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美联储会上调通胀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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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伟、陈达飞(赵伟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要点
在劳动力短缺、全球供应链重构和能源转型背景下,通胀中枢上行似乎已经成为共识。美国经济基本面韧性持续超预期。要想尽快实现2%通胀目标,美联储必须“制造衰退”吗?或者,为了“软着陆”,美联储会上调通胀目标吗?
热点思考:美联储会上调通胀目标吗?条件不充分,暂无必要性,概率极低。
通胀目标制是央行维护物价稳定的一种策略。自1989年新西兰银行率先实施通胀目标制以来,至今明确实施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数量已达到34家。根据历史通胀水平,不同经济体设定的通胀目标不同,部分也会动态调整。英格兰银行、欧央行、美联储和日央行的通胀目标始终都是2%,但内涵略有差异。
美联储上调通胀目标的概率极低。第一,从修订程序上而言,上调通胀目标需修订《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前期还需经过长期学术论证和多轮国会听证;第二,从政策声誉和预期的稳定性出发,美联储更可能在“平均通胀目标”制下,暂时性地调低通胀目标;第三,长期通胀预期依然被锚定在2%上下,断言2%通胀目标失效为时尚早。
综合而言,美联储调整通胀目标的程序是漫长的,上调通胀目标的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概率极低。修订政策框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通胀逐渐由需求主导的情况下,美联储有能力实现2%目标。美联储不愿意“制造”一场衰退,这意味着,通胀回归2%所需的时间更长。
本周报告精选
精选一:货币政策“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多大?
货币政策仍是2023年不可低估的扰动项。年初以来,市场同时交易经济软着陆、货币政策提前转向和通胀一阶导数超预期。如果没有供给侧的持续修复,这三者是一个“三元悖论”,难以共存。
美联储2月例会继续放缓加息节奏(+25bp),并按计划缩表。声明中首次承认通胀压力“有所缓和”,且删除了驱动通胀的两因素(疫情冲击和能源、食品冲击),改变了对俄乌冲突的描述——将通胀上行风险和经济下行风险合并成“全球不确定性”,表明美联储认可美国经济的“滞胀”压力趋于平衡。市场对本次会议的解读为鸽派,但非农数据发布后预期大幅修正。
欧央行2月例会如期加息50bp,决定从3月开始缩减APP再投资规模。与12月例会比较,欧央行认为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更加“平衡”。但是,不宜低估欧元区通胀的压力和ECB抗通胀的决心。欧元区通胀压力的缓解主要源于中高通胀科目数量的下降,但核心通胀的拐点尚未确立,潜在通胀上行的趋势还未扭转,工资通胀还在上行。ECB预计到2025年下半年通胀下降到2%。
美国经济基本面“冰火两重天”,地产、制造、批发贸易趋弱,零售和服务业消费保持韧性。由于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失业率依然保持低位。在这种非典型的“充分就业式衰退”的情况下,美联储还有降息的必要吗?
后疫情时代,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态持续保持在历史高位。
“工资通胀”是一种可持续的通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工资增速的中枢,进而抬升通胀的中枢。4%的工资增速隐含的核心PCE通胀率或超3%。
劳动力市场转弱是美联储降息的必要条件。劳动力市场转弱的幅度大致决定了降息的幅度。美联储计划以“更高更长”的利率曲线追求“充分紧缩”的政策立场。短期内,通胀决定了联邦基金利率终点有多高。中期内,工资增速决定了高利率维持多长,进而决定了降息的时点及降息的空间。
风险提示:俄乌冲突再起波澜;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工资增速放缓不达预期
报告正文
在劳动力短缺、新冠疫情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和能源转型背景下,通胀中枢的上行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而在短期,美国经济基本面韧性持续超预期。那么,要想尽快使通胀收敛至2%目标,美联储必须“制造衰退”吗?为了“软着陆”,美联储会上调通胀目标吗?
一、热点思考:美联储会上调通胀目标吗?
