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江 | 当搞影视人类学的遇到搞纪录片的
大约是2008年夏天，孩子放暑假了，孩子、妻子和我，一家三口一起从北京回丽江老家，跟父母及其他家人一起待一段时间。
碰巧老朋友李昕出差来丽江，他在云南大学教书。老朋友见了面，李昕给我介绍来自台湾地区的老井——井迎瑞老师。老井和我行业有交集，我搞影视人类学，他搞纪录片，在台南艺术学院教书，暑期带学生来丽江做田野工作。同行，又是远方来客，我就做东请他俩在有高原特色的牦牛火锅店聚了一次。那天，宾主之间既陌生（初次见面），又熟悉（有引荐人，有共同话题），经过青稞酒催化，可以说宾主尽欢，相约改日再聚。
过了几天，老井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我家里叙谈，我愉快答应，跟他约了时间。那时候，我们古城的院子还没出租，一大家人住在那里。老井来了，我引他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楼上，在走廊落座，上茶。按丽江人的习惯，纯聊天场合，你我不面对面，而是并肩坐一起，背墙，面朝开阔空间。老井和我也是这样，在茶几两侧，一个人坐一把竹躺椅，椅子背挨着隔扇，视野近处是天井，远处是古城一隅错落自由的瓦屋顶线条、天空、远山。就这样，我俩看风景，喝茶，漫谈。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云之南》——英国导演阿格兰德在丽江拍摄的著名纪录片——行内话题，思绪一旦激活，言语即喷涌而出。聊着聊着，我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头，老井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还步步紧逼，感觉到他说话的语境已经不是纪录片同行交流。我感觉有点怪异，下意识地转过头看了看他，我这才发现，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紧张，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拿摄像机镜头对着我。原来如此。老井没有闲心欣赏天井景观，他已偷偷从闲谈状态转入工作状态，把我设定为纪录片对象了！一下子，我的谈兴遭遇秒杀。受老井的紧张感传染，你问我答，我干巴巴地满足了他的工作需求。老井是敬业，这样子，他继续拍了好一阵。
突然懟脸拍。。。（图源：百度百科
我当时没有跟老井说穿，“默默”配合他完成他的工作是我“与人为善”的道德立场使然。那个下午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做纪录片的跟做人类学电影的区别很大。做人类学电影，被拍摄者知情是一个伦理前提，“墙上苍蝇”式的偷拍是已被否定的过时方法。拍摄完成，与被拍摄者一起分享拍摄结果，既是田野工作乐趣，也是影视人类学知识形成的一个环节。我至今没有看到那个下午的拍摄结果，也许在老井的行业里没有这个必要。这么一想，据说纪录片在欧洲处于下行趋势，也是在情在理的。
最近读人类学电影大师让·鲁什的文字，他提到可遇不可求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心心相印的“优雅镜头”。我跟老井这段，我想离这个境界就太远了。
鲍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文章原题为“那天下午，我被‘纪录片’”
选自郑少雄、李荣荣《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商务印书馆，2016）
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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