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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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小编摘录
2021.5.17
文 | 斯文至乐馆主
源 | 斯文至乐
许渊冲先生在书房里，时年98岁
【馆主曰】著名文学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上个月刚刚度过他的第100个生日。
六年前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重译莎士比亚全集，以每天1000字的译速，大致半年译完一本书，计划五年时间译完。三年前的某一天，馆主好奇地问许先生，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先生的译本颇经典，为什么还要再译？许先生认真地说，朱先生才华横溢，译本经典。他走得太早，只活了30多岁。我现在重译，对原著的理解与30多岁的人会有不同。翻译是再创作，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竞赛，我希望我的译著能做得比原著更好。
馆主不懂翻译理论，只喜欢和许先生聊闲天，读许先生的随笔文章。不过，馆主明白，他提出的翻译竞赛论，若无很高深的功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口气的。他曾多次跟我笑谈过，他和杨振宁是同班同学（英语课在一起上），杨的物理学得好，但英语考不过他。一百多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已经二百多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只是其中之一。老先生很“骄傲”自己是“诗译英法唯一人”，将中文古诗词流畅地译成英文、法文韵文，并在三种语言之间流利地互译的，古今中外至今只有许先生一人做到了。他是国际译联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奖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2021年4月17日，许渊冲先生100岁生日照
馆主与许先生结缘，是因为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之前馆主看过许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有篇谈到梅贻琦校长，因此想听听许先生讲讲梅校长的故事。2010年10月25日，在该书首版即将交付出版社时，馆主终于如愿去拜访许先生，得到他和夫人昭君老师的热情接待。当天许先生就聊了很多梅校长的故事，馆主据此撰文，许先生用红笔修改后，同意作为《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书序。此后，我们有了许多值得回味的往来。
才子佳人故事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次许先生谈及西南联大时的恋爱史，馆主冷不丁问一句，当年的女友魅力该有多大，才能这么多年后还能让您写那么感人的回忆文章？许先生二话不说，到卧室一角的大纸箱里，翻出一张足有八寸大的老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妙龄女子确实好看，馆主说漂亮！许先生脸上绽出孩童般的笑容，坐在一旁的师母昭君老师也是和蔼优雅地笑了笑。
许先生一兴奋，自然而然地把年轻时的浪漫情史给顺了出来。1940年9月10日，19岁的许先生情窦初开，和意中人及其他同学从云南阳宗海回昆明时的合影已经有些模糊，但许先生的记忆却非常清晰。他清楚地记得合影的前一天，与意中人携手同下山坡的情景，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中英文诗。许先生见我听得津津有味，爽快给我打印那首诗。才高情重诗美，馆主借花献佛，赠予天下有情人：
“青山伴着绿水，
山影在水中沉醉。
第一次搀着意中人的手，
肩并肩走下山丘。
唯恐手上的余香，
会流入遗忘的时光，
就把手和十九年的生命，
投入一千九百年的湖心，
要溶出一湖柔情，
和湖水一样万古长青！”
许先生住在北大畅春园一套不到60平米的老式公寓里。他的书房兼卧室不到10平米，一张书桌，一张简易床，两三张沙发椅，已经满满当当了。两墙装满书的简易书柜是这间房的独特装饰物，颇抢眼，书柜上多是他60岁后调进北大以来出版的著作和译作，总共有120多部。如果再加这几年的著作，应该有150部之多。数年前有位清华才女曾即兴书过一联，描绘某名家书房：一墙书，不望春秋与陶朱；两袖风，轻抚花月与诗鸿。馆主当时就觉得许先生的书房也颇合此联意境。
《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系《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修订版）序文二。2019年1月3日下午，许先生嘱作者参阅他的文章《梅校长一家和我》，在初版序文上增加了一些内容（本文与新书上的序文略有不同，聪明的馆友们应该懂的）。今日馆主刊发此文，再贺许先生百年华诞，祝老人家健康快乐！
2011年4月，许渊冲先生90岁生日时，馆主的孩子正学书法，即以隶体写了一幅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敬贺许先生生日快乐。许先生和夫人昭君老师非常高兴，昭君老师将该幅字挂在卧室里。2018年6月，昭君老师因病不幸去世，这幅字仍挂在那里。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经典与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8年赴法国留学，1950年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张家口、洛阳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调入北京大学，历任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120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巴尔扎克全集》《莎士比亚全集》《雨果戏剧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12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修订版）2021年4月出版
