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丨我一生站在中国教育改革最前沿，没犯过错误

2024年1月1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上再次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要干七件事，其中就包括：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强化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年近八十的冯恩洪便是教育家精神的代表。这位早已是教育界传奇人物的校长， 1945年生于名门望族，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二十年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他与另一位教育家魏书生并称“南冯北魏”。就任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期间，他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创建了“合格+特长”“分层教学”的建平模式，引起广泛关注，这些事迹被拍成了两部电视剧。
2003年冯恩洪卸任，名义上退休，却一点没有闲下来，他去各地的学校听课，指导课堂改革，2014年成立了“中国好课堂”。2021年再次出任西安一所新学校——西安东城二校的校长，他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正筹备为自己的学校引进AI虚拟教师。饶是如此，他仍嫌步子太慢了，近年他又致力于与政府联手，推进区域性课堂改革。
从教六十年，冯恩洪个人的教育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保持着同步。世易时移，很多曾引风气之先的教育探索者或消失于公众视野，或已然落后于时代，而冯恩洪一直在不断创新求变，始终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
但他对所谓的传奇不以为然，“很多人说我的人生有传奇色彩，因为我一生站在中国教育改革最前沿，我没犯过错误。”之所以能做到不犯错误，“其实很简单，我做教育，教育一头联系着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我左右不了。另外一头联系着学生，我一生的特点是尊重学生，研究学生，相信学生，适应学生。我不是让学生适应我，我是主动去适应学生。我在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怎么会犯错误呢？”

冯 恩 洪

● 全国著名教育专家，曾先后担任上海培光中学副校长、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兼上海建平（集团）学校总校长，现任西安市东城第二学校校长。

● 全国教育专家委员会会长，全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关工委全国教育专家指导中心副主任，全国中小学德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客座教授。

● 曾先后六次获教育部、上海市教科院颁发的教育科研成果奖一、二等奖，著有《探索明天的教育》《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专著。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优秀教师标兵、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中央电视台曾将他的教育改革事迹以23集电视连续剧形式搬上荧屏。

2023年12月底，著名教育家冯恩洪抵达都江堰，参加在都江堰市永丰小学举办的“都江堰好课堂研讨会”，做了题为《谁改变了课堂，谁就改变了教育》的演讲。78岁的他全程站着讲话，超过了原定的一 个小时还意犹未尽，讲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演讲中，他用视频中的一节课展示了何为好课堂——那节课讲的是语文课本上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整节课老师的讲解不超过十五分钟。一个学生提出了问题：苏轼自称闲人，但他又到处为民造福， 他到底是闲还是不闲？同学们分组讨论这个问题，各自阐述立场和理由进行辩论，最后总结发言。

“传统课堂是老师带着真理走向学生，而这节课是老师带着学生走向真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带着学生走向真理，那么这样的课他不是改良的，那就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冯恩洪说。

演讲的最后他拿自己的年龄开起了玩笑，“主办方出于尊重给我准备了沙发椅，我知道他们是时刻准备着，万一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只要我出场，台上都时刻准备着。我从来不让它变成现实。我要告诉大家，我很棒，我能行。”

冯恩洪身材高大，跟其他人说话时总是微微欠身，风度优雅可亲。晚上聚餐时，冯恩洪照例是要喝白酒的，酒量之大早已名声在外。次日中午宴请从西安过来的老师前，他郑重宣布中午不喝酒，宴席过半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来点酒，惨遭助手否决，他便无奈地服从了。

年近八十，冯恩洪仍然思维敏捷，精力旺盛，接受我们采访时一连聊了两个多钟头没有停歇，聊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时滔滔不绝，语气轻柔但清晰有力，各种人名、理论和新名词信手拈来。

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都江堰的两天都是早起晚睡，旋即飞回上海家里短暂逗留后，又赶往 河南、山西等地。出行最多的一年留下124张机票，两三天便飞一次。

跟通常的传奇人物不同，冯恩洪的人生并不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相反，他说自己的一生过得很顺利，没什么大的挫折，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平淡。

他这样的传奇是如何炼成的？

冯恩洪1945年出生于天津，父亲在上海有纺织厂， 他小时候每个礼拜都会收到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两本书， 包括各种世界名著，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时代，他接受了很好的学校教育，幸运地在不同阶段遇到了三位对他影响最大、令他感念终生的女老师。“一个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一个学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时候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

第一位是他在天津耀华小学上学时的班主任孙立国老师，她是一位非常严厉的数学老师。而冯恩洪当时  是个很调皮的小男孩，有一次上课时偷偷玩玻璃弹球，一不留神把玻璃弹球塞进了鼻孔里出不来。

