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丨美国对华关税调整：一个“痛定思痛”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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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钟正生经济分析
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范城恺(钟正生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核心摘要
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诉求与其自身经济问题密不可分。2021年四季度以来，美国通胀压力仍在加剧，在美联储慎谈“通胀暂时论”的同时，拜登政府力推的财政法案在国会屡屡遇阻。与此同时，中美对话呈现积极动向，下一阶段经贸谈判即将启动，美方将有关关税的调整提上日程，人民币汇率闻声走强。
我们认为，美国通胀问题不断演化下，美国政府内生地存在调整对华关税的诉求。目前，通胀问题是美国经济的最大痛点，“胀”已成为“滞”的催化剂，而供应链瓶颈在通胀问题的演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特朗普时期美国加征的关税不及增加了进口成本，也破坏了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加征关税影响较大的产品，在疫后美国工业用品需求激增的情况下，遭遇着更严重的供应链瓶颈问题。我们判断，美国有较大可能通过放松关税豁免规则，下调部分关键产品税率（虽然全面下调和取消关税的可能性不大），包括美国自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等原材料，以及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杂项产品和木制品等供应链压力较大的品类。
本篇报告接下来将详细阐述：通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供应链瓶颈的严重程度和可持续性、关税对美国通胀和供应链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华关税调整或有怎样的诉求。
通胀成为美国经济痛点
1.1 美国经济遭遇“类滞胀”
今年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边际放缓。美国经济领先指标显示，纽约联储每周经济指数（WEI，涵盖零售、消费信心、就业、钢铁生产、能源消费量等多维度）和美国ECRI领先指标（包括资产价格、消费订单和预期、建筑业等综合维度）分别在今年4月和5月到达拐点（图表1）。消费方面，美国9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季调）为6254.2亿美元，比今年4月高点减少了33.4亿元；生产方面，美国9月工业总体产出指数（季调）为100.2，比今年7月高点低1.4%；就业方面，美国9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不到20万人，远不及今年6月和7月约100万人的水平。
于此同时，美国不断上升的通胀压力尚未迎来拐点。一方面，美国通胀指标出现反弹迹象、且未来仍有可能上升。美国CPI单月环比增速在今年6月达到0.9%，在7-8月连续降温、环比分别降至0.5%和0.2%。然而，美国9月CPI环比增速重新上升至0.3%，CPI同比增速回升至5.4%，已连续5个月破5%（图表2）。美国9月PPI单月同比上升8.6%，继续创历史新高。由于近期能源品价格进一步走高，美国通胀指标仍可能继续抬升。另一方面，美国通胀预期指标亦出现上升迹象。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的居民对未来1年通胀预期，曾在6月回落至4.2%，但7月以后反弹至4.6%以上；美国5年TIPS国债市场交易结果隐含的中期通胀预期，在10月中旬升破今年5月的前期高点（图表3）。
1.2 “胀”是“滞”的催化剂
美国经济边际走弱和通胀压力不断加剧，形成“类滞胀”局面，而现阶段“胀”已成为“滞”的催化剂。受财政发力退坡、以及Delta变异病毒引发的新一轮疫情等影响，本轮美国经济在二季度边际走弱。然而进入三季度以来，通胀压力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物价上涨抑制消费支出、通胀预期抑制消费信心。一方面，美国物价上涨伴随消费支出增长停滞。今年3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不变价）超过13.6万亿美元，环比增速达4.6%，但此后个人消费支出基本停止上涨趋势，而PCE物价指数仍保持环比0.4%以上的高速增长（图表4）。另一方面，美国通胀预期走高抑制消费信心。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的居民对未来1年通胀预期升破4%以后，居民消费信心也见顶回落，8月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甚至跌破2020年4月新冠疫情刚开始爆发时的水平（图表5）。虽然美国财政补贴结束后消费信心有所下滑是可预见的，但下滑的幅度仍是超预期的，且考虑到目前疫情冲击已经在疫苗保护下显著弱于去年，因此目前美国消费信心弱于去年在更大程度上与通胀预期的持续发酵有关。
2）通胀压力抑制生产经营活动，制造业、中小企业受较大冲击。虽然美国相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终端需求较强，企业有更强的能力将成本的上升传递给消费者，但成本压力仍在影响企业投资和生产决策。其中，制造业企业承压大于非制造业，中小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更弱、经营压力更为显著。今年以来，美国ISM PMI中的物价分项显著攀升，且制造业物价分项高于非制造业；相应地，制造业PMI产出指数以及非制造业PMI商业活动指数自3月以后并未继续上升，且制造业产出指数略低于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图表6）。三季度以来，伴随通胀指标高企，中小企业盈利预期明显走弱（图表7）。
