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 王弢 | 从古文书学到古字体学
西洋关于古抄本的学问，钱锺书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曾学习过，甚至还曾经补考过。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有生动的记述：……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Paleography)，一是订书学。 让钱锺书感到头痛并且补考过关的这门课的任课教师，我们向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档案馆馆长求证，她回复说应当是伊利亚斯·洛威（Elias Lowe，1879—1969），拉丁文palaeography教授。值得一提的是，洛威教授是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外曾祖父。
在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中，关键术语译名的厘定是基础也是难点。Palaeography我们以前“仍旧贯”译为“古文书学”，也有人译为“古文字学”，都不是特别准确。经过反复考虑，我们主张译为“古字体学”，并在今年推出的《抄工与学者》中译本修订版中做了相应的改动。这里简单谈谈我们的理由。
译为“古文书学”存在的问题
《抄工与学者》有一节，按照我们原来的译名，叫“古文书学的起源”。这一节的第一句，把这门学问称作“抄本之学”（the study of manuscripts）。就近取譬，这其实与中国的“版本学”大致相当。
中国利用雕版印刷复制传播文献，自宋代起就基本取代了抄写传播，宋版所依据的前代抄本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西方15世纪开始用金属活字印刷复制传播文本，其所依据的古抄本，很多都还存世。中国古代典籍校勘，最早的证据，一般是所谓“宋刊”“元椠”。为了鉴别这些版本的时代早晚，于是有所谓“版本学”。相比起来，西方古代典籍的校勘，证据的主体是尚多有存世的古抄本。为了鉴别这些抄本的时代早晚，则有所谓“抄本之学”。
对抄本时代早晚的判定，主要依据各个时代的文字书写的特点，所以这门学问就被叫做palaeography，以前多被译为“古文书学”。除了文字书写的特点外，作为册叶形式的古抄本，其册叶组成结构也有其特点——主要是先对折成“叠”，然后由“叠”构成册；对这一方面特点的相关研究，后来成为所谓“册子本学”（codicology）。可以说，西方对古抄本的研究和鉴别，以“古文书学”为主，以“册子本学”为辅，两者结合，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版本学”。
中国的版本学，已被人称为“绝学”（《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经典书目导读》在对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的导读中提到：“要掌握古籍版本学有一定的难度，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绝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143页）与之相当的西洋关于古抄本的学问，就更令中国人望而生畏了。钱锺书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曾学习过这门课程，甚至还曾经补考过。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有生动的记述：
显然，所谓“订书学”，应该就是“册子本学”（codicology）；而“古文书学”，主要是关于字母书写形式的历史演变。
杨绛先生没有给出“订书学”的英文名称，是有原因的。codicology一词从法语进入英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述及钱锺书先生在牛津的学习经历，把杨绛先生笔下的“两门功课”当作一门课程，惟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是palaeography。这门课程本身非常枯燥乏味，主要作业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对欧洲学者来说，这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所以钱锺书必须修这门课。钱锺书的作业指定读自11世纪以来，学者留下来的手稿，及装订书籍的方法……（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39页）
这段叙述，说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鉴定”“书写的年代”，将其与“版本学”（“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相对照，无疑是对的。
说“装订书籍的方法”是这门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也不无道理。我们请教过牛津大学讲授这方面知识的专家、《抄工与学者》的作者威尔逊先生，他也认为只是一门课程。至于牛津大学当时这门课程的任课教授是谁，他说可能是以下两个人之一。一位是拉丁文palaeography教授伊利亚斯·洛威（Elias Lowe，1879—1969），1936年因转而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停止了牛津大学这门课的讲授。另一位是内尔·科尔（Neil Ker，1908—1982），1936年应牛津大学英文系之请，开始讲授英文palaeography。钱锺书是1935年11月5日在牛津大学登记入学的；Jesse Field的《书写中国的人生：杨绛写作研究》（Writing Lives in China: the Case of Yang Jiang，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提到，钱锺书当时学习的这门课程要求掌握11世纪以降各种英文字体；综合考虑起来，让钱锺书感到头痛并且补考过关的这门课的任课教师，似乎应该是时年28岁（只比钱锺书大两岁）还几乎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科尔教授。然而后来我们向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档案馆馆长求证，她回复说应当是前者，即伊利亚斯·洛威。值得一提的是，洛威教授是辞职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外曾祖父。
