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道，一项种豆得瓜的事业

全文共642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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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咪佳，女，80后，钱江晚报文艺部记者，从事科技报道十年，主笔“有趣的科学”栏目。

再过几个月，2020后将要出生了。

有一个70后朋友跟我说：“以后2020后看我们1970后，就有点像我们看1920后。”正好都是50年间隔。

科学、技术的跳跃，常是这样的，经历时并不一定有明显的感知，但是在时间的纵深中，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让人惊悚。

科学报道，对普通读者来讲，在当下看起来不一定对生活有用。为什么在一个信息洪流的时代，我还要坚持在一个地方媒体的平台上，做基础科研的报道？

我想，这是一项种豆得瓜的事业。

1

为什么要做科学传播

史观：对世界产生敬畏

我想再把50年这个概念具象化一点。

2019年7月20日是人类登月50周年。今年有许多社交媒体做了登月纪念科普报道，其中有一个内容讲到阿波罗11号使用的计算机系统。

请看一眼你手里的智能手机。此刻你手机所拥有的计算能力，是当年阿波罗计算机系统计算能力的10万多倍；如果讲存储量，更不得了，我的手机存储量是512G，科学家告诉我，这是阿波罗11号整套计算机系统存储量的70万倍。

一个50年，若没有阿波罗系列计算机这个起点，今天一个普通人拥有的能量，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地步的。

但是回到50年前美国搞登月计划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是有很大争议的：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当时花了24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800亿美元），去做一件和普通人生活毫无关联的事情？

这样的质疑，其实到今天都一直在被提出。转移到我的工作领域——做科技报道，我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报道流量不大的大科学、基础研究？越来越不想费神读新闻的读者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些研究，这项技术对日常生活有什么用？

我答不上来。大部分时候，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在当下也答不上来。

今年8月初，一位科学家朋友去埃及参加会议，他在伊斯坦布尔转机时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那是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的模型。

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真正的遗址，在土耳其东南部，搭建于1.2万年前，比四五千年前建造的埃及金字塔和杭州良渚古城遗址都要早得多，而且还不像金字塔和良渚古城这样有实用目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古老的石阵，是用来做祭祀仪式的。

以彼时的生产力，为什么要花这样巨大的人力去建造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用的事物？

那是狩猎时代，人们忙着打猎、采集果实果腹谋生。这样巨大的营造工程，至少需要几千人几十年时间脱离基础生产去工作 ，他们怎么吃饭？

考古学家在石阵附近发现了谷物化石。这项先进的工程，逼迫当时的人们去探索打猎、采集果实之外的粮食来源；或者说，因为有了其他的粮食（谷物）来源，人们才有可能去从事形而上的精神追求。

那么现在再看1.2万年前的这个时间点，是很眼熟的——这是农业革命兴起的时间。

农业革命的意义无需赘述，没有这场革命，不会有今天人类的现状。

很多科学、技术的跳跃，就是这样来的。一个看起来投资回报率很低、在当下可能意义不大的行为，这个“无用之用”日后可能会在民用领域产生很高的经济价值。比如，当今的计算机、通讯、材料、建筑等等领域的许多民用技术和新进展，都可以追溯到阿波罗11号。

未来的50年，肯定也不是今天简单的延伸，而会是加速度的发展。想看见多远的未来，就要看清多久的历史。也许不一定能够看得清，但是至少作为传播者，我们有义务去做一些科学报道，使得人类对世界产生一种敬畏。

美国3M公司有一个创新理念，叫“15%法则”。作为一个商业机构，他们每年会划出15%的资源，来支持一批无法用绩效考核的方法来评估的项目。后来3M公司的许多重要的技术和产品，都出自这些当初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研究。

我相信做科学报道，就是这样一项种豆得瓜、超越预期的事业。

个人：突破资讯茧

我去过一个国画家朋友的工作室，他那里没有沙发，没有靠垫，全是圈椅、笔杆椅这些明清造型的木椅子。人坐着很做筋骨，不好葛优躺，甚至靠都没处靠，得一直腰板挺直端着。

画家跟我说：“画画需要一个好的精神气，这种状态得保持着。所以在这个屋子里，人不能太舒服，要提着一口气。”