“我一紧张，呼吸困难了，只能用嘴呼吸。”孙老师把他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局部麻醉后用钳子把玻璃球取了出来。“鼻子不疼了，心紧张，害怕被孙老师骂。但是孙老师拍拍我肩膀说，什么也别说了，快回去上  课。”

次日，孙老师上门家访，冯恩洪很忐忑，以为她是来告状的。母亲问孙老师：我们家孩子在学校里怎么样？孙老师说：这孩子很聪明，可是……冯恩洪见状不妙，搬了把椅子让孙老师坐。“她笑了起来，眼睛瞄了我一眼，那一眼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孙老师后面的话是，就是有时候有点小调皮。”

1956年，冯恩洪跟随全家迁至上海。18岁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班上的辅导员叫李锦苹。他们班的626宿舍曾有过一个美丽的秘密。

626宿舍有个女生患有夜尿症，每晚十二点需要有人叫她去上厕所，否则就会尿床。刚开始有位室友担起了喊醒她的重任，但有时室友也睡得太沉，于是尿床事件频发。一度，宿舍的窗遮挡起来了，门也始终关着，室友们在里头晾晒被尿湿的床单。再后来，所有室友每天轮班叫醒夜尿症女生，大家配合默契，除了辅导员和626宿舍，无人知晓这一秘密。

一年后，626宿舍在全校被表扬，夜尿症女生委托宿舍长代读了感谢信，那段故事才被其他同学得知。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那个夜尿症女生到底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一种美好。人和人之间用美好的心灵相互印证，以赤诚的情怀相互温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样的社会该有多么美好。”

毕业前冯恩洪到虹口区一所中学实习，指导老师姓陈，“真正教会我如何当一个老师的并不是教材里的理论知识，而是陈老师教给我的三句话，到今天我仍然清楚记得那影响了我一生教育事业的三句话。”

那三句话是：“第一，班主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任课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不是让学生忍受课堂，而是让学生享受课堂。第二，不想当中国最好的老师就是误人子弟的老师，不发展自己、不挑战自己怎么能教书育人？第三，不管可能与否，你都要在见到学生之前先记住他们的名字。”

回顾往事， 冯恩洪深感学生时代的自己是多么幸运，三位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孜孜以求的女性的出现，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印记，使他对教育事业无比神往，满怀热情。

同时他又自我解构，“坦白地讲， 用今天的话来说， 我当老师的初心并不纯粹。因为我喜欢旅游，当老师可以满足我旅游的愿望，暑假往北边跑，寒假往南边跑。”

“但是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也要做这样的老师，让学生感到温暖，感受到爱。我们今天的校园师生  关系都异化了，完全是为了升学率，师生之间只有知识的接触，没有心灵的接触。我始终如一地认为校园应该有关爱，应该有温暖，应该有启迪，应该有唤醒。”

冯恩洪刚毕业便接手二年级当班主任，一开始并不顺利。教室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不知如何下手，不知这样的窘境何时能结束。

“一个新来乍到的老师需要面对一群已经在校一 年、对学校人情世故颇为熟悉的学生，这对新老师的考 验是极大的，身高1.78米的我也没能逃过这一考验。”

这时他想到，“学生不信服我， 那我何不主动走近他们呢？”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拜访了52位学生的家长。渐渐地，家长们开始在子女面前力挺这位新来的班主任。一个月后，冯恩洪发现学生跟他的关系转变了，乱糟糟的教室变得井然有序。

冯恩洪认为，做班主任最重要的就是建设好一个班集体。他想通过一些活动来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营造良好的班集体氛围。正好他得知班上一位罗同学最近要过生日，罗同学父母在外地工作，他从小寄养在亲戚家。于是冯恩洪提议以班集体的名义给罗同学办一场生日晚会。当大家切生日蛋糕，全班齐唱生日歌时，罗同学感动得大哭，不少同学也纷纷掉泪。

冯恩洪还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在讲台上我是老师，讲台外我与学生的相处便不再是以老师的身份。下课后，他和学生一起去健身房练举重，一起去人民广场跑步、踢足球， 还学会了理发， 拿着理发刀给全班男生剃头。学生有暗恋对象了也会找他倾诉心事。

1978年，冯恩洪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6月，《文汇报》以《探索者的新里程》为题，报道了冯恩洪所做的这一系列在当时堪称大胆的教育实践，并由此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教育思想大讨论。

当时整个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热潮中，面对经济上改革开放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连中学生能不能戴手表、穿皮鞋、看《红与黑》都能引发热议。教育究竟该怎么办？教育界通行的说法是“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蛮办法不行”。

