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我所理解的林毅夫老师
徐高(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引子:2022年10月29日,北大国发院为林毅夫老师专门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一为庆祝林老师十几天前刚过的生日,二为庆祝林老师回国任教35周年。原本我也要到研讨会上发言,当面祝贺林老师。怎知人算不如天算,临近会期,社区却突然要求我居家隔离直至月末。为弥补不能到场的遗憾,我将准备的发言稿改写为文章,远程向林老师传递我的祝福。
对许多人来说,林毅夫这个名字代表着传奇。林老师年少时在台湾省投笔从戎,曾受到彼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接见,并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随后,林老师从金门游到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转而在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再后来,林老师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看中,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林老师又成为我国首位改革开放后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1994年,林老师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即后来的北大国发院之前身。2008年,林老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18年,林老师又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奖章。以上只是对林老师经历挂一漏万的简述,但从中已可看出不凡。
如此不凡的人生经历会引发好奇——为何林老师能做出这些常人所不会做,甚至不会想到的选择,为何他又能取得这些常人难以达到的成就?我从国发院博士毕业很久之后,还曾有一位工作上的师长向我说过,希望能请林老师吃顿饭,好好问问他当年为什么会做出游到大陆的决定。
不过,在知道林老师的传奇故事之前,我就不自觉地有了对林老师的最初印象。20年前,我还在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攻读工科硕士学位。当时的我既对所学专业没兴趣,也对未来何去何从没想法。为此,我兄长专门安排我在2002年的暑期游历深圳、上海和北京三个城市,以增长见识,早点醒觉。
记得我那次游历的最后一站是北京。而到北京必然要看北京大学。在北大校园漫步之时,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在的朗润园。园内古色古香,平静肃穆中透出堂皇气象,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向往。都说相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相貌。朗润园是林老师带领一众老师,以一个破败的小院为起点,一点点打造出来的。可以说,朗润园的气质就是林老师的气质。当然,我很久以后才想明白这一点。但在当时,朗润园所散发的气质是促使我跨专业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3年我进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博之后,与林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林老师每年都会开一门叫“中国经济专题”的课程。这课虽然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上,但因为听课的人实在太多,仍然有许多同学需要坐在地板上听讲。我虽然没选这个课,但对其内容却很熟悉。在考博的时候,我就仔细研读过林老师《中国的奇迹》一书。这书我很容易就看懂了,并且大受震撼。曾有个问题让我困惑多年: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同样是那些人,同样是那片土地,为何经济表现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里,林老师用简单的逻辑给出了清晰的回答,让我茅塞顿开。这种直达事物本质的清晰和畅快,是林老师理论的抓人之处。
治学的“本体”与“常无”
让我真正对林老师的思想及其思考方法有深入理解的,是参加林老师学生组会的经历。我虽然不是林老师的博士生,但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持续参与了林门的组会讨论。组会每周一次,都在晚上举行,讨论最新的学术文章和大家的研究成果。组会开到深夜是常有的事情。林老师每次都会参加,一方面听取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给大家施以点拨。
在与林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学到的知识固然不少,但更重要的是耳濡目染之下,对林老师治学方法的继承。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讲的“本体”与“常无”对我影响极大,塑造了我的研究方法。
所谓“常无”,是要抛弃已有成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和思考真实世界。用林老师给出的通俗解释来说,就是“不要用模型看世界”。任何理论都只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其中抓出了一些被认为重要的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就像带过滤功能的眼镜,只留下了特定波长的光,而把其他波长的光给过滤掉了。借助理论的眼镜,我们有可能获得对现实更有深度的洞察。但理论这副眼镜也可能遮蔽视线。因此,要时不时的把理论这副眼镜拿下来,用肉眼看看真实的世界,这样才不会被理论扭曲认知。
所谓“本体”,就是坚持从“理性”出发,一以贯之,用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各种问题。经济现象纷繁复杂,都不过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最优选择所产生的结果。约束条件不同,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就会不同。但这些不同又都源出于理性这个不变的“本体”。因此,从理性这个“本体”出发,可以找到杂多经济现象背后那个统一的“一”。林老师的这种方法带来的是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以及由顺畅逻辑所带来的清晰度和说服力。如果要把林老师比作武林中人,那他就是那种招式朴实无华,但内力极其深厚的高人——这内力就来自其一以贯之的对“本体”之坚持。
做人的“本体”与“常无”
作为学者,林老师早已蜚声海内外。他是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中国人,还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奖章,被国家命名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但要说近些年林老师最让我敬佩的,还是他的“二次创业”。
2015年,林老师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这是林老师在20多年前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后,再次在北大创建学术机构。林老师这么做,当然是想推广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但以其早就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林老师如果只是要推广其学说,完全没必要用亲自下场再创一个机构的方式来做。我在证券公司分管两个部门,深知管理工作的繁杂与不易。对学者来说,做管理绝对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优选择。而要新创一个机构,为机构找到合适人员、充足经费来搭出血肉,并为其注入灵魂,那更是难上加难。况且,林老师在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时候,已年逾六十。
我想,林老师在做这“二次创业”的时候,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汇聚更多优秀的头脑,按照他所发现的方向,把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总结升华,为经济学理论补上来自中国的领悟,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中国式的系统解决方案。他早已不缺名,更不在乎利,名利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如果说林老师在研究中是以“常无”的心态来摆脱既有理论对研究的束缚,那林老师在做事的时候就是以“常无”的心态来超越自己过往的成绩和荣誉,永远面向未来,跟随自己的内心来做出选择。
林老师常把曾子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林老师当年从台湾省游到大陆之后,将自己改名为林毅夫,“毅夫”这名字就取自曾子的这段话。如果说“理性”是林老师经济分析的“本体”,那么曾子这段话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就是林老师的精神“本体”。
在常人看来,林老师当年抛下在台湾的荣誉与前程,毅然决然地游向刚刚改革开放的大陆,游向不可知的未来,着实匪夷所思。事后来看,林老师当年的选择当然是对的。到了大陆,他得到了更大的舞台,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如果就此将林老师看成一个比常人更有远见的人,就大大低估了他。我深信,林老师当年并未考虑个人得失,而是以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心态,以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贡献为目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当然不是常人能做出的选择,因为林老师的精神“本体”异于常人。这“本体”是串起林老师这几十年非同寻常之经历的主线,并延续至他现在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倾注的心血。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虽然早已离开了林老师的课堂,但林老师仍然持续给我督促和动力——尽管这种督促和动力并不表现为具体行为。看着林老师仍然保持着赤子之心,心怀热忱,为心中的信念而不遗余力,我们这些学生怎敢懈怠。而看着林老师不断做出一项又一项成绩、达成一个又一个目标,也让我们这些学生知道自己还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还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值此林老师回国任教35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林老师身体健康,兑现他5年前做出的,要在北大教书60年的承诺。学生要以超越老师为目标。祝林老师在未来继续不断达成其宏愿,为我们这些学生设置更难超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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