深切之信念，因此辄尝以服务出版业自视为终身爱好之职业，此志不渝，锲而不舍。”“服务于文化事业之素志，则始终如一。”同时提出同人间意见不一致，而“退让贤路”，并说：“我侪此次毅然求去，决无故意使先生等感受困难，实以非如此不足以消除内部之矛盾。”
对于他们的辞职，书店两位主持人邹韬奋和徐伯昕立即复函挽留，他们在信中说：“本店事业得有今日之规模，可谓全赖同人之努力而来，于此吾人可得一信念：同人能努力合作，则事业必能发展；如遇困难，亦必能克服。反之，如内部问题增多，则事业前途必受阻碍，是故同人之一切努力，均应以发扬团结合作精神，消除一切隔阂为依归。如认为意见差（参）商，不能求得解决而别辟蹊径，分散力量，使原有事业受到影响，则弟等殊难赞同也。且兄等所谓同人间之意见参商，决无原则上之分歧——如出版营业方针等，要亦不外人事上之琐碎问题。而此类意见之出入，其解决之途，端在同人能开诚布公与互让互谅。只须群以事业为前提，即绝无不能解决之矛盾。兄等均曾身历本店创业之艰，一切苦难亦均目睹身受，若以人事上之琐碎问题较之其他艰危局面，实甚微小也。况际滋环境更劣之时，在公在私，兄等自应继续共同努力，俾使本店事业早日稳定。至若一切意见，均可请兄等具体指陈，共谋解决。兄等爱护事业甚深，且相处有年，私谊亦甚厚，设毅然绝裾而去，弟等深引为憾。现经人委会决议，一致通过恳切挽留，务望立即打消辞意，不胜企盼之至。”
为此，韬奋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阐明书店主持人的态度，也继续解开同事们的心结。他感叹：“得力的干部是不易培养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使他们能安心工作，共同为进步的文化事业而奋斗，现在竟有好几位老同事辞职，或正在提出辞职，这当然是莫大遗憾的事情，我们应该努力设法补救。”会议记录显示，书店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这三位：“孙明心同事于廿九年五月十六日提出辞职，本店曾予挽留，查孙同事已任职香港星群书店，殊少回店，希望应准予辞职。孟尚锦同事于廿九年六月廿八日在任职昆明分店经理期内，擅离职守，查孟同事曾受最后警告，此次应予停职处分。陈锡麟、赵晓恩两同事，在廿九年六月十六日提出辞职，本店曾予挽留，兹据事实所见，两同事在香港任职期内，实工作不力，且不忠于店，应予停职处分。甘蘧园同事假期已于廿九年十一月卅日期满，未来续假，据各方报告以及事实所见，甘同事实不愿继续工作，应作自由离职论，停止职务。”“孙明心、陈锡麟、孟汉臣、赵晓恩、张志民各同事出社手续，已按照联席会议第二次例会之决定办理。”
生活书店内部，大家互称“同事”，这本是指志同道合的“同志”，为避政治忌讳才改为前称的。一起携手的同志中途离开，我不能想象，这在邹韬奋内心会留下怎样的伤痕。
更大的魔影纠缠着生活书店，足以把他们压榨得不能喘息。在会议记录和很多公开文件上，他们很中性地称这是“政治误会”，实际上是由“书报检查”而开始的禁书、查抄、捕人、封店……是政治威胁和压迫。在那个时代中，一心做文化、坚守良知的人都躲不过那种压制，生活书店因为鲜明的立场和不屈的行动，成为其中受其影响较大的一家。这些大约是今天很多追逐遥远的迷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吧，在当年甚至连阅读和购买生活书店的书刊，都是罪过。
邹韬奋有多篇文章谈到生活书店的遭遇，这些文章与书店的会议记录、《店务通讯》的记载合在一起，便是一份见证当时统治者残暴摧残文化、破坏自由民主的重要文献。还原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生活书店为了坚持下来和保存实力，尤其是避免商业上的损失，采取的是隐忍的办法，尽量通过正常渠道沟通、申述，并一再说这是官方对书店的“误会”。与此同时，邹韬奋联合其他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通过公开渠道，对战时的图书审查制度提出抗议，企图解除制度上的困扰和束缚。第二阶段从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开始，对生活书店的压迫变本加厉。当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称：“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学生补充读物，完全根据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观点立论，企图借此麻痹青年思想，扩大反动宣传，除已令各省教育厅，禁止各学校采用外，要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下令查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则复函称：“将尽量予该书店此项编辑计划以种种困难与打击，使其不能顺利出版。”［见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60）（1）278号。］2月7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给各省国民党党部发出丑阳加急密电，电文为：“澄密，并转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中共利用生活书店等散布违禁书刊，经会商决定，仰即对该生活书店及类似之变相书店，与军政当局及审查机关商洽依法予以查封，具报为要。”