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巍：古典学不只是学术，它的对象是寓于古典文化的古典精神

“我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人，还没有哪一种生命体验能够给我带来这样一种感觉……”张巍说，他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里尔克这些德国思想家和诗人，发现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滋养，于是他继续向上寻找，找到了“古典学”这门研究希腊罗马文化的学问。  

张巍认为，整个18—19世纪的德国浪漫派文化，是接受希腊文化的典范——在发掘与消化之外，他们又从中开创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机勃勃的思想。这也是他理想中古典学在中国能起到的作用。他相信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在古典世界里找到自己需要的古典精神，也希望古典学能担负起如佛学进入中国的角色，扎下根来，造就新文化。      

“我们背负现代智识工具出发去往古代，到古人那里学习古代智识工具，逐步以之涵括前者，返回现代，用古典精神直面现代世界。”      

在近日出版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以下简称《入门》）中，张巍从专业培养、典籍博览、经典研读、研究起步、研究方法五个方面概览古典学术的整体面貌，旨在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希腊罗马传世典籍所承载的古典精神。书中还收录了他按“文学”“史学”“哲学”“演说”四部分类制作的《娄卜古典文库》总目，以及与正文各章对应的古典学工具书与参考书举要。      

《文汇学人》就《入门》的设计、“古典精神”的涵义以及古典学的抱负等问题，采访了张巍教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巍

想要写一本指南，体现西方古典学的整体面貌

文汇报：先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写这部教程？

张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只提供“必读书目”，让我们去读古代的经典和现代的研究著作。但这类书目只给出一个大方向，然后按作者字母顺序或出版年份排列，从中没法见到任何系统性。

怎样能够看到西方古典学一个相对整全的面貌呢？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这样一本书或一套书，只有一些文献类的通史。等我毕业以后有那么一两种，如David Schaps的研究指南，但是那本书力求面面俱到，却都蜻蜓点水，或许更适合西方学生的需求。

我想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一部真正的研究入门是要给出一个很明确的路径。就我国目前古典学的基础来看，我认为还是要从语文学的路径先进去，无论将来你的兴趣是从事哲学、历史、考古还是艺术史的研究，都要以语文学的训练为根基。我希望使用者知道有这样一个路径存在。这就是《入门》的设计理念。

文汇报：书中还收录了您制作的《娄卜古典文库》的分类总目，您对这套最为普及的古希腊罗马丛书仿照中国古代典籍的“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这是一种有意的对接吗？

张巍：我觉得很有必要向同学们讲一讲西方古典典籍的全貌。我也在想，为何不参照我国古代那么发达的目录学传统来做整理呢？这对学术研究来讲是一个极为有用的途径。

有了这样一个愿心，还需要一套具体的丛书来描述，我选了娄卜丛书。虽然娄卜不是校勘最精良的一套文本，但胜在便捷、数量大、使用者多。

我想以后《入门》再版的时候可以再大大拓展这个书目，也可以把这个书目单独拿出来，加入娄卜未收的书，并真正做到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对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精当的评价。例如，指出这部经典所属的学术源流脉络，指出它最重要的校勘本是什么，评注本是什么；研究著作太多，或可举其要者；还可以加上中译本等等。这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团队性的工作。

文汇报：目前娄卜丛书里的这些书，中译的情况怎么样？

张巍：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要做研究，第一步就是要把典籍汉化——不单单是译成中文，还要转换它的表达方式、术语等等，然后才能进一步地做汉语古典学的研究。举个反向的例子，古籍整理，在英文里应该怎么说？致力于西方文献学汉译的苏杰老师说应该叫edition。有时候它在字面上不是完全对应，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回味一下，这还是最妥帖的译法。

另外，通过这样的分类整理，也能展现出来，我们对于西方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到底有多少。

古典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汇报：您在序言中说，这部《入门》的目标是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而这是现代古典学在一段时期内恰恰背离的，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古典学是现代精神的产物。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讲一下“古典精神”是什么，“现代精神”又是什么？