《一代才子钱锺书》叙述中最大的问题，是其频频提到的“作者的手稿”。英文manuscript虽然也可以指作者手稿，但在写本书时代，大量的manuscript其实是抄本。因为作者的时代是确定的，一般不需要通过手稿来判定其撰写年代。要鉴定的，是作者身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所制作的抄本书的“书写年代”，并以此来判定其文本的相对可靠性。
说“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也是完全不对的。在西方这门学问的历史也并不长，但在考据实践中却非常有价值。《抄工与学者》在论及16世纪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时指出，由于伊拉斯谟在“古文书学”知识上的不足，尽管其所拥有的抄本中颇饶古本，却往往选的是后出的庸劣抄本，从而限制了其在文本校勘上的成就。
一直到17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对各个时代抄本的文字书写特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缘由。
17世纪末，在耶稣会和本笃会之间爆发了论战。有耶稣会士撰文指出，据称是646年梅罗文加王颁给本笃会的特许状是伪作。本笃会士让·马比荣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各种特许状，系统总结出检验中世纪文书真伪的一系列标准，撰成《文书研究》（De re diplomatica）一书。该书内容涉及古代法律文书及官府文书的种类、格式、措辞、署押、印章等，还对各个世纪的字体进行了系统的举例描写。然而对中世纪的法律文书和官府文书的研究鉴定，毕竟适用范围十分有限。伯纳德·蒙弗贡在马比荣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单个字母形体的历史演变，将其知识和方法运用到希腊抄本书的研究和鉴别上，撰成《希腊古文书学》（Palaeographia graeca）,为古抄本的年代鉴定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按照前人通常的做法将palaeography译为“古文书学”，同时将diplomatics译为“文书学”，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文书”一词存在歧解，一个指“文字”或“书写”（graph），一个指“文书”或“公文”（diploma）。其次，在西文中diplomatics和palaeography判然有别，尽管两者渊源极深，但也不宜混为一谈。第三，日本受西学影响所形成的“古文书学”，单指研究公文、文书的学问。最后，现在中国关于官府文书、民间契约文书等的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在这种情形下继续将研究文字书写时代特点的palaeography与之一同称为“古文书学”，的确有欠分明，应当考虑其他译名。
译为“古文字学”存在的问题
Palaeography很早也被译为“古文字学”。姚从吾先生1934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在讲义中就将德语词“Paläographie”翻译为“古文字学”，认为欧洲作为“史学辅助学科的古文字学”，“偏重字形及认识古字，不是形、声、义三者兼重，目的在帮助研究历史，不专考证文字源流……”“历史家若想读古文书，直接运用古史料，免除误解或转译的错误，即不能不直接学习古文字学。”（李孝定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89页）
为了与研究古代公文、文书的“古文书学”相区别，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像姚先生那样，将palaeography译为“古文字学”。比如前引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就把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学习过的palaeography括注为“古文字学”。我们觉得这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这样做虽然可以将其与相当于“古公文学”的“古文书学”（diplomatics）区别开来，但是却容易与中国的古文字学混为一谈。中国的古文字学与西方的palaeography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
一是两者核心任务有根本不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姚从吾先生认为作为“史学辅助学科”的欧洲的“古文字学”（palaeography）的学科宗旨只是为了正确地释读古代文本，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正如2021年11月年威尔逊先生在其题为“作为辅助学科的palaeography”的讲座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学科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厘清各个时期文字书写的风格特点，判定相关抄本的抄写年代。
欧洲的Palaeography的核心任务是判定抄本的年代，这与中国古文字学完全不同。中国的古文字材料，大多是各种形式的出土文献，其书写年代基本上是已经确定的。林沄先生在其《古文字学简论》一书中指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待识的先秦文字，其任务是识读未识及误释的先秦文字。”（林沄《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4年，第8页）
二是两者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有重要不同。
中国的文字学学科体系颇为复杂纠葛。从逻辑上讲，文字学可分为普通文字学和具体文字学，而具体文字学则包括各种语言的文字学，其中“汉语文字学”就是“汉字学”。“汉字学可以分为古汉字学、传统汉字学、近代汉字学、现代汉字学、汉字发展史、汉字传播学、应用汉字学”（邓章应《文字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体系再思考》，《宁夏大学学报》2013第2期）。如果中西对标，欧洲的palaeography大约相当于“汉字发展史”的“应用性学问”，而不是破译考释文字的“古汉字学”。