［见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60）（1）527号。］半个月内，生活书店在第一个阶段被迫害后余存的六个分店有五家被查封。邹韬奋和同人以及其他民主人士为此积极斡旋和申辩，甚至上书蒋介石。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邹韬奋于2月24日愤然辞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离开重庆，出走香港。从此之后，邹韬奋不留情面地批评国民政府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行为，将他们对于生活书店的压迫情况公之于众。
民国时代的图书审查制度，可以追溯到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和《出版法》。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全面控制了书刊报纸戏曲电影传单的审查大权。此后，不同时期都有不同法规审查出版物，也成立了不同的主管机构。抗战期间，对各书店和报刊机构产生影响的是1938年7月通过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同年10月1日，在重庆重新组织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会部，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以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组成，作为“全国最高之图书杂志审查机关”，“采取原稿审查办法，处理一切关于图书杂志之审查事宜”。
依照这些规定，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先是查书，再是封店。1938年，查书就开始了。“武汉检查出版品委员会于八月九日通知我店，对我店出版之‘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及‘抗战一周年’两书，认为内容叙述失实，须分别删改发行，……此为我店出版品遭受武汉检查之第一声。”他们还曾遭遇过“钓鱼执法”：“又我店最新出版之‘三民主义读本’于五日下午七时许，被汉口市警察局侦缉队（特务机关）冒充抗大批购作为教本，要求给予特别折扣，我店只允九折优待，结果购去一百二十六册，在开好发票后，始说明此书系奉令查禁，经再三交涉，该特务员亦往返请示，最后取来密令，始允暂予扣去。”
封店是1938年春天，从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和陕西西安分店开始的，其中西安分店，“被取去已经内政部审查注册准予发售的书刊一千八百六十册，并将经理周名寰拘捕，一面派警看守。强迫停止营业。至同月廿七日，又来店将全体同事驱逐，不准携带行李。所有账册及现款四百元亦不准携出。至同年五月底，陕西省会警察局将西安分店的全部货物生财约计四千元，连同现款四百元，及所有账册，全部没收……经理周名寰内患肺病，外患瘰疬，屡经医生证明，依法请求保释不许，扣押迄今已逾二年，最近已被送入集中营，备受惨苦”。《店务通讯》曾补充细节：“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搜去‘论持久战’‘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书三十六种，共计一千八百六十册。其中有本版书十四种，经内政部登记者十种，当时即派警看守，停止营业，并将经理周名寰同志拘押，其余同人亦均由警看守，失去自由。”
查封书店主要理由是这些：售卖违禁书刊；受了共产党津贴；管理上采取民主集中制，含有“政治作用”；西安分店店员书信被检查，认为有与延安通消息的嫌疑。对此，韬奋在《本店被误会的几点说明》中逐一解释，特别是关于禁书问题：“就统计所示，本店出书共约六百五十余种。其中，最大多数是关于一般的知识，有关思想者，仅四十一种，而在此四十一种中，有二十四种已由内政部审查给予注册执照的，未及注册者仅十七种。依我们最近从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设法取到的‘不准发售书刊一览’所载，本店出版之书籍被列入禁书者八种，这在六百五十种书籍中所占不及百分之二。而且这八种被列入禁书的书，有五种是已由内政部给与注册执照的，在实际上只有三种。这三种也在上面所说的未及注册的十七种里面。此外关于代售的书，重要的责任本由原出版者担负，即代售者有失检之处，经通知后，也是可以不再售卖的。关于上述本版的三种，一经通知，无论应修正或应改版，我们也可接受纠正。就上面的情形说来，绝不应受到封店捕人的严重惩罚，而且关于禁书，由于事前并无通告，在手续上本店亦不无可原，以后如能在事前通告，更可不致疏忽。”他在最后还特别表示：“关于被误会的部分，我们要多方诚恳解释，关于失检点的部分，我们要诚恳接受纠正。”很显然，这一阶段生活书店采取的是息事宁人、主动配合、及时沟通的方针。