这让我想到我的工作。

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认知——认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信息时代。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包括国际大事、社会新闻，或者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八卦讯息，我们只需指尖在屏幕上滑动几下，就会全知道。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

今天所有东西都追求量身打造，连信息也是。

人本来就喜欢听好话，以天然的爱好、倾向，去看待某些东西，排斥某些东西。但是过去，在一般的大众媒体年代，你还不可能完全封闭。比如，你看报纸，虽然只想看点NBA新闻，但你翻报纸的时候，你不小心会看到其他的国内外大事、信息，或者同一个版面上别的体育新闻。但是现在不同了，你如果只看NBA，就可以直接看到完全的所谓“垂直的”的信息；问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的事，你不一定知道，不一定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在收集资讯很便利、廉价的年代，很多人所依赖的资讯渠道可能是朋友圈，你能够看到的信息，多是跟你口味相似、想法一致的人分享的东西。久而久之，人容易不太知道自我世界外面的情况。

更确切地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陷入一个资讯茧当中。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困扰之一。

今天会有很多自媒体不断地在强调给读者“合你胃口”的东西，读者就很容易掉到一些“茧”里面。

但从生理角度讲，人的胃口是有弹性的。人会成长，就是因为人能够变化。小孩子常常只爱吃甜的，可是人长大了，口味开了，我们愿意去体验一些其他的口味，甚至是苦，这样我们整个人的口味才会慢慢丰满、成熟。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读者在慢慢变成只爱吃甜食的小孩子。“贪恋甜食”的后果，可能使我们变得狭隘，对生活更加无知。

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资讯茧？

我想作为一家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机构的成员，我有机会把多元的、客观的，但是有可能并不很流行的内容，呈现出来。

比如，4个航天机构将要在2020年发射新型的火星探测器，量子计算机在8小时内破解2048位密码；比如，癌基因HER2是如何抑制抗肿瘤的免疫反应的，谷歌自动重建了果蝇完整大脑……这些都是我写这篇文章时，世界最新的科学进展。

当然，看科学报道，一定比看娱乐八卦烧脑得多，阅读起来像坐在画家那些木椅子上，很费劲，仔细读了想了，也未必能记住。我的希望是，在很久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你或许会发现，有些你读完后好像已经忘了的知识，经过漫长的时间，在某些方面，它们结构地、深层次地改变了你，改变了你看事物的态度，改变了你感受事物的方法，这里它对你的影响已不止是一刹那的快乐。

2

我如何撰写科学新闻

拖延症带来意外的知识勾连

钱江晚报“有趣的科学”栏目，能给很多读者留下些印象，可能是因为文章解读科学内容的角度和描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到轻松、有意思。

如果说，这样的专栏风格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可能一定程度上要感谢我自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我对很多科学知识的学习，除了十年职业生涯的积累，很大的体量是建立在日常习惯性拖延的、无限绵延的战线上。

有一个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上：

德国波鸿大学的Erhan Genc团队找到了拖延症基因，TH基因。

TH基因发挥让人拖延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来实现的。大家现在比较熟悉多巴胺这种大脑分泌的物质，这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高水平的多巴胺，会提高认知灵活性，拓宽注意力的范围。“这是一种同时处理许多不同想法或瞬间转换思维的能力。”虽然这些特质对一心多用很有帮助，但研究小组认为，“这也更容易使人分心，让人不能一口气坚持完成一件事，所以催生了拖延症。”

并且该研究发现，TH基因似乎只对女性拖延产生了影响——多巴胺分泌略多的女性，会更容易做事拖延。

我看得直乐：“哎，我就是这么个成天嘻嘻哈哈的女的，怪不得这样能拖延呢。”

我讲这个研究，是想说拖延症患者在科学新闻写作领域中的一些优势：比较容易产生新点子，思路清奇。

“在犯拖延症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我想到了最有创意的点子。”当学生Jihae对她的导师——美国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沃顿商学院教授Adam Grant说这句话的时候，教授看了她一眼，“哦，这很有意思。但是，你欠我的4篇论文呢？！”

Grant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提前症患者”，什么表现？他在学生生涯时，提前4个月就完成了毕业论文。

不过，Jihae确实是学生中最有创造思维的人。Grant教授于是对一个课题很感兴趣：拖延症和创造力有没有关系。

结果他们发现：相比提前症患者早早地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拖延症患者更有创造力。