许渊冲：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
我在西南联大前后八年。前四年在外文系，毕业前去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做了一年翻译，毕业后又考取了清华研究院，还兼了一个学期的半时助教，可以算是和联大同始终的了。回想联大八年，联大三位校长（南开张伯苓、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时称联大三位常委）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清华的梅贻琦校长。
我和梅校长一家人有缘，与他的四个孩子都比较熟悉。他的大女儿梅祖彬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在西南联大时我们曾经同台演过话剧，分饰男女主角。她的个子比较高，我俩还专门背靠背比过高矮，我比她高了一公分。
她的二女儿梅祖彤比我低一届，他的独子梅祖彦比我低两届，都是联大的校友。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联大号召高年级学生参军抗战，众多学子纷纷响应。祖彬、祖彤两姊妹去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我和祖彦也都去参军，为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做翻译，直至抗战胜利。梅校长的小女儿祖芬上过昆明天祥中学，我当过她的英文老师。5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祖彬、祖彤两姊妹回国探亲时，我们在北京重逢叙旧，我请祖彬、祖彤和祖彦夫妇及其他们的同学关一贤、何申、贺祥麟等人在北大欢聚，并在一起合影留念。
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梅校长在联大的时间最多。经常看他穿一套灰色西服或者一件深色长袍，从昆明西仓坡清华办事处经过昆中北院，再走豁口到新校舍来。有时突袭警报来了，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到新校舍北面的坆山躲警报。有一次我看见他后面一个跑警报的军人嫌他走得太慢，居然用手把他推开。据说蒋梦麟校长在重庆躲警报时也受到过军人的欺侮，蒋校长就拿出随身携带的蒋介石的请帖来，军人赶快赔礼。可见蒋校长更会做官。
梅贻琦校长性格内向，不大喜欢表现自己，没有几个人能够很好地了解他的内心想法，不管是他的同事也好，甚至是他的家人。我看过他的一些日记后，对他才有了更多的了解。
2013年10月，许渊冲先生和夫人照君（赵军）老师在书房的书柜前合影
自由教育
解放以后，我们对梅贻琦校长，实际上是进行批判，因为他走的是“白专”道路，把读书、教育摆在政治之上。我们对他的看法一直受了“左”的干扰，对他并不怎么研究。不过，现在想来，他不一定是错误的。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始终认为：要求学生读书是第一位的，如果要搞政治，也不应该妨碍学术。而这正是解放后批判的“白专道路”。
20世纪50年代后，我们提倡学术要为政治服务。按梅校长的意见，总觉得政治不应该过分影响教育。我觉得当时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大致可分两派，一派多搞政治，一派多搞学术，我和杨振宁都搞学术。在我的印象里，学习好的同学很少大搞政治。最著名的例子是闻一多先生和汪曾祺的对话（见后）。我记得梅校长曾经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第一食堂的讲话：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运动。看来他是支持汪曾祺，不赞成闻一多先生的。但在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参加抗战，需要翻译时，他却号召外文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一律参军，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归结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追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追求个体的善，道德境界追求社会的善，天地境界追求宇宙的善。
梅校长是道德境界，他非常重德，不过，重德也有各种不同。解放后重德主要重党性，阶级立场。梅校长却只要求学生学习好，不管你是什么派。当年国民党要求西南联大开三民主义课程，梅校长只开了几个讲座。尽管当时校园里也有三青团，但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是错误的。当年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园的作用远远不如现在共产党、共青团在学校里的影响大。在当年校园里，三青团没什么地位，人们不怎么在乎三青团，国民党也没什么地位，教授们大多不是国民党党员，名教授基本上都不是。冯友兰是文学院长，本来并不是国民党员，是后来被拉进去的。吴宓教授没有入党，很多名教授都不是党员。张奚若教授是老革命，因为他跟随孙中山一起参加过同盟会。总之，当年学校并不把政治看得那么重要。那时认为，一个人德好，和政治没有必然关系，政治并不等于德。现在有人则把政治等同于德，这是现在与过去的区别。
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张的和现在的路线并不相同。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为什么现在派去国外留学的很多人，回国后成就并不大，问题可能是这些人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好，并不一定业务都能好。梅校长是把才能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不要德，而是主要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才是德的价值。德是基础条件，一个人不能做对社会不利的事，这是德，但它只是一个人的基础。如果德是一层楼，那么才是二层楼，没有德不行，但光有德也不行。西方有人说过，光有德没有才，则德一点用也没有，没有才的德是空的。如果没有才，德怎么发挥？德没有才不可能发挥大作用。