事实上也是如此，为了能够获得正常经营的环境，书店小心翼翼，并严加通告，在现在留存下来的文献中就有这样的通告：“近接数地分店报告，有因售卖书报之内容失检，引起当局误会等事，殊属不妥。嗣后对于查禁之书籍，务须严格遵守法令，随时检点，停止售卖，以免口实。查禁书籍中，如有已经内政部登记者，则可与当局试行解释，请求继续售卖，如解释未有结果，则通知总处，以便呈请内政部纠正。因该项书籍既经政府机关审查，应受法律之完全保障也。”“查各分店贩卖书报，对于书报内容，务须审慎检点，前已通告周知。兹检奉‘不准发售书刊一览’全份，请再细加检点，如有发现，绝对停止售卖，以守法令……对于外界寄来之邮件，亦须严格检点，如无关本店营业或足以引起事端者，须拒绝收受或销毁之，以免麻烦。尚希切实办理……”
在对内部人员的发言中，邹韬奋说：“自西安分店事变发生后，我们始终抱定‘服从法令，接受纠正’的原则，坦白诚恳地向各方面解释，坦白诚恳地向中央党政当局表示。现在我们还是坚守着这个原则，继续努力。我们最受责难的是售卖禁书，但是这个罪状一经分析之后，便可见我们即不无错误，也是可以纠正而不应受到封店捕人的严重惩罚。党政对于禁书向来不在事前通告，我们根本上不知何书是在禁售之列，必须等到有宪兵或特务在门市搜去几本书才知道这些书是禁书。可是其中往往有已在内政（部）注册，已得到法律保障的书籍，以后党政方面只须事前正式通告，我们必须服从法令的。此外除有些误会已由本店以事实证明外，如有什么错误，只须具体指出，我们也必然要诚恳接受纠正，加以改善的。”并告诫各分店：“须切实执行总处的指示。例如关于禁书，总处最近已设法领得一份禁书名单，复印分寄各分店备考，并严嘱各分店绝对不再售卖已知的禁书，这点是必须严格执行，以免藉口的。”店方不断叮嘱店员小心谨慎，不要给对方以藉口，不要因小失大。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告诉员工如何应付这样的检查，并声明：“在商言商，我们的最大愿望是安安稳稳地做生意，维持自身的生存，供给良好的文化食粮，使得读者得到实惠，稍稍有些贡献于国家民族。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危害自身生存的事故，和政治上的无谓麻烦。”
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理解和宽容，绳索越拉越紧，对方要置他们于死地。邹韬奋后来提出的几点抗议，一看就是政府在故意给他们制造麻烦。比如，已经审查通过的书籍被查禁；邮局随意扣留用任何方法运输的生活书店出版的已被审查通过的书刊；密令各地学校和其他机关，禁止阅看“生活”出版的已被审查通过的书刊。这等于要封死生活书店的生存通道。
生活书店从来都没有放弃沟通和申诉的工作。韬奋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秘书主任许孝炎进行交涉；徐伯昕以生活书店总经理名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写呈文请求纠正；向地方政府发出公函请求启封、放人；沈钧儒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保障文化事业的提案，还两次写亲笔信给蒋介石请求纠正。他们得到的答复，基本上是中央推诿到地方，而地方各自为政，又不见遵照中央法令执行。
本书附录中保存的一组文件，就是这件事情的交涉具体文献。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41年3月5日批复：“查该书店发售违禁及故不送审书刊，业经本会检查有案，殊属藐视法令，而来呈又复擅称自开始营业以来所有发售书刊均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等情，殊与事实不符，所请继续营业碍难照准——。”并认为：“本会迭次检查警告仍不悛改，甚至朝令禁止散布，夕又公然发行，此种行为不特故意藐视法令而实属违背全国人民所共守之抗战建国纲领。若不再予严厉之处分，将何以齐一国民之思想，保障抗战之胜利。本会职司检查，为维护法令，计势难再予宽容。……至邹君所称该书店书刊均经中央图审会审查通过，实为不确，往者勿论，即以此次检查而言，亦查得有四十余种未经中审会审查通过而公然散布者……”
这些文词冠冕堂皇，不过是台面上的话，真正的目的是消灭生活书店，不然则“党部尚未能放心”。潘公展曾当面有过这样的提议：“据叶部长之意，本店须与正中书局及独立出版社联合起来，在三机关之上，组织一总管理处或成立一董事会，主持编辑计划营业计划等等，由此实行党的领导，三机关则可仍留原名，如能接受此原则，便可再进而商定具体办法。”生活书店方认为这就是赤裸裸的“合并”，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还听到过更坦白的说法：“老实对你说，他们认为你们的文化事业的广大发展，是他们的文化事业的障碍！”韬奋的同学、CC派特务的主持人徐恩曾直率地告诉他：“以这样一个伟大力量的文化机关放在一个非本党党员的手里，党总是不能放心的！”
