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的教育正在培养一群“优秀的绵羊”：聪明勤奋，却又盲目顺从。他们具备渊博的知识，却只会答题，不会提问，没有任何思辨力可言，离开书本几乎是半个“废人”。
2024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甘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为什么学生进了大学很不快乐？其中一个原因，现在大学越来越像工厂，院系像生产车间。”
他还表示，即便是国内顶尖高校的学生也普遍感到疲惫、焦虑。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每天早早起床；
每天准时早上7-8点钟走进教学楼；
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坐定负责听；
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放学后，回家做作业。
在学校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氛围：学习是当前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考试也是评价我们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
每当这时，总是想起高中老师的那句话：
“你要考的内容都清楚了吗？”
是啊，在应试教育的框架下，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工作和生活。
“考试”似乎就是万用方程式。
身体素质不行？那就把体育加入考试。
美术学不好？那就把美术加入考试。
学太多了近视？那就把视力加入成绩单。
古代，中国学生求学都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入仕争取功名、光宗耀祖。现代，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上学成了每个孩子必须完成的事情，但仍然被赋予了强烈的功利目的：上学是为了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或者进编制、当公务员。这样的想法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成为一种共识。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等等。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学校里曾流行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很多学校、家长、学生一门心思强调智育、重视分数。
“分数至上”“分分计较”，分数成了学生身上“优良中差”的标签，不仅决定着升学去向，还关系分班、排座、评优等切身“利益”。
为了获得“利益”、赢得尊重，学生们只好瞄准分数开“卷”，题海战术、超前学习、校外辅导……逐渐变为“做题家”、考试机器。
“学校好不好，关键看升学率”，这不只是很多家长、学生的共识，也是一些教育主管部门衡量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资源配置的标准。
炒作和重视高考升学率的行为在教育领域屡见不鲜。
有些地方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与片面追求升学率、评定学校的“北清率”等同起来；有的县甚至用数亿元来重奖高考状元和提高高考升学率。
此外，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存在着“唯成绩”、“唯升学”的政绩观。
为了提高升学率，有些地方和学校会劝退成绩较差的学生。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地方教育的恶性竞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功利化教育的发展。
最近，有两则备受关注的教育新闻。
一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志新在教室里分享了他在B站开设的网课，并特别强调这些课程是“免费、非学分、无作业”的。
他在课程开头的介绍中提到，“永远不要因为形式主义和功利目的而失去对知识的好奇心”。这种做法和言论受到了网友的广泛赞扬。
另一则是某地一位家长声称，因为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学校向孩子提出了自愿放弃中考的申请”。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剥夺学生中考权利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两件事折射出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值得深思。
章启群谈到：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比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的直接恶果。应试教育中，那些单纯以备考为目的，却无法和现实产生联系的知识，在认知科学中被称为惰性知识。哪怕当时学得再努力，考试后也会遗忘，我们也常常调侃自己的知识水平是“高考即巅峰”。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
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为什么中国孩子可以在各类知识竞赛中拔得头筹，却很难在研究领域里有所建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雄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他表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让孩子们从小就失去想象，失去创新的兴趣。现在连小学生都厌学严重，一个小孩从小就被考试压倒，丧失了好奇心和想象力，怎么指望他成为创新人才，成为像钱老这样的大师呢？”应试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强调标准答案，追求既定目标”的考试机器，却扼杀了孩子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拉比曾回忆道，放学后，她的母亲常问她：“今天你提出了什么好问题吗？”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赫伯特·布郎也分享道：“我的祖父总是鼓励我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出理由，然后让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父母都鼓励我发问，从不教导我盲目接受事物，而是让我通过理性去理解。我认为这是犹太教育在这方面略胜一筹的地方。”“你怎么这么会问问题？”相较于一些中国家长对于孩子“为什么”问题的不耐烦，犹太家庭特别鼓励孩子玩“为什么”的游戏。他们不仅引导孩子不断提出问题，还会认真地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中国科学报》曾经发文质问：“研究生为何提不出问题？”
其实何止研究生，在课堂上、职场上，最头痛的就是“没人问问题”。
时常台上的人对着PPT一通输出，讲完以后满怀期待地询问“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台下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看起来好像都懂了，但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没有问题’。”
提不出问题，代表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只是全盘接纳，并无吸收内化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孜孜不倦的鸡娃教育，看似培养出了一堆循规蹈矩，非常能“答题”的乖孩子，却扼杀了思辨的火花，铲除了创新人才生长的土壤。
现在学生上小学为了上中学，上中学是为了考大学，考大学是为了找工作。在这样一个话语体系里，根本没有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为生活做准备、为终身发展做准备的问题。当前我们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当教育和生活有了真正的内在联系，教育本身才更有意义，学生的学习也才更有兴趣；相反，学习脱离了生活和人自身的体验，学习就是枯燥的，孩子还有什么兴趣？学生只有在生活和实践中才可以体会到学习的价值是什么，比如他在课堂上突然解开了一个生活中的秘密，他的学习兴趣立刻就可以调动起来。教育应该是为了培养人，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而不是将快乐寄托在将来的高薪工作上。因为他们所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存在很大的脱节，与他们的实际体验无关。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几年前和儿子第一次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开学典礼。在校长Shirley Tighman演讲后，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家长将她围住问，“普林斯顿将如何保证孩子们在读完大学之后有好的出路, 进入一流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 (即要保障以后能赚钱)？”Tighman说，你们不应该在孩子刚进学校门就想着出去的事。找什么工作不是目的, 做有趣的事, 过有意义的生活才是。“进入普林斯顿，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这可能是你们孩子的人生中最欢快最浪漫的时光。四年的学习生活中，你有最优秀的同学，最棒的老师，一流的课程；你有丰富的课外活动，还有这么美的环境。你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四年以后你去投行，还是去律所，而是你今天怎么利用普林斯顿给你提供的资源，去发展、发掘自己，去知道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擅长的是什么，如何才能在将来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她还说，你要是确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普林斯顿对你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呢？
正如华莱士在演讲中说到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
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经这样说道：“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教育学家蔡元培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
教育上，很多人关注的都是孩子在学习中是否优秀，而忽视了做人的教育。
其实，成功，都是从“学会做人”开始的。
汇编、排版 | 张庆、实习生 苏海琪
审核 | 朱埼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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