《文汇报》发表的讨论文章对他褒贬皆有，但实际情况是，褒者少而贬者多。因为这次讨论，他丢掉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

“当年手表、皮鞋、《红与黑》的争论解决了，并不意味着社会上争议的结束。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最终解决了吗？教育是为未来的社会培养有用人才，教育如果不研究社会的发展，如果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教育的活力又来自哪里呢？”

这场大讨论之后，冯恩洪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声名鹊起。他吃惊地发现，“一夜之间，我被推到了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推到了教育改革的腹地。”1985年， 他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香山工作会议上发言，获得了强烈反响。出席这次会议的基层教师代表只有两位，另一位是魏书生。此后他们被并称为“南冯北魏”。这次发言改变了冯恩洪的命运，他很快被任命为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

▲和王光美合影留念

这是冯恩洪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

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他从一名普通班主任变成上海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当组织部领导找他谈话宣布这项任命时，冯恩洪的第一反应是：“当副的行不行?”

就任建平中学校长后不久，本来不会喝酒的冯恩洪开始喝起了白酒，因为身为校长不得不面对各方挑战：“一个中年女教师过来敬酒，你能破例喝下去的话，后半辈子老娘甩开膀子跟你干。她是妇女们的头头，你叫我怎么办？我只好试着干了一杯。又一个老教师过来，看得起干一杯。校长能看不起谁啊?”

“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漂亮多了，喝酒三个月之后， 我的腰围从两尺二变成两尺四”，冯恩洪风趣地感慨， 一边指了指自己的酒糟鼻——这也是工伤。

当年的建平中学在市重点当中排名倒数第三。在他之前，四年里换了五任校长，最短的一任，仅在职两个礼拜。接手时，学校账户上仅有一毛三分钱。

九月开学第一天，学校公告栏前分外拥挤，众多师生正围观一张《致新校长的公开信》:“希望新来的校长是个富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架简单的训话机器；希望新来的校长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而不是开一连串的空头支票……”这显然是给新校长的下马威，冯恩洪没有被吓住，反而读出了一个积极的暗示：同学们渴望变革，渴望得到尊重。

冯恩洪琢磨，学生们二十年后再相会，念念不忘的绝不是老师讲的某节课，而是那些活泼精彩的校园活动。

因此他选择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上任的“第一把火”是推出建平校园艺术节，到第三年发展为通宵文艺联欢会，这项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持续至今。通宵联欢会的活动流程如下：晚八点开始师生联欢，十二点迎接新年钟声，半小时后美食街等活动开始营业，凌晨两点有歌手决赛和爱心义卖，接着是篝火舞会，凌晨四点放电影大片，凌晨六点艺术节落幕。

尽管通宵熬夜对人到中年的冯恩洪来说是个煎熬， 但看到孩子们玩得很高兴，尽情享受艺术节带来的乐趣，便觉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深受学生喜爱的好校长冯恩洪

冯恩洪很清楚传统教育的症结所在。由于长期以书本为中心，中国基础教育的普遍问题是“胸中有书， 目中无人”，只研究书，不研究人。

“所有学校都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人，那么主人在学校里有选择的权利吗？如果主人只能服从，不能选择，他就不是真正的主人。中国的教育只有补短教育， 没有扬长教育。”

对此他的态度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充分尊重学生的情感，充分释放学生的潜能，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紧接着，冯恩洪热情满满地在建平推行教育改革。

当年各个学校的兴趣小组都是为了应付竞赛而设， 比如为了参加物理竞赛，学校把各个班级的物理特长生集中起来，成立竞赛辅导小组，但竞赛举行之日便是兴趣小组解散之日。冯恩洪认为，真正的兴趣小组要摆脱只为竞赛服务的角色，应该是满足有差异的学生的，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化。

他提出，兴趣小组要系列化、正常化，像必修课 一样有章可循。1986年起，建平中学成立了48个兴趣小组，开设了96门校本课程，发展到后来的76个学生社团和124门校本课程。校本课程相当于选修课，学生可以 自由选择，比如技能类有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应用、摄影、修车、缝纫等课程，文化类有影视欣赏、围棋、书法、绘画等课程。

兴趣小组和校本课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顶尖人才大量涌现。九十年代末，学生张耀坤在建平发起了电脑组装社团，后来到德国学习医用机器人研发，成为这个领域的杰出人物，近年回国成立上海达芬奇医用机器人研发中心。