当人们被要求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拖延症患者就开始拖延了。怎么拖延的？可以概括成“东张西望”——

我上周有一个任务是写“中年危机”背后的科学解读。写稿子的时候，我看了电视剧《小欢喜》，读了几篇研究，最远的都到黑猩猩和类人猿了；无所适从的时候，又看了点陈嘉映的采访，翻了翻手边高更的画册……更不要说，耳朵里一直充斥着Rachael Yamagata、Wagner……反正就是一天过去，我没有下笔写出几个字。

科学家的研究，给了我这种人一点点理论依据：在这个“东张西望”的拖延过程中，任务的想法，其实一直活跃在拖延症患者的脑海里。Grant认为，这时人才会产生新的想法。“拖延症行为让你有时间发散性思考，以非线性的模式思考，然后获得意向不到的突破。”

然后因为聊中年话题，我有一个做编剧的朋友，跟我讲了一部吕乐导演的作品，叫《赵先生》。

主角赵先生有一位夫人，有一位情人，被两面夹击着。直到有一天他出了车祸，在病床上喃喃自语，老婆、情人轮番上前去：“你是要跟我说点什么？”都不是，赵先生在不知道人生还能不能继续的时候，一直在想的人是一个认识不久的女子，她很温柔，陪他吃过一次饭，他们很愉快地聊天，仅此而已。

电影里，这个角色是蒋雯丽演的，甚至角色都没有名字，就叫“陌生女人”。

这些素材后来组成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年人的情绪低落只与年龄有关  熬过这个“山坳”你会有新的高峰》（钱江晚报2019年8月11日A11）。

我赶快扯回来。我是想说，知识的构建也类似：有很多东西，照过面心生感慨，是会留驻在心里的。在某个时候，它们就会跳到记忆的表达区，像那位陌生女人。

在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东张西望”看来的知识，不一定当场都能用上，甚至有时候全没有用。但是很多我接触过的素材，就停留在缓存记忆里了。

到某一个时间，做另外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够把它们调度出来，慢慢地勾连起我在不同时间段里所积累起来的储备，成为我独特的素材，这不是通过搜索能够找到的资源。

2019年7月23日凌晨，天价拍下巴菲特午餐的波场TRON创始人孙宇晨，突然在个人微博上发布消息称，他因突发肾结石正于医院治疗，取消即将进行的他与巴菲特先生的午餐会面。

全网动起来的多是经济记者、社会新闻记者，他们从商业的角度计算损失，也质疑事情的真实性，从而对孙宇晨的公司运营情况展开挖掘，总之这件事情很快成了热点。

我看到消息时，正在医院检查膝盖积水的问题。我突然高兴了：“我要写肾结石。”这大概是除了“鸽子蛋”以外最贵的石头了，价值3153万元。

我很快组织了一下我可以架构起来的素材：

１.我非常了解肾结石这种疾病：多年前，我曾经见过我师父肾结石发作的悲痛情形；

２.2015年，我认识了一个巴西的机长，因为体检出肾结石，还没有发作就被要求停飞做手术摘石头；

３.我因此在外科手术室，亲眼观摩了机长的肾结石手术，也全面了解了肾结石这种疾病的相关医学知识；

４.2018年我做“Ig Nobel Prize（搞笑诺奖）”专题，专门研究过获得医学奖的研究发现——坐迪士尼公园的一种过山车，能够帮助自然排出肾结石。

我很快就写好了这篇严谨又不失乐趣的文章，《3153万！这是一颗能让人放巴菲特鸽子的石头》（见2019年7月23日浙江24小时“全文艺”）后期获得了不错的点击率和业内评价。

我不知道我写了这样一些强行自圆其说的观点，是不是有说服力。因为以上科学理论支持的，是中度拖延症患者，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重度拖延症患者。Grant的研究表明：只有适度拖延的人，创造力才比重度拖延症患者和提前症患者高出16%。

快乐社交

最后我想简单再讲讲快乐这个话题。

上文Erhan Genc教授关于拖延症的研究，提到了快乐因子多巴胺分泌。我想如果可以化验，我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多半是会超过一般人的。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穷开心的程度，几乎到了欣快症（一种精神疾病，表现为任何时候都高兴异常）的地步。