3）物价与工资螺旋，“工资粘性”短期抑制就业复苏。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工资增速波动较小，2010年以来非农时薪同比增速基本稳定在2-3%，物价增速围绕工资增速波动。2020年4月以来，美国就业市场受疫情冲击而出现“用工荒”，工资大幅增长，2021年3月以前非农时薪同比增速保持在4%以上。今年4月以来，非农时薪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且低于物价同比增速（图表8），环比增速也未能“跑赢”CPI增速。当工资增速慢于物价时，居民整体就业意愿可能受到抑制。因此，物价的过快上涨将一定程度上抑制就业市场复苏，近两个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疲弱的背后，与通胀压力也许不无关系。
4）国内物价压力抑制出口、扩大贸易逆差。比较美国进口和出口价格指数，今年以来美国进口价格增长显著低于出口价格（图表9）。因此，美国国内物价压力，一方面将增加对低价商品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抑制出口表现。美国今年8月贸易逆差金额达到732.5亿美元，继续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出口金额基本持平于新冠疫情前水平、而进口金额却大幅超越疫情前水平。排除价格因素后，美国出口金额与出口价格指数的比值，低于疫情前水平10个百分点，而进口金额与进口价格指数比值，仅上升约6个百分点（图表10）。因此，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主要通过抑制出口进一步拉大美国贸易逆差，对GDP增长形成侵蚀。
供应链瓶颈加剧美国通胀
今年三季度以来，美国供应链瓶颈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近一个月以来，供应链瓶颈问题进一步升级，伴随能源品、交通运输相关服务价格蹿升，供应链问题在美国通胀演绎过程中正在扮演关键角色。美联储7月上旬发布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已提及“供应链瓶颈”问题，9月28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供应链瓶颈的影响比预期得更持久；10月公布的美联储9月会议纪要提到，供应链中断、劳动力短缺以及其对价格和薪酬的影响都要比预期得更加严重，通胀的主要风险趋于上行。美联储10月20日发布的“褐皮书”称，供应瓶颈和劳动力短缺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价格急剧上涨。
2.1 美国供应链瓶颈的特征
今年以来美国供应链瓶颈的特征包括：
第一，制造业客户库存告急。供应链阻塞情况在今年3-6月已经突出，7-8月稍有缓和，但9月以来又出现恶化，其中非制造业供应链问题有一定滞后性、且程度不及制造业。美国ISM制造业PMI供应商交付指数分项在今年3-6月均保持在75%以上，8月曾回落至70%以下，但9月反弹至73.4%；非制造业PMI供应商交付分项走势相比制造业滞后约2个月，且交付时长基本上不高于制造业（图表11）。换个角度看，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瓶颈还表现为自身库存积压、下游库存告急。今年以来，美国ISM制造业PMI分项中，自有库存指数走势平缓，但订单库存指数显著走高、客户库存指数显著下降（图表12），说明制造业企业将订单转化为下游客户产品的能力较弱。
第二，原材料产能恢复迟滞。美国制造业产能整体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原材料产能恢复相对较慢。据美联储数据，美国制造业中，全部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按不同生产阶段划分，最上游的“原材料”（crude）产能利用率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仍有5-10个百分点的差距；而越偏下游的产能利用率恢复越充分，其中最下游的“产成品”（finished）产能利用率甚至小幅超过疫情前水平（图表13）。但相对而言，美国制造业生产活动不是供应链瓶颈的主要拖累因素。
第三，交运仓储是最严重堵点。美国物流经理指数（LMI）显示，截至今年9月，仓储能力和交运能力指数分别为47.9和37.2，均处于收缩区间。边际上看，仓储能力已经有所改善，9月指数比8月上升8.8；交运能力指数仍在下降，9月指数比8月下降3.3。价格方面，涨价压力最大的环节依次是交运、仓储和库存（图表14）。我们理解，交运环节的拥堵，衍生出额外的仓储和库存需求，因此交运环节可谓是供应链瓶颈的最核心环节。
第四，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库存告急。分行业看，美国纺织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食品、加工金属等行业等行业的存货出货比，较疫情前水平明显上升，且位于80%以上的历史分位，体现了这些行业产品向下游输送的路径较为拥堵；而纸制品、杂项（劳动密集型制品）、木制品、机械设备、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存货出货比明显下降，且位于20%以下历史分位，说明这些行业的上游向其输送产品的路径较为拥堵，体现出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的紧张（图表15）。
2.2 美国供应链瓶颈的成因和持续性
如何理解本轮美国供应链瓶颈的成因、以及判断其持续性？可从以下四个角度出发：
1）终端商品需求持续强劲。美国在本轮疫情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齐发力，使终端商品需求快速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美国制造业新增订单在2020年四季度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随着今年一季度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美国商品尤其耐用品消费需求大增，并于二季度开始转化为新一轮新增订单的增长。于此同时，今年2月以来美国未完成订单数量以更快速度增长（图表16）。在此之前，终端需求首先拉动库存消耗，但随着美国零售库存走低、补库需求走强，零售商对于上游的批发、制造商的订单增长，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供应链的压力（图表17）。