蒋介石曾经多次请过梅校长吃饭。1946年6月25日梅校长在日记中记载：“余问：‘主席（指蒋介石）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简简单单几句话，却写出了蒋介石的音容笑貌，可见蒋在国共纷争前夕，对华北局势并无把握。其实梅校长担心的，在1945年10月28日日记中已写明：“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民主自由又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心！”11月5日他又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事过七十多年，现在看来，梅校长当时担忧的学术自由问题，的确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前进方向。
1950年梅贻琦校长（左三）旅法期间，许渊冲（左二）和留法清华诸校友在巴黎接待
适才适用
办好大学的一个关键是用人才的问题。从梅校长办学效果上看，他根据中和之道的思想用人，能够人尽其才。比如，他任用文、法、理、工四大院长很得力，教务长潘光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个个了得。冯友兰倡导儒家思想。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像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一批杰出科学家，都是他任院长时培养出来的。梅校长曾任清华物理学教授，他能用吴有训，而且认为吴有训物理学水平更高，还选他当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而现在并不是这样，当官是第一位的，当了官也可以提学术职称。梅校长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校长而做会长或院长。这就是官本位和人才本位的差别。
梅校长以人才为根本，人才并不仅限于学历。钱钟书、华罗庚都是人才，虽然学历、资历不够，但是照样能评上教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本位，在学校做了官就容易提职称。像有的书记，也当上教授，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研究，当了官就可以提升教授或者博导，实际上是贬低了教授。所以钱学森说：解放后培养的杰出人才不多。
学术自由是梅校长在西南联大倡导的学风。学术不自由，人们的思想就会被禁锢，就难以发挥创造性。在梅校长看来，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搞政治不能妨碍读书。要搞政治，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可以搞。如闻一多教授热衷政治可能有点过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来华参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梅校长号召学生参军，闻先生却不支持，认为不该为国民党政府利用，这就不合爱国主义精神了。学生中，汪曾祺说闻先生政治活动参加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用高射炮向他高射。他反批评汪曾祺对政治不闻不问，汪曾祺说闻先生是对他俯冲轰炸。这“俯冲”和“高射”就代表了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不同看法。西南联大国民党任命的训导长查良铮也比较进步。不过，学生运动时，他们都是保护学生，而不是迫害学生。当时西南联大的气氛与后来被批判的并不是一回事，西南联大并不是落后的旧大学。当然，后来许多西南联大进步的教授都被批成“右派”了。不受批判的很少，吴晗教授是西南联大著名的左派，后来也被批斗。我同班的学生中，袁永熙是共产党地下领导人。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婚，却反对蒋介石。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右派。西南联大时期搞政治的校友，很少不受冲击的。
在我印象中，梅校长随和寡言。但他办教育有一套，清华一些年轻的名教授，如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板凳而已。实际上，正如邓小平所说，好领导就是为大家做好后勤部长。梅校长的才干在于，为做好教育工作，他总是能够准备好教学条件，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在许多人看来，梅校长深得老子无为而治的精神，教育办得真好。他是理科出身，和文科出身的蔡元培先生不同。蔡元培先生喜欢研究学术，但他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赞同。比如，他研究《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在影射哪些前人，学术价值并不很大。梅校长在物理学术方面成就不一定大，但他在办教育上，却使清华在十年之内赶上北大。西南联大也好，清华也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这需要很难得的才能。可以说，清华事业就是他的事业。
1930年代梅贻琦校长一家人在北平
中和位育