(一)2%通胀目标的历史渊源及其合理性
通胀目标制是央行维持物价稳定的一种策略。明确实施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数量已达到34家(如果包含隐性通胀目标,数量为74[1])。1989年12月,新西兰央行首开先河,宣布实施通胀目标制。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银行(1991年)和英格兰银行(1992年)。按照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研究中心(Centre for Central Banking Studies)的统计,截止到2012年初,共有27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实施了明确的通胀目标制[2]。美国、日本和印度分别在2012年、2013年和2016年采用。至今,明确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央行为34家。
根据历史通胀水平,不同经济体设定的通胀目标不同,部分也会进行动态调整。自实施以来,英格兰银行、欧央行、美联储和日央行的通胀目标都是2%,但含义略有差异。比如欧央行是“略低于”2%,日央行是“略高于”2%,美联储初期是2%,2020年后采用了“平均通胀目标”,所以是一段时间内“平均”2%。
在“零利率约束”的背景下,2%通胀目标还有助于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在2012年确定2%通胀目标之前,美联储内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1.0%、1.5%、1.75%和2%的意见都有,但2%明显占优,其次是1.5%。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主席认为,2%的通胀目标有助于平衡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它既足够低——与价格稳定的使命保持一致;又足够高——可以在利率触及零下限之前提供足够的降息空间,以维持美联储追求充分就业的能力[3]。
实施通胀目标制的一个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下,黄金是货币价值的“锚”。1971-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纯信用的“美元本位”时代,汇率也因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一篮子物品价格就是货币价值新的“锚”,其对应的就是通胀目标制。在经济学理论上,新古典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也为通胀目标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通胀目标制有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信度,进而有利于物价稳定。但是,它并非没有缺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应该包括资产价格就是持续被讨论的话题。这至少说明,通胀目标制是有局限的。所以,并非物价稳定了,货币当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关于物价稳定目标的局限性,日央行或许算得上“先知先觉”。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直处于低且稳定的通胀环境中,1982-89年CPI通胀的均值为1.59%。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进入“快车道”,加剧了日本“输入性通缩”的压力。日本政府因此出台了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80年代后半期,6大城市土地价格和东京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涨了2倍。1990-91年,股市和地产泡沫依次破裂,叠加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困境。所以,1997年新《日本银行法》规定,日本银行的理念是,“通过实现物价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简言之,物价稳定是工具,不是目的。
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是:美联储是否会上调通胀目标。市场怀疑:在基本面韧性持续超预期和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的背景下,美国的通胀能否回到2%?上调目标至3%不是更容易实现?这样一来,美联储也就不需要人为地“制造”一场衰退了。我们认为,美联储上调通胀目标的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概率微乎其微。
(二)美联储上调通胀目标的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可能性微乎其微
1.修订程序:上调通胀目标需修订《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前期还需经过长期论证和多轮国会听证
美联储的诞生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撕裂和权力斗争的激化[5]。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授权成立美联储,其背景是1907年金融恐慌。1907年恐慌后,美国政商界掀起了一轮关于货币与银行改革的大辩论,中心议题是如何增加货币供给的弹性。参议院议员奥尔德里奇领导“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ttee,NMC),耗时6年,推动《联邦储备法案》在1913年底获得国会通过。在“一战”的催化下,1914年底,美联储正式运行。