更卑鄙的手段是对人。生活书店被捕的店员，有人在狱中殉难，也有令人唏嘘不已的。1939年6月17日，湖北省党部会同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搜查宜昌分店，搜去书刊不说，还拘押职员杨罕人。“杨罕人被拘押七日，受询八次，不准接见亲友。党部认为杨罕人系纯洁青年，初劝其脱离生活书店，并愿介绍月入较丰三倍之职业，后用判罪等言词，胁迫杨罕人在六月廿三日‘武汉日报’上登载声明，谓：‘生活书店破坏抗战战线，而罕人不幸为所误，悔甚，从此脱离’云云。”杨罕人被迫发表的声明是这样：“罕人籍贯江苏，去年经友人介绍到生活书店作事，因罕人知识简单，不知该店所卖书籍内有违禁书籍。本年六月十六日经党政当局检查生活书店驻宜办事处，当查出违禁书籍甚多。当此国难关头，全国人民只有信仰三民主义，以救中国危亡，今该生活书店竟敢公开贩卖违禁书籍，破坏抗战战线。而罕人乃系纯洁青年，不幸又为所误，悔甚！自后除谨慎个人行动外，誓与该生活书店断绝一切关系，另谋他事，以谋有报党国于万一。特此登报声明。”对此，生活书店严正驳斥：
杨罕人后来也为生活书店开除。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官方不惜拿一个青年的前途为“武器”，企图借刀杀人。而赶尽杀绝，一个也不放过，大约就是生活书店享受的“待遇”。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艰难的时势中，维持着书店运转的那些人，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
各地条件不同，相同的是每处分店的开辟都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们不是富商巨贾，文化是清贫的事业，最大的资本只能是心力和信念。一则简讯中就能看出他们的真实处境：“桂林分店已由孙明心先生在‘桂林觅屋颇感困难中’租定，地址在中南路十六号，店面一宽间，月租国币六十五元，押租三个月，计一百九十五元。地段在无办法中，比较适宜。惟桂林房屋多系老旧，该所房屋，从前开设大观印刷所，作为工场用，故内部殊为凌乱龌龊，建筑亦甚蹩脚，地面又是泥土，门市处尚须自行铺砖或铺三和土，楼板扶梯，亦都起码货，又须加一番改造工作矣。”高尚的文化与“凌乱龌龊”的经营场所恰成对照。而赴任遇匪，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大约也并非意外：“廿七日接贵阳来电谓‘旼到遇匪’，同人赴外准遇到‘匪先生’者，尚以张先生为第一人，不知张先生曾否受惊，我们对他很关念，此时尚未接到他详函。”
在轰炸中过日子也是战时的家常便饭，正常工作受到威胁，生命也不能得到保障：“梧州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敌机首次空袭以来，至九月二日止，凡六次……九一七且狂炸市区及大学区、工业区，死伤平民三百余人，毁屋六百余间，无家可归的难民三千余人。……因此连日市面极度凄凉，真比年初一还要冷落，缘各商店、住户在黎明时候就锁门上山避难。我店今仍全日营业，读者虽不多，但全天营业收入尚有国币四十元。同人等均抱定警报解除后即回来复业，闻警报时，方锁门上山避难。”“昆明二十八日晨第二次遭空袭，敌机共来九架，打下三架。在西门外、航校等处投弹五六十枚，很有死伤。昆华师范全校被毁；据说有未装竣的新机三架被炸。此间紧张万分，人心惶惶，居户逃避一大半，上午绝少人家开门营业，都去郊外暂躲。我店一似平常，读者以‘大拇指’赞许。”
会议记录中，总经理徐伯昕报告情况时也谈到轰炸对工作的影响：“首先要报告的就是渝市屡遭敌机狂炸，致总处房屋被炸震毁，一切工作不得不分散办理，现除学田湾原屋尚留少数同人办理必需在城内处理之工作外，大部份同人均已迁至唐家沱办公，存货则迁往江北。至于此次损失，估计约有三千元。一方面即进行在江北自建房屋。原来房屋之房租自六月份起即停付，这是总处的情形。渝店则侥幸未被炸过，现在内部工作如会计、邮购、发行等均迁南岸办理，门市部存货减至六千元，并在北碚，设立支店，补偿营业上的损失。”偏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还能斗志昂扬地高呼“愈艰苦愈兴奋愈努力”：
这就不能不令我刮目相看，也不能不认真打量究竟什么是“生活精神”。对此，邹韬奋有过总结：“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指工作同志……”他把这些视为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它们是生活书店的魂魄，更是一种品格。
八十多年过去，往事并不如烟。如今，翻阅这笔迹各异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我看到的不是文字，不是墨色，也不是发黄的纸张，而是一个个前赴后继的身影，是一批批风尘仆仆的人，是一段艰苦而又难以忘怀的岁月。风雨模糊了前辈们的脚迹，而他们的声音还在：“我们自信我们事业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都是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共同努力于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国家民族有光明的前途，我们这群艰苦奋斗的文化工作者——为国家民族的福利而艰苦奋斗的文化工作者——也必然有光明的前途。我们不怕磨难，只怕自己没有勇气，没有毅力！”多么自信，多么坚定，又是多么雄心勃勃。我相信，他们的精神也必将永存！
（最后部分有删节，注释皆省略，全文见《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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