2）全球需求复苏不均衡加大货运压力。美欧国家因政策刺激力度较大、疫苗推广领先等原因，需求快速复苏并显著强于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全球需求复苏错位，并表现为国际贸易需求的不均衡。而类似的不均衡增加了供应链成本、加大了供应链压力。美国进出口需求的分化程度是空前的，例如美国洛杉矶港口进口空箱几乎“座无虚席”（图表18）。近期有媒体报道，由于美国进口需求太强而出口需求不足，大量集装箱船只等不到装载就空船离开美国港口，以便运输下一批进口商品。这造成大量集装箱堆积，引发港口堵塞，美国港口停泊的集装箱货轮激增（图表19），运输物流周期不断被拉长。
3）相关劳动力紧缺。虽然目前在疫苗的保护下，新冠疫情对居民健康的冲击减弱，但对于疫情的担忧仍在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增长，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的职位空缺数激增（图表20）。截至今年8月，美国非农私人职位空缺数为960万，比2019年均值高出317万，其中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分别多出43万和68万。再具体来看，目前美国船员、码头工人、卡车司机、仓库人员等关键岗位劳动力最为紧缺，拖慢了供应链核心环节的修复进度。美国运输仓储业的就业人数目前已经小幅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但考虑到就业的增长性，目前就业恢复尚未充分（图表21）。
4）交运产能周期或处于底部。首先需注意，交运能力（尤其海运运力）本身是具有一定弹性的：随着国际运价上升，部分空闲运力能够被调动，例如今年以来全球集装箱船活跃中的运力明显上升。然而，闲置运力调动达到上限后，新造船至少需要1-2年时间，因此短时间内运力难以进一步提升，即达到某种“瓶颈”。站在全球海运产能周期角度的角度来看，2019年以来，全球新船供给已经开始下降，这从中国出口船舶数量负增长中可见一斑，2020年船舶供给受疫情影响进一步下滑（图表22）。也因此，今年全球运力到达瓶颈的节点更早。同时，过去十年里（2020年以前），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亦处于周期底部，对应散货运力亦可能处于底部（图表23）。因此，本轮交通运输能力的瓶颈与运力所处的长周期位置有一定关系。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本轮美国供应链瓶颈的持续性，我们认为：第一，美国终端商品需求缺乏上升空间，目前供应链的紧张主要是前期需求拉动的，且已经开始在中间环节消化，即下游企业（零售商）对上游企业（批发、制造商）有订单需求，而上游除原材料供应以外的企业库存相对充裕，仅欠缺运输等物流环节的支持。第二，美国进出口商品需求的不均衡，在未来1-2个季度或有小幅改善空间。一方面，美国感恩节、圣诞节等季节性进口需求走强后可能回落。另一方面，美国出口商品需求仍有上升空间。IHS Markit最新10月报告显示，在美国制造业订单增速整体下滑的背景下，出口订单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上行。如果美国进出口需求走向平衡，相应的供应链压力集中也将随之缓解。然而，全球复苏的不均衡可能持续更久，其对供应链带来的压力很难完全消除。第三，劳动力供给瓶颈仍有修复空间，但速度不会太快。考虑到目前美国运输仓储就业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后续的恢复速度可能放缓，可能还需要工资上涨的带动，但这一过程仍需要时间。第四，国际运力（运输设备）短缺问题，在未来1-2年内难以充分解决。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在未来1-2个季度内，美国供应链瓶颈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彻底改善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高关税对美国通胀和供应链的影响
特朗普时期以加征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行为，不仅可能直接助推了美国物价上涨，还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压力。而在当前拜登政策面对通胀压力及供应链瓶颈略显“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关税是目前美国政府应对通胀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5月3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300多家美国制造商联名致信拜登，要求立即终止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其认为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推升了美国通胀水平；一个由40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启动针对2000多种进口商品豁免关税的程序，这些商品的关税豁免原本将于2021年底到期。10月21日彭博报道，美国住宅建筑商呼吁拜登政府暂时取消对中国和加拿大的建材相关商品的关税，以缓解供应链瓶颈对房价造成的压力。
3.1 关税与通胀压力
首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有较大部分被美国消费者承担，预计抬升居民商品消费总成本0.5-1%。据美国政策研究机构 American Action Forum（AAF）统计，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232条款和301条款）在2020年美国进口商品中涉及3319亿美元金额，增加的关税成本合计为514亿美元（图表24）。美国2020年居民商品消费支出名义总额为46538亿美元，假设上述额外关税成本全部由消费者承担，则其将抬升1.1%的消费支出。在实际中，关税成本可能由国外出口商、国内中间生产商等与国内消费者共同承担。综合不同机构的测算，美国消费者可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关税成本。今年5月美媒报道，穆迪公司最新测算，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近92.4%的成本，仅余下7.6%的成本被中国吸收。因此，即使保守估计美国消费者承担50%的关税成本，其对美国商品价格的抬升可能仍有0.5个百分点，而2020年美国CPI和PCE物价指数同比仅为1.3-1.4%。