百余年来,《联邦储备法案》都经过了几次重大修订,美联储制度和政策框架日臻完善。大萧条期间的《1933年银行法》授权设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1935年银行法》拓展了联邦储备理事会(FRB)的权力,提高了FRB的独立性;二战后的《1946年银行法》指定美联储对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稳定价格与汇率负责;“大滞胀”时代的1977年修正案确立了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双重使命”,基本确立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沿用至今。但是,《联邦储备法案》没有明确“物价稳定”的具体含义。直到2012年,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才确立明确的2%通胀目标制。
建立2%通胀目标的目的是增强政策的可信度和透明度,强化“前瞻指引”工具的有效性和物价的稳定性。2012年1月,美联储发布了其历史上首份《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 》(简称《声明》[6]),明确了2%通胀目标制。FOMC认为,“2% 的通胀率在较长时期内最符合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向公众清楚地传达这一通胀目标有助于坚定地锚定长期通胀预期,从而促进价格稳定……”
2.政策声誉:美联储不仅不会上调通胀目标,更可能暂时性地下调通胀目标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建立在“承诺”的可信度上,最忌讳“朝令夕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低通胀和“(名义)零利率下界”(zero lower bound,ZLB)约束下,美联储启用了两项非常规政策工具: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目的是强化“零利率”政策的可信度,将“影子利率”(shadow rate)降至零以下,降低期限溢价,进一步拓展宽松政策空间,以刺激经济复苏。其中,前瞻指引的有效性建立在美联储的政策声誉上。
[6]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monetary-policy-principles-and-practice.htm
为实现2%通胀目标,美联储2020年修订了《声明》,实施了“平均通胀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通胀率持续低于2%目标。为了避免出现日本式的通缩困境,2018年11月,美联储宣布将在2019年对其货币政策战略、工具和沟通实践进行首次公开审查,最终在2020年形成了对《声明》的修订。2020年《声明》重新诠释了“最大就业”目标,提出了“平均通胀目标”(或“弹性平均通胀目标”)。这意味着,如果历史通胀低于2%,未来就能容忍高于2%的通胀,以补偿历史的缺口。
美联储必须维护自身的政策声誉,这是70年代“大滞胀”的教训,是美联储追求独立性的底层逻辑。所以,如果通胀未能在合宜的时间内收敛至2%目标,美联储更可能性在“平均通胀目标”下,暂时性地下调通胀目标至2%以下,而非上调至3%。
3.通胀预期:长期通胀预期依然被锚定在2%上下,断言2%通胀目标失效为时尚早
后疫情时代,通胀中枢上行似乎已成为共识。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劳动力持续短缺和能源转型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下,上世纪80年代至新冠大流行之前的通胀大缓和的趋势面临逆转。但是,长期通胀的中枢水平到底是多少,还需要时间来验证。美联储的决策高度依赖数据。在数据足以证明通胀回不到2%之前,仅靠调查、模型或逻辑,美联储或难以说服国会。
一致预期会自我实现,中长期通胀预期对未来的通胀中枢有一定指引含义。疫情以来,美国通胀预期一度面临“脱锚”的风险,但整体风险可控,目前“警报”已基本解除。费城联储专业预测者(SPF)调查显示,2022年12月是5年期和10年期通胀预期的高点,分别为3.75%和2.95%,目前已经分别回落至2.5%和2.4%。金融市场交易数据隐含的通胀预期的期限结构向下倾斜。5年和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和消费者通胀预期均处在回落过程中。所以,美联储暂时没有调整通胀目标的必要性。
正是因为中长期通胀目标尚未“脱锚”,美联储才始终认为,“物价-工资螺旋”形成的概率较低。至今,FOMC多数成员坚信(remain determined),2%通胀目标能够实现[7],时间节点大约是2024年底。当然,这也是美联储“前瞻指引”的一部分。在最新演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Powell)也明确,不会调整通胀目标[8]。
那么,长期通胀中枢是否真的回不到2%?关键是工资增速的中枢是多少。与2%通胀目标相适应的工资增速约为3-3.5%(2%+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022年6月为美国工资增长的高峰期,各工资指标隐含的CPI和核心PCE通胀率如下表所示。过去半年,虽然工资增速已经放缓,但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ECI增速为2.5%)。未来一段时间,受商品和住房租金的影响,通胀率或许会阶段性低于2%,但只有工资增速回到3-3.5%,美联储才能确信2%通胀目标实现了。
综合而言,美联储调整通胀目标的程序是漫长的。上调通胀目标的条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一定意义上,修订政策框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美联储显然还没有到此“黔驴技穷”的地步。在通胀逐渐由需求主导[9]的情况下,美联储有能力实现2%目标。美联储不愿意制造一场衰退,这意味着,通胀回归2%所需的时间更长。
[9]参考“央行笔记”系列(二)“货币政策‘矫枉过正’的风险有多大?”