张巍：我在序言里有些隐而未发。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研究和写作的方向。

所谓“古典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所说的古典文化，主要是指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古风古典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希腊化和罗马都是对古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创造性接受。

希腊的古典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不同时代按照自己的需求，其实都可以从中找到所要的东西。

像当代，大家都觉得生活节奏太快，意义很难追寻。那么就需要能让我们慢下来，更仔细、更安静地享受心灵活动的东西。古典文化里当然充满了这样的东西。

再往前看，以西方的现代文化为例，像歌德、席勒还有温克尔曼，他们在希腊古典里找到的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他们在那些典籍、艺术品中，当然更多地是从罗马的仿制品——像最著名的Belvedere的阿波罗雕像——中看到了这样的精神。

到了尼采和布克哈特这一代人，他们在希腊的古典文化中找到的是一种竞争动力，他们称之为一种“争胜文化”。再往后，像耶格尔这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他在希腊文化里找到的古典精神是paideia，一种教化的精神，追求的是塑造整全之人，内心的安宁从整全性而来。

我不想用一个定义来固化古典精神，但我要强调的是，作为古典学者，我们要做的不是为现代精神找到它的古代根源，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找到和现代精神相抗衡的力量。现代精神需要一种制约，而我们恐怕不能从未来寻找，只能从过去。

Belvedere Apollo

图源：梵蒂冈博物馆

文汇报：您也提到，古典学本身就是从与基督教文化的对抗中诞生的。

张巍：现代古典学的诞生，本身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从基督教神学的束缚当中挣脱的力量。先是拉丁语言和文学从神学中挣脱出来，然后是希腊语言和文学从拉丁语言和文学中挣脱出来，这就是古典语文学在18世纪末的德国诞生的由来。

但是，等到它独立了，羽翼壮大了，成为一门受尊敬的学问以后，它就失去了这样的战斗力。到了现代，古典学成了一项非常专门的乃至技术化的学术，所以我说它是现代精神的产物。

我尤其想要表达的是，古典学不仅仅是一门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客观研究对象的“学术”，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寓于古典文化的古典精神。这个意义上的古典学是和“哲学”“文学”一样的“学”。哲学、文学本身不是学术，哲学史、文学史、文学学（德文里有这个词Literaturwissenschaft）才是学术。广义的古典学和狭义的古典学术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哲学、文学与哲学史和文学史、文学学的关系，后者从属于前者的创造性活动。

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碰撞和刺激，才是古典学的抱负

文汇报：曾有评价认为罗念生与周作人对希腊文化的介绍，一是学者的进路，一是文人的进路。您也研究清末至今中国对西方古典传统的接受，能否谈谈您对这二位译者的阅读体会？

张巍：我觉得也不尽然。周作人也有学术的面向，只是这两位关注的学术不一样。罗念生在美国学习古典学，关注的是当时英美那套比较正统的学术。周作人是在日本自学的，但他的眼光非常独到，他也关注学术，但不是正统的学术，而是像剑桥神话与仪式学派这样的文化人类学。

周作人为他的译文写了很多注释，有时候篇幅过于庞大了，以至于罗念生说，我们这套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译丛）的受众是普通大众，这么多注释没人看，还是删了吧。周作人忿忿然，他写在日记里，说罗某某不足与谈。所以他们理念不一样，而不是说哪一个人更学术。

这两位是20世纪中国接受希腊文化最杰出的人物。我个人更推崇周作人的译文，不是尽善尽美，但总体来说更靠近我对于原著的阅读体验。阅读希腊原著尤其是悲剧的体验，应该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一种新颖表达方式的刺激。就像我们读昆曲的词一样，不是读新闻报纸或现代白话诗的那种感觉。

即便这两位在翻译同一位作家的时候，如路吉阿诺斯、阿里斯托芬，他们的眼光也很不同。周作人要从希腊经典里找到能够改造我们国民性的精神，一种喜剧的精神。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喜剧是很低等的文艺活动，不成为一种精神。自认达到精神高度的中国文化都是肃穆严厉的。可是希腊文化不同，这也是来自荷马，他们颂扬一种推翻一切、傲笑一切的强烈的喜剧精神。这个被周作人捕捉到了，而且他用文章和译文表达了出来。