梅校长不是个外向的人，他平时不大讲话。1949年他去法国巴黎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我们几个在巴黎大学学习的西南校友陪他到处走走看看，都是我们讲，他不太问。到卢浮宫，我为他讲解宫中藏画和艺术珍品，他都是听，也没有问什么话。我们大家都很崇敬他，他能够这样和同学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我们是留学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他跟我们在一起比较委屈，参观博物馆不花多少钱还好，但看戏买不起头等票，只能买便宜票，他也乐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还请他在香榭丽舍大街露天咖啡馆喝咖啡，在金龙酒家晚餐。在法国期间，梅校长曾经慢吞吞地讲过一个怕老婆的笑话。有一个人说，“怕老婆的坐到右边去，不怕的留在左边。”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坐在右边，只有一个人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怕老婆？他回答说，“老婆叫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当时北京已经解放，清华师生大多留校，梅校长这个笑话有没有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情呢？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梅校长了。
西南联大三位常委里面，我觉得张伯苓比较左，他是梅校长的老师，也是周恩来的老师。张校长提到梅校长时，称他为月涵，说他是南开中学第一班第一名，后来又是清华第一批留美生。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听到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校舍。校舍原是兵营，几十个学生住一间，条件差，非常拥挤，学生很难安心学习。
蒋梦麟看了直摇头，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是折中派，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住好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不妨住得差点。这样看来，蒋梦麟比较右，张伯苓比较左，梅贻琦是中间派。冯友兰也主张中和之道，我赞同梅校长和冯先生的观点。蒋梦麟比较右，但他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主张革命，原来很进步。张伯苓是从贫苦家庭奋斗出来的，很不简单。他们三个人典型地代表了左中右派。
梅校长人品好。庚款那么多钱，要是现在都不知道会被贪污到哪里去了。但梅校长分文不取，一丝不苟，这样做谈何容易？梅校长能够几十如一日地清廉，这就是他的人品。清华校长向来不容易做，连罗家伦校长都做不长久，其他一些人都被否决了，甚至被赶走，梅校长一任就是二十年，单凭这点就很了不得。其他有学术水平或者有政治背景的人当校长都不长久，唯有梅校长能够稳稳地当好校长。联大之大，八方诸侯都是英雄，梅校长能够把这些大学问家邀集在一起，共度时艰，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真不容易！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说梅校长不公平。比如，吴宓先生就在日记里说梅校长，听了陈福田的话，对他不公平。因为梅校长是个内向的人，从不对外人说起这些事，我们作为学生很难评价到底是梅校长不公平，还是吴宓先生自己偏激？但我认为，梅校长面对那么多人与事，也许会有疏忽。
可是，如果梅校长处事不公，他能够长校那么多年取得那么大成就吗？梅校长对吴晗开始没有重用。因为西南联大文学院有好多人资历比吴晗深，名气比吴晗大，学问也不在吴晗之下。我觉得吴晗有投机心理，比如，他跟毛泽东谈朱元璋时说，朱元璋时有一和尚是投降派，后来不革命了。毛泽东说这个和尚不可能投降，吴晗就去找资料证明这个和尚没有投降。虽然顺风转舵，可到了1957年反右，还是把他打成右派。因此，投机是不行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大常委北大蒋梦麟（左）、清华梅贻琦（中）和南开张伯苓
人才天问
抗战时期的两大后方，重庆国民党势力大，昆明就比较自由。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人才辈出，这和地方有关，和时代有关，是由时空两大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正是所谓时势造人，人造时势。西南联大八年了不起。说句实话，如果解放后阶级斗争思想不这么压倒一切，大学也可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人才辈出。现在经济挂帅，人才多向钱看，愿搞学术的人少了，大多做别的赚钱的工作去了。
梅校长办学请名师，讲究学术自由。解放后，缺少像梅贻琦这样自由思想的教育家。发展社会主义是大方向，但说不同意毛泽东的人都是反革命，这就不对了。反右害了多少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不改变，很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来。
在反右时，我曾经提过三个意见。第一，我说毛泽东思想要继续发展。这句话现在看来没问题，但在当时不行，认为是反毛泽东的，得挨批。第二，我说斯大林肃反杀人太多。第三，我说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翻译出现三个错误，一是共产主义原文没有产字，二是幽灵应该翻译成魔影，三是徘徊应该翻译成经常出没，让人胆战心惊。这些意见在当时不得了。幸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领导认为我只是学术问题，不是反党问题。光明日报今年还刊登了这件事。我也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因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是根据日本译本翻译的，日本人都把中国翻译成“支那”，不可能不出偏差。
我的这些思想受了梅校长的影响。他自由教育的理念，要求学生把书读好，也就是后来说的“白专”道路，现在重新提出，可能有好处。如果不这样做，自由思想不能发展。现在时代在进步，反右文革时期一波三折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赶上好时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自然规律和历史必然。所以研究梅贻琦校长的思想，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能有借鉴的作用。
跨年演讲：造物者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