其次，关税作为贸易保护政策的代名词，还可能通过增加政策不确定性、扭曲市场行为等渠道加剧美国通胀压力。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包括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对华发起“301调查”、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多国加征关税。除了落地的关税外，关税本身释放出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以及关税政策变化下贸易行为的扭曲（如加征关税预期引发的囤货等），都可能转化为进口价格及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加剧通胀压力。
3.2 关税与供应链瓶颈
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可能一定程度上放大供应链瓶颈问题，继而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关税与供应链瓶颈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观察到，美国受特朗普贸易保护而涨价较明显的进口产品，受疫情与供应链瓶颈的影响也相对较大（图表25）。假设2017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美国进口价格指数涨幅主要受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影响，而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的进口价格主要受本轮疫情及供应链瓶颈的影响，我们观察到，关税影响和供应链瓶颈影响较大的行业有一定正相关性。例如，在美国进口商品中，金属和耐用消费未成品（关税涨价6.1%、供应链瓶颈涨价49.2%）、耐用工业用品及材料（关税涨价2.0%、供应链瓶颈涨价30.1%）等商品类别，可能同时受关税和供应链瓶颈的扰动而涨价。这说明，受加征关税影响较大的产品，也遭遇了更严重的供应链瓶颈问题，产品的涨价可能造成了更严重的短缺。这也意味着，下调关税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应链瓶颈带来的涨价压力。
深层次原因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愿景，与后疫情时代美国工业用品需求激增的经济特征之间出现矛盾。美国对于工业用品和材料的贸易保护，核心目的是提振国内制造业发展。事实上，拜登政府继承了前任政府保护制造业和产业链的政策思想。2021年6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建立供给链弹性、振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报告，旨在保护美国半导体、电池、制药、稀土等制造业供应链，不排除在这些领域实施贸易保护的可能性。然而，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商品消费需求在政策刺激下激增，房地产进入繁荣周期，加上拜登政府拟实施大规模“基建”，多因素叠加使工业用品需求大幅上升，最终呈现为供应链瓶颈问题。可以说，后疫情时代的美国经济新特征，可能使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成本超预期上升，美国政府也因此对调整关税产生新的诉求。
第二，加征关税促使全球供应链重塑，重塑过程的不确定性加剧供应链压力。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强，直观表现在出口商品价格的稳定上。2018年以前，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波动较小，且涨幅往往弱于欧盟、东盟等其他贸易伙伴。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后，美国自中国和东盟的进口价格走势趋同（图表26）。其原因可能是，原本出自中国的商品开始“绕道”东南亚国家出口美国，但供应链的改道也意味着美国进口成本整体抬升。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东南亚等国本身供应链脆弱性凸显，间接“贡献”了美国供应链体系的不稳定性。今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制造业受Delta病毒冲击出现萎缩，今年3季度东盟国家Markit制造业PMI的平均水平为46.3，是2020年2季度以后的最低水平（图表27）。
第三，美国加征关税引发贸易伙伴关税反制，造成更广泛的国际供应链压力。2018年以来，中国、欧盟、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针对美国的232条款和301条款进行关税反制。据AAF统计，上述关税反制所涉及的美国出口商品价值（2018年）达到791亿美元（图表28）。虽然他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不会直接转化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涨价压力，但其可能对国际供应链带来更为广泛的压力。例如，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中的部分环节在中国、印度等国内完成，关税反制将增加整个产业链的成本，继而间接对美国制造业供应链造成冲击。
美国对华关税调整：一个“痛定思痛”后的必然选择