二、本周报告精选
FOMC成员认为:1.通胀压力依然较大,风险趋于平衡,对下行趋势较乐观;2.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兼具利弊,离工资增速合宜的水平(约3%)仍有一段距离;3.经济增速放缓是预期之内的,但对软着陆持乐观态度;4.利率已进入“有些紧缩”区间,还需加息至“充分紧缩”水平;5.准备金依然过剩,谈论结束缩表问题为时尚早。
欧央行:“鹰派”立场有所弱化,“坚持到底”的决心未改,“更长”而非“更高”
欧央行2月例会如期加息50bp,决定从3月开始缩减APP再投资规模。在加息指引中,ECB称继续以稳健的节奏大幅加息至“充分紧缩”水平,“打算”3月例会再加息50bp,5月之后的决定还需建立在数据和后续的评估基础上,认为“保持充分紧缩的利率水平”一段时间也能够压制通胀——意在“更长”(longer),而非“更高”(higher)。
与12月例会比较,欧央行认为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更加“平衡”。12月例会认为,经济增长存在“下行风险”,2月例会认为风险“更加平衡”。12月例会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2月例会认为通胀风险“更加平衡”。这说明,在整体HICP通胀率快速下行和GDP增速连续超预期之下,欧央行对“滞胀”的担忧边际上有所缓解。
不宜低估欧元区通胀的压力和ECB抗通胀的决心。欧元区通胀压力的缓解主要源于中高通胀科目数量的下降,但核心通胀的拐点尚未确立,潜在通胀上行的趋势还未扭转,工资通胀还在上行。ECB预计到2025年下半年通胀下降到2%。
文献专栏:通胀动能的拆解、货币紧缩的滞后效应与经济衰退预警
美国经济能否逃逸衰退?本次文献专栏提供三个思考的维度:
1.美国核心PCE通胀已经由供给主导转向需求主导,货币政策较难兼容通胀和经济增长。需求侧看,经济软着陆、通胀的乐观预期和美联储政策转向是一个“三元悖论”。除非供给侧持续修复,否则市场同时定价软着陆、货币政策提前转向和通胀超预期缓和的逻辑难以自洽。
2.货币政策紧缩效应或被低估,滞后效应今年上半年或有更充分地体现。时滞(lags)是美联储2022年下半年例会声明中的高频词汇,是“紧缩过度”风险的来源。FOMC成员沃勒认为,紧缩效应约在9-12个月达到最大值。据此推算,2023H1才是紧缩效应才达到最大值。并且,联邦基金利率还低估了紧缩效应的程度。
3.预测衰退有3类指标:金融(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领先(OECD领先指标)和基本面(通胀、失业率等)。依赖任意单一指标预测衰退都是不严谨的。因为,同一类型的指标,以及不同类型之间的预测步长都有差异。在2-4个季度的预测步长内,领先指标的预测效果好于期限利率和企业债信用利差。
美国经济基本面“冰火两重天”,地产、制造、批发贸易趋弱,零售和服务业消费保持韧性。由于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失业率依然保持低位。在这种非典型的“充分就业式衰退”的情况下,美联储还有降息的必要吗?
热点思考:就业转弱是美联储降息的前提?
后疫情时代,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态持续保持在历史高位。截止到2022年底,美国劳动缺口530万,空缺岗位数回升至1,100万,每位失业者对应的空缺数为1.9,失业缺口或高达-1.9%,虽然相比年初有所缓和,但仍处于21世纪以来的高位。由于劳动供给相对缺乏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主要由需求的收缩来实现。
“工资通胀”是一种可持续的通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工资增速的中枢,进而抬升通胀的中枢。工资决定了核心服务通胀的水平,90年代末至今,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数与CPI核心服务通胀的相关系数高达0.83。长期内,失业缺口或工资增速决定了通胀的趋势或中枢。4%的工资增速隐含的核心PCE通胀率或超3%。
劳动力市场转弱是美联储降息的必要条件吗?是的,劳动力市场转弱的幅度大致决定了降息的幅度。美联储计划以“更高更长”的利率曲线追求“充分紧缩”的政策立场。短期内,通胀决定了联邦基金利率终点有多高。中期内,工资增速决定了高利率维持多长,进而决定了降息的时点及降息的空间。
三、风险提示
1. 俄乌冲突再起波澜:2023年1月,美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俄罗斯称,视此举为直接卷入战争。
2. 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近半年来,海外总需求的韧性持续超市场预期。中国重启或继续推升全球大宗商品总需求。
3. 工资增速放缓不达预期:与2%通胀目标相适应的工资增速为劳动生产率增速+2%,在全球性劳动短缺的情况下,美欧2023年仍面临超额工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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