文汇报：今天我们对于西方古典传统的了解是更多了，您能简单谈谈目前古典学在中国的境况吗？

张巍：有些人认为，之前那些对希腊罗马的翻译介绍是根本不值一提的，要从九十年代，我们把西方古典学术原原本本地引进来，才算开始。我们现在有学院派的，有施特劳斯派的古典学术。但我觉得这两派都不足以让古典学在中国扎下根，有生命力，为中国现代文化做出无可替代的工作。

这个工作在我看来，是一种文化上的碰撞、刺激性的工作，就像佛学引进来以后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格局所起到的作用。这才是古典学的抱负。

学院派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来做这个事情，他们认为把西方学术引进来，就是“按照国际标准”，只要我们这边出了一批用英法德文发表论文和专著的学者，就在国际上有了声音……但这是我们的声音吗？这样的学者就算有一百个，成立二三十个古典学系，古典学就扎根于中国文化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先不说这个图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实现，就算实现了，古典学在中国文化里仍旧是相当边缘化的一个学科。

施派则已经把西方古典的根给去掉了，已经“净化”了古典精神。于是拿过来一看，西方古典跟我们的是一样的，很好，太好了。希腊人做到的无非就是这些，我们都已经谈到了，甚至他们很多地方还不如我们的老祖宗……

“古典精神之学”
作为现代学术的古典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正式进入我国，但这只是近现代中国对西方古典的一种接受方式，今天看来也未必是最富成效、最具建设性的接受方式。自明末耶稣会士入华，或更近地说，从清末民初直至今日，统观其它各种类型的接受方式，我们才能发现西方古典及古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与效用，接续古典学作为“古典精神之学”的学脉。
这并非简单地让古典学去学术化，而是要去学院派的专精化和碎片化学术，让古典学术回归对古典精神的探求和掘发。学院派古典学内部，如同学院派哲学内部，只存在专家和专家之间的言谈，而且专家的领域越来越窄，他们之间的言谈越来越技术化，变为专精而极为狭隘的碎语。这一切正在扼杀古典学术的生命力，犹如近亲繁殖让它渐趋萎靡。
古典学术的生命力要靠当代文化的刺激来重振：面对非专业却有思想的公众（而不是专业却无思想的专家）言说，改变他们的旧思想，激发新思想。因此，古典学术要直面当代文化，回应当代文化面临的问题，依托古典精神来介入这些问题。惟有如此，古典学术才会重获勃勃的生机和整全的眼光，与古典学的其它路径（例如言传身教、创造性的翻译、古典题材的艺术创作、古典思想的再发明）一道，共同组成真正的“古典精神之学”。

文汇报：单单“古典学术”不够有力，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接续20世纪的学脉？

张巍：其实仅就古典学而言，能上接的学脉不多。刚才提到的周作人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是独辟蹊径的“爱希腊者”了。但是反过来想，即便他当时写了很多文章来表达自己很犀利的想法，但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重新发现他，他又被淹没了。

如果再算上王国维，也是早年的王国维，他间接地从叔本华和尼采这里接触了希腊的悲剧精神，但是得其神髓了，运用到《红楼梦评论》里去。近年有人在重新发现学衡派，吴宓、梅光迪等人。但我还没有能够重新发现他们，我觉得他们还是过于保守。

我们倒是可以再拓宽一下眼界，之前我一直局限于和古典特别是和希腊有关的学者，是不是可以拓展到西学本身呢？比方说钱锺书，他对希腊了解得并不多，但却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从现代西方的文艺思潮和著作中领会到西方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一些东西。他也很有喜剧精神，在他的小说、笔记里，都有一种活灵活现的体现。这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包括喜剧精神在内，若追本溯源，大多来自希腊的古典精神。

要让古典学在中国扎下根，有生命力，需要像他们几位那样，有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著述。一个有诗心的学者，作品能够真正进入中国文化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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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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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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