2021年10月以来，美国调整对华关税的讨论被官方提上日程。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发表有关美中双边贸易关系新方针的讲话，称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自10月12日至12月1日就549项产品排除清单对外征求意见。据10月7日日经中文网报道，美国重启关税豁免制度审查的549个品类的主要进口源是中国，主要包括电子产品和工业机械零部件、医疗用品、纺织品、家用电器等终端消费品；美国的选择标准包括：“美国国内产能”、“替代采购是否取得进展”、以及“是否对美国国内的中小企业、雇用和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等。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贸易代表戴琪视频通话，新华社通稿提到“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10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财政部部长耶伦视频通话，再次提及有关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我们认为，在通胀压力和供应链瓶颈背景下，美国进一步调整对华关税有较强意愿、也有充足空间。虽然全面下调和取消关税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较大可能通过放松关税豁免规则以部分下调关键产品税率。具体理由和判断如下：
首先，2018年以来中美间关税水平激增，目前美国对华关税调整的空间较大。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数据，截至2021年2月，美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平均关税税率为19.3%，而2018年1月这一数字仅为3.1%；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在同期由8.0%上升至20.7%（图表29）。截至2021年2月，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涉及自中国进口的58.3%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加征的关税涉及自美国进口的66.4%的商品。
第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执行率有限，在此背景下美国或缺乏全面下调关税的契机；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也并非美国的核心诉求，拜登政府的关税调整仍有台阶。据PIIE测算，截至2021年8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对于全部商品的完成率（按美国出口口径）仅为60.7%，但防疫用品、半导体产品及设备已经超过目标水平。中国进口商品与目标差距较大的品类是运输设备相关制造品、以及（除天然气外的）能源品（图表30）。但这部分进口未达标实属“情有可原”：美国能源品本身已经紧缺，拜登政府不会紧盯能源品出口的完成情况；飞机等相关制造品需求受疫情影响大；汽车等制造品主要受“缺芯”以及海运供应链瓶颈的影响。考虑到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属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且在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有“台阶”去理解中国进口执行的困难，因此拜登政府的关税调整决策可能不会过于“较真”第一阶段经贸协定的执行情况。
第三，考虑美国供应链压力，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杂项产品和木制品等品类的关税下调概率较大；此外，美国或有较强意愿就交通运输设备出口与中国进行磋商。一方面，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美国纸制品、杂项产品、木制品、机械设备等行业库存较为紧张（图表15），因此扩大这些产品的进口或有助于缓解供应链压力。据PIIE数据，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杂项产品和木制品分别价值1463亿、1096亿、548亿和97亿美元，其中对华使用301条款加征的关税覆盖了58-86%的商品（图表31）。因此，美国就上述行业进行关税调整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美国纺织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食品等行业库存堆积较为严重，这些产品或有较强的出口诉求。其中，运输设备（飞行器、汽车等）是美国出口中国的重要产品，受到了中国的关税反制且涵盖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中，美国或有一定意愿就运输设备的出口与中国进行磋商，而其余大部分库存堆积的品类对中国的出口都较为有限。
第四，考虑原材料涨价压力与更广泛的国际供应链压力，美国有望考虑放松232条款下针对钢铁和铝的关税限制。首先，目前，美国原材料工业生产率恢复尚不足，自身产能瓶颈凸显。其次，美国此前对钢铁和铝加征关税，理由是中国产能过剩压低出口价格、威胁本地生产商的生存能力。但现阶段，全球钢铁和铝需求大增、供给不足，已经“今非昔比”。今年中国在“双碳”政策背景下，取消对钢铁等工业原料的出口退税，旨在减少国内钢铁产量，美国更需要下调关税以对冲这一冲击。毕竟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诉求下，美国不会希望大幅增加国内高耗能产品的产能。最后，考虑到中国、欧盟、印度、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等贸易伙伴，针对美国的232条款均进行了有关原材料的关税反制（图表28）。例如，中国针对232条款加征了包括无缝钢管等100多种自美进口商品关税，俄罗斯加征了筑路机械、石油天然气设施、金属加工和凿岩设备、光纤产品等自美进口商品关税。如果美国放松该条款下的关税限制，那么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税反制政策也可能放松，这将有益于国际供应链瓶颈的缓解，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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