另一名学生张健是数学奇才，初三时就获得了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到了高中，他已经提前学完了高中和大一的数学课程。“建平的数学老师没人教得了张健，我们决定把张健交给最好的老师”，学校专门为他请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复旦大学的苏武昌教授，另一位是华东师大的熊斌博士。

“张健高中三年数学课一节也没上过，每到数学课，他到学校资料室自己阅读，完成导师交给他的任务。这样三年下来，他在34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以满分摘得金牌。”张健后来学了数学专业，毕业后在英特尔公司担任研发部总监，之后辞职创建了做期货的高端平台。

“所以这就是个性化教学，定制式培养，这就是因材施教，是人类教育的最高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有国家课程，没有校本课程，那无非是正步走，正步走的教育，是出不了卓越人才的。引导学生扬长的方向，永远 比号召学生补短，更能释放学生的潜能。”

1989年，冯恩洪把充分尊重学生差异的教改推进到学生必修的国家课程，英语、数学等学科实行“分层教学”，同一个教材，按学生的程度分为A、B、C三种 进度进行教学。A进度是六七十分、可能还会不及格的学生；B进度是中等水平的大多数学生；C进度是尖子生，能学多少是多少，没有限度。

学生根据能力和兴趣自己选择上哪个班，“学生自主选择，家长参与选择，教师指导选择”。一个学生可 以在A班(合格)学数学，在B班(良好)学外语，在C 班(特长)学物理，因此形成了走班制。

“教育界有个特点，正确的废话特别多，比如面向多数、兼顾两头。哪个老师一节课能面向多数、兼顾两头，最后多数保住了，两头呢，好的没吃饱，差的消化不了，我要问公平在哪里？那是形式公平。但是我们的分层教学让每个学生每节课都听懂85%，这是终点公平， 是高级公平。”

由此，建平中学在课程的校本化、国际化、系列化 等方面均有突破，最终形成了“合格+特长”“规范+选择”,以及“分层教学”的“建平模式”。

冯恩洪在建平中学的这些改革实践大获成功，学生考取重点大学的比例大幅提升，1985年至2000年，建平学生在国际国内各类竞赛中获奖近6000人次。此外，建平中学还兼并了几所学校，发展为建平教育集团。

2003年，央视播出了以冯恩洪为原型、以建平中学 为背景的23集电视连续剧《这里盛产金苹果》,由知名演员王志飞饰演男主角蒲校长。这部剧让冯恩洪进一步名满天下。

当我们采访时提起这部剧，冯恩洪却没好气：“剧里说我爱人跟我离婚，没有这回事。就为了增加一点挫折和戏剧性。本人的传奇特点，就是没有经历大的挫折，改编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爱人气得三天不烧晚饭。”

▲冯恩洪在建平中学当校长时期留影

也正是在2003年，冯恩洪辞去了建平中学校长兼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的工作。“坦白地说，我在建平是留有一点遗憾的，这条路没有全部走完。我找到了合适的内容，但我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同样的内容，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是否仍采取一样的教学方法？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对于采取怎样的‘不一样’,我当时是有点模糊的。”

离开建平后，冯恩洪依然难以割舍对教育的热爱。一节好课是什么样，应该怎么上？带着心中的这个困惑， 他走访了大江南北的一间间教室，投入到了对课堂文化的进一步追求中。

“课堂是中国教育的细胞，教育的问题就是课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冯恩洪到全国各地听了6000多堂课。他发现，高手在民间。

邯郸一位名叫牛卫国的语文老师在教《送东阳马生序》的最后环节，让同学们六人一组对这篇课文进行创意改写，有的改成三字经，有的改成七言律诗，有的改成两句长联，还有的改成了流行歌曲，令他大开眼界。

山东省一所农村中学让冯恩洪见证了某种“神话”,老师每节课只许讲10分钟，学生活动参与教学为35分钟。那些学生都是农家子弟，却有着出色的表达能力。校长表示：农村中学没有合格师资，没有哪节课老师是不讲错的，有一次他批改作业时发现，数学老师讲错了，但有5个学生做对了。于是校长叫做对的学生教数学，那个学生不会用数学语言来讲数学，用的是山寨版的语言，但奇迹出现了，听不懂的学生听懂了。

冯恩洪还听过很多这样的好课，他对“一节课要怎么上”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聚焦课堂文化，帮助更多老师“上好课”成为他迫切的愿望。

“国际教育已经更新了赛场，能力比知识重要。积累知识不是目的，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目的。我们还在知识积累的跑道上拼命，而国际上已经由知识积累迁移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