性格对我从事新闻写作工作有比较大影响。我写科学稿子，基调常常是好玩、可乐的。

因为科学报道会面临一个问题：太硬。多硬？就跟一个不解风情的直男一样：

科学家开发出具有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

科学家发现一种特殊蛋白，能够抑制机体的一条关键天然免疫机制；

多层复杂网络中，如何判断每个节点的重要性？

……

光看这些研究表述，是不是了无生趣？

我写稿子经常想，要怎么说话，把这些专业术语解码成普通人能够看懂的语言。

除了解读，我常会在采访中默默观察一些细节，科学家穿着打扮怎么样，实验室里有些什么，他们行事的风格是怎么样的，这些和他们的研究有什么联系。

我是一个文科生，记忆理工科的知识、数据，能力很一般，但是我常常会记得很多琐碎的片段。有的时候，所见所感未必能成为当时文章的论据，但是经年累月下来，它们会成为日后有些稿子的“包袱”。

今年做浙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颁奖典礼的稿子，要报道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成果。这个研究我跟了好几年，比较专业，能解读的点也极多。

我决定写写领衔研究的计算机科学家刁常宇的故事（《来看看科学家文艺起来的样子》2019年6月7日钱江晚报6版）。这么多年我采访这位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副教授，没少挨呲（这个词也不算准确，科学家态度一直都很好，但是就直言不讳，你的理解错错错错错），因为他很严谨。

但是我一直觉得，光是一个形容词，不足以描述一个科学家的特点。

那天编辑要我写这个典礼的花絮，我终于有机会揣摩人物。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科学家的严谨——我自然“报复性”地把这几年我们讨论科学问题时，我被怼的故事都往报纸上搬。但我还想有些反转，展现他严谨得可爱的一面。我写了一个细节：典礼要求着正装，全场他是穿得最“正”的——西装三件套。我调侃教授“全部穿上，出了浙大直接好去拍婚纱照”。

我起先没有告诉教授我做了这么个稿子。直到后来他在硅谷的同学回国探亲，恰好在家读到这天的钱江晚报，他说他们班级群都在传这个稿子，欢乐得很。

因为这种嘻嘻哈哈的行事风格，我“吸”到了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秘书周炜老师——她说她就喜欢听我在实验室问各种不着边际的问题，采访的时候心情蛮好。

作者与刁常宇教授（左）及周炜（中）

周炜比我早涉及科学报道很多年，智力过剩、科学素养高，还与浙江大学的各路科学家有着瓷实的交情。

在她的加持下，我和科学家们的交流场合，从实验室、会议室，挪到了咖啡馆、餐厅、篮球场、KTV、国外的访问学校……

人在很多不同的情境中，会展现不同的人格特质。科学家自然也是这样的。实验室以外的他们鲜为人知，我认为这也是我重要的工作内容：向公众介绍科学家的样子。

我最近一次去浙大玉泉校区蹭周老师饭的时候，恰好在食堂碰到化工学院的谢涛教授已经坐下来吃上了。

谢教授是我四五年前认识的科学家朋友，这几年打交道下来，非常信任我们，每次从美国回来，带最新的纪录片给我们看。

那天等我打完菜过来，他差不多吃完了，我请求谢老师：“哎您忙不忙？要不您等我一会，吃完请您喝咖啡去？”

“好的，你快点吃。”

为了和科学家喝杯咖啡，我吃了人生最快的一顿麻辣香锅，狼吞虎咽7分钟后，我们在学校篮球场楼上的咖啡馆坐下。

谢老师按照多年的惯例，开口便是他的灵魂拷问：“你最近有什么surprising的工作？”听得他旁边的副教授常常替我紧张。

然后我跟他讲那一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我研究了5000年前古人如何造水坝。这个深藏不露的水利系统，如何由于美国的侦查卫星而被学者完整发现。

他听了也很高兴，问了很多细节问题。这期间我又发现可以继续探索很多内容，这是我们通过跨界，能够互相激发的灵感。

问我surprising的工作甚至都不算什么，谢教授对我的终极要求是，拍一个BBC级别的科学纪录片。他每说一次，我就哭丧着脸。他就跟我说：“我给你做科学顾问。”

因为有这样的动（压）力在背后追着，我不敢对我的工作掉以轻心，总对我参与的科学事业，抱以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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