从现实中看，在中国“汉字学”往往被称为“文字学”，而“古汉字学”被称为“古文字学”。地不爱宝，近年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古文字学”成为显学，几乎有枝大于本之势，学界往往将“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相提并论，比如，2020年12月复旦大学主办的“文字学与古文字学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座谈会。
用中国当前的术语来说，palaeography属于“文字学”，不属于“古文字学”。如果要将palaeography比作与中国文字相关的学问，与其说成是对出土文献中未释疑难字的考释，不如比作对传世写本中各种风格的草体或者其他什么字体风格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仅可以保证准确阅读，而且还可借以判定书写者属于什么时代、什么地域甚至具体到是什么人。
译为“古字体学”的理由
我们认为，palaeography译为“古字体学”比较准确得宜。
paleo的意思是“古”，graphy的意思是“书写”，相当于英语writing。writing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具体书写的结果，运笔于书写材料（譬如纸）所留下的字迹。二是指构思撰写的文章。三是指结构性的书写系统（writing system），中文称作“文字”。
中国是表意文字，实际交流所用的文字系统有数千单字。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未识字，是当时文字系统的未发之覆。考释者排比相关字形，以观其同，以求其音读语义，是对当时文字系统的厘清和完善，故而中国学者对先秦未识字的考释关乎“文字”，是“古文字学”。
西方是表音文字，其文字系统只有二十几个字母。其中世纪写本的字体随时随地而各有特点。研究者排比字形，以辨其异，借以判定相关写本书写的时代或地域。西方palaeography关注的是字母的具体书写，在现代汉语中相对应的是“字”。
表示具体书写的“字”，与“文字”在语义上有所区别。在汉语里，“这个人的字很好”，是指他的书法；“这个人的文字很好”，只能是指他的文章。
与Palaeography相关的是前者。为了沿用前人的“古文书学”译名，我们曾经将“文书”解释为“文字书写”，总归还是不妥。称作“古字学”也不成话。如果用一个复音词来代替“字”，那么“字体”是最合适的选择。
根据《辞海》，“字体”是文字的不同体式，既指汉字发展史上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等等风格大类，也指有代表性的著名书法家所形成的风格独特的书体。按照王宁先生的说法，前者是宏观意义上的字体，后者是微观意义上的字体（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三峡大学学报》2001年5月）。循此以论，应该还有原子意义上的字体。每个人的笔迹都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字体。就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居”一样，这样的说法在措辞上似乎难以接受（因为似乎一个人只有达到一定身份，其写在纸上的字才可以称“手稿”，其旧宅才可以称“故居”），但在逻辑上却并没有什么问题。
与文字相对应的语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我们知道，存在一个所有操某种语言的人的最大公约数的结构性的知识系统，称之为语言。语言的具体运用存在不同层次的风格特点的，称之为方言。甚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运用特点，有时称作“口音”（accent），在语言学上也被称为“个人方言”（idiolect）（宋英杰《语言学重点难点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217页）。既然可以有“个人方言”，那就也可以有“个人字体”。
在所谓“法律证据科学”（forensic sciences）中，有法医鉴定、指纹鉴定，还有所谓“语言指纹鉴定”，即可以通过“个人方言”（idiolect）来判断某个文本的作者是谁（苏杰《“语言指纹”识别作者身份》，《中国研究生》2012年5期）。当然也有笔迹鉴定，以确定具体书证材料究竟是何人所书写。
同样的道理，古代写本中的字体，从理论上讲，如果资料足够丰富，也是可以判定抄写者究竟是谁的。个人书写风格互相影响，因而一个团体，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书写应该也有总括的风格特点，成为各个层级的“字体”（比照不同层级的“方言”）。而“古字体学”，就是要通过对这些字体特点的研究，判定相关写本的书写时代、地域，甚至具体书写人是谁，从而确定相关写本在文本校勘考据时的相对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字体学”成为为文本校勘服务的“辅助学科”。
总之，将西方的palaeography译为“古字体学”，一可以与研究公文文书的“古文书学”相区分，二可以与破译考释出土文献中未识字的中国古文字学相区别，三可以彰显其通过厘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个人的字体来确定古代抄本的时代、地域甚至书写者这一核心宗旨，因而是准确得宜的。
中国虽然还没有“古字体学”这个术语，但是，在张涌泉先生为倡导建立“写本文献学”而撰写的《敦煌写本文献学》一书中，“字体”是其核心章节之一（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绪论篇”之后“字词篇”的首章即为“敦煌文献的字体”），而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在讨论版本鉴别时，首先讨论“字体”，认为字体是“在版本各种现象中是最精最主要的现象”（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页）。可以说，在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的研究和鉴定方面，“古字体学”是一个呼之欲出的名词，是一个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相信有西方“古字体学”这个他山之石作为借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古字体学一定会发展起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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