2014年春天，冯恩洪与国务院教育政策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周满生、教育名家刘堂江一起在长安街散步的时候提出：浙江卫视有中国好声音，我们要不要推出中国好课堂？几个人一拍即合。一个月内共有66位特级教师加盟，大家联合起草了《中国好课堂宣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大国教育呼唤的‘好课堂’是以学生发展为本、释放学生潜能的课堂，是融合先进数字技术的课堂，是建设学习共同体的课堂——这样的课堂将彻底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价值观。”

他们发现，中国的青少年跟国际同龄人相比，有如下弱点：合作能力差，思维不够活跃，不善表达，人际交往能力不强。这些弱点跟我们的传统教育价值取向也许存在一定关联。

针对中国青少年的这些弱点，“中国好课堂”团队试图找到一个支点，把整个教育撬起来。与传统课堂相比，“好课堂”强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注重合适的、差异化的教学，创造出活跃的课堂氛围，释放学生的潜能。“好课堂”采用了“15+30”的模式，即老师讲解不超过15分钟，学生自由讨论、表达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

冯恩洪举例说，他在海南听过一节讲《司马光砸缸》的语文课， 一个小女孩提问：小朋友掉进缸里了，其他小朋友都慌了，司马光也是小朋友，他为什么没慌？“围绕这篇文章，没有比这个问题更有价值的问题了，老师要带领学生走出教材，研究司马光，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课堂”还引入了跨学科思维，“比如说解决一条河的污染，涉及的知识有地理、有经济、有生物、有化学，有流体力学，有高等数学，这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果。如果说1989年我们推出校本课程，还是基于分学科， 现在我们是基于任务完成的，相当于项目制学习。”

正如冯恩洪前面所说，传统课堂是老师带着真理走向学生，而“好课堂”是老师带着学生走向真理，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僵化的课堂形式固然让人生厌，但只有“教无定法”显然是不够的， 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如何评价一节课，中国好课堂团队把经验上升为文化，从问题、合作、合适三个维度制定了非常细化的评价标准。

到现在为止，冯恩洪及其团队已经到过1602所学校合作推广“好课堂”,都江堰的永丰小学便是最新合作的学校之一。

都江堰市教育局局长杨震，师范院校毕业， 一直认为课堂改革是区域教育变革的突破口，所以杨局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课堂改革。在与冯恩洪接触后，对他的“好课堂”理念深为认同， 一个月后，双方便签订了合作协议。

而都江堰永丰小学校长钟雪兰，更是很早就安排了老师参与冯恩洪的好课堂联盟培训。杨震说，“好课堂”正在改变永丰小学，希望能进一步给整个都江堰市的教育带来变革。

▲听课是了解学生学情的最好方式，冯恩洪经常去听课，了解老师和学生的状态。

为了推行“好课堂”，冯恩洪常年在外奔走，但中国这么大、学校这么多，他有时也难免感到力不从心。

有一次， 一位上将专门从北京飞到上海来见冯恩洪，二人深谈了四个小时。“上将说，你做的全部是兴国的梦，合适的教育才能兴国，你有哪些困难？我说， 我一生追求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我总觉得太慢了，太累了。”

“他说我的推进方法不对，全国约53万所中小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推，要推到哪年哪月？教育家要和政府携手，推动区域教育现代化。

在上将的牵线之下，冯恩洪团队已与山西省榆社县签约，即将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好课堂”。正在商谈的还有河南长垣市。可以想见，区域推进如顺利进行，将大为提升“好课堂”的推进效率。

除此之外，冯恩洪还担任校长一职。2021年，76岁的冯恩洪出人意料地出任西安东城二校校长，是法人校长，而非名誉校长。

“2014年我到过西安灞桥区六次，帮助他们的五所高中发展。他们这次要实现教育家办学，征求我意见，我哪知道这是一个‘坑’。因为我想校长不可能是我， 因为公办校长60岁退休，民办校长70岁不在位，2021年我都76岁，结果到最后区长‘图穷匕见’,说‘东城二校校长非冯校长莫属”。”

“我告诉他政策上不可能，他的法律顾问站起来说，教育家办学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冯恩洪最终接受了使命，签下了为期12年的工作合同。在这所新学校，他继续全方位尝试着新的探索。

我们多次惊叹于他超人般的工作激情，他却淡然表示：“我做教育我很快乐，我不是无奈，不是痛苦， 不是低水平的重复。我一天也没出现过职业倦怠。”

“我的自然年龄是78岁，我的心理年龄是70后。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传奇仍在继续。

▲与教育发展中心合作，挂牌“响水县冯恩洪高级中学”，成为全国第一家挂牌“冯恩洪高级中学”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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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期/2024年1月刊

文稿丨刘溜

排版 | 张庆

审核 | 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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