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偶然性”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偶然性”
作者简介:陈侃章,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古往今来说西施》《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唐诗之路话诸暨——诸暨唐诗三百首》(合著)等著作。
“跨六奔八”的77、78级,你还好吗?
【作者题记:2022年1月,为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毕业40周年;2022年7月,为全国统考后的1978级毕业40周年。作为其中的亲历者不由溯源感怀,仅以此小文献上一瓣心香。】
77级、78级这批迟到的幸运儿在“跨六奔八”之际,迎来毕业四十周年纪念日。人生斜阳余辉明——亲历者们更加怀念那段青春时光。讲坛上、媒体间,不同的记忆视野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出现了集体写史的盛况,以至著名学者、77级考生陈平原教授喟然感叹:“该说的都说了,几近题无剩义。”
亲历者所写,既有个人对往事的感受,又有记诸史册之托,希望后人能了解这段难忘的岁月。由于经历过苦难和折腾,所思所想往往化作情感奔涌而出,可谓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但人是观念的动物,当社会气候稍有风吹草动,特别是一个浪潮来袭,一些本已上下反复讨论,下过定论的重大问题,似乎重新走向模糊,真实与差错交织,诋毁或误解并行。为记下当年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笔者曾作过努力,尽可能查阅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尽可能接近这段历史真相——《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勉力问世,就是一块引玉之砖。
“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文革”自然中止,举国欢腾。华国锋其时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在提出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求继续批判邓小平,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1977年2月7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也即后来常说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5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文章,重申上述观点。
“无产阶段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写入1969年4月的“九大”、1973年8月的“十大”报告和党章,以及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宪法》。其主旨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继续革命”的一种体现。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强调:“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继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为制定十一大路线的重要内容和依据。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迟至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告废止。
在这种思想和政治舆论的导引下,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开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有些亮点,但要从根本上突破1971年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两个估计”,和当时的政治口径,几无现实可能性,何况在会前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事前已报经华国锋同意。在这个会议中,“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虽经过讨论程序,但依然坚持老人家批准的,新当家维护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对此有刻骨铭心的回忆:“1976年12月,宣布我当教育部部长,1977年1月25日我到教育部去。”“我一直不想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多年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翻来覆去的批判,令人感到无所适从……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放假闹革命后又废除了高考入学制度,学生水平太低,各条战线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突出,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但是,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时,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我避开了。新闻界约教育部的同志去谈这个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普教司司长向我请示,我说:还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径吧。这就错了第一步棋。不过后来我也逐渐觉悟,几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要求否定‘两个估计’,当时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同志总是说去请示,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纪要,经过毛主席没有?’前面说过,那时是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因此还是不能动。不久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提上日程,我没有考虑立即恢复高考,就报经国务院批准,仍按‘文革’中的办法,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一错再错。招生会议前,刚‘解放’到天津市工作的蒋南翔打电话给我,他说培养人才有如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我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市代表说,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又被否定了。”(刘西尧《攀峰与穿雾》212-213页)
“文革”的政治理论在惯性运行,多年形成的冤假错案尚不能平反,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仍以“革委会”名义掌权,县级以下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城市的知识青年还在下乡,已下乡的要求他们继续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片“涛声依旧”。至于散布在人们头脑中的烙印,可以用“剪不断、理还乱”形容,社会思想就是如此僵化,这些历史局限性客观存在。
以上就是当时的大体政治历史背景。明了上述情况后,才能体会到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真正的拨正航向,其重大意义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后来者如离开当年历史背景评论说道,就难免多创作成分了。特别是那些朝云暮雨的文章,使人感到这不仅是“为五斗米折腰”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非常强烈,华国锋听到呼声。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表讲话:“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显然,按照这个部署,“适当的时机”是在1977年8月中旬举行的十一届全会上,邓小平才能复职。但后来的事实是:1977年7月中旬邓被宣布恢复职务。邓小平快速进入角色,在八月上旬就主持召开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科教座谈会”,于是“恢复高考”的大事惊天发生。这一个月时间的提前,真正踩准了历史的“穴道”。如果按照程序,邓要到八月才能正式复出,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在时间上不可能,在时机上将失去。至于邓为什么比原定时间提前复出?不得而知。必然中的“偶然”就这样发生。
对于参加8月4日开始的“科教座谈会”的人员,邓小平提出四个原则要求,第一,要有见解,敢于说话;第二,不是行政人员;第三,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卓有才学;第四,不能与“四人帮”有牵连。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回忆,他与科委方明瑜先提出初步参会人选,然后报经同意。北京大学物理系沈克琦教授对此忆述:“我那时是北大物理系副主任,常去教育部高教司办事,司长刘道玉认识了我。
8月初接到会议通知后,我不知道要开什么会。”温元凯说:“1977年6月,我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没想到,方毅给我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查全性回忆当时情况:“1977年7月底的一天,记不住具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刘道玉作了补充:“我当时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从高校挑选代表……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当时还是副教授,按规定没资格参加会议,但我是武大出来的,有点偏心,就让他去了。”而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童第周赴会更具戏剧性,8月4日开会当天:“邓小平开场白讲话时环顾四周问:‘童老有没有来?’并接着说‘文革中童老扫地,他扫地都是科学态度,真认真。让他扫地真是糟蹋圣人。’”会议组织者马上在第二天就请童第周先生参加会议。由此可见,参会的人员在邓小平所提原则前提下,邀请哪些人赴会,并没有具体程序,而有随机的“偶然”。
这次“科教座谈会”没有设置特定的议程。这从邓小平开宗明义的讲话中就可反映出来。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世纪只剩23年时间了,我说超越,至少接近,某些方面能接近、赶上当时的水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前一段我没抓工作,胡思乱想,找了少数人,方毅、李昌、邓力群,吹了一下。我的想法是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大家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不但没有棍子,现在的三个公司都要丢掉(指制造棍子的钢铁公司、乱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事后给人穿小鞋的鞋子公司)。”显然,原定这是一个“山海经”、“诸葛亮”式的务虚式会议,讲讲科学技术如何发展,议论教育水平如何提高,围绕科研和教育展开讨论,还可以倾吐苦水,发发牢骚。
会议前两天,与会者大多比较拘谨,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大都心有余悸,如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一开口便是检讨,说我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一定要进一步下工厂和农村,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云云。这些话语虽不是会议组织者所希望的,但此时的自然流露又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会议的深入,与会者的放开,涉及实质性的发言开始出现,如在议论到现有高校招生制度时,邹承鲁研究员说:“现行的招生办法,群众推荐是走形式,领导批准实际是走后门的合法根据,没有考试制度,后门是堵不住的。”
8月7日,本次会议简报组为8月6日的座谈会发了三期简报,说明这天会议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
查全性对此有回忆:“在8月6日上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在会上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接上话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沈克琦、温元凯等对于何东昌和吴健中的发言也感同身受。而邓小平赞同性的插话使查全性为之震动,他在笔记本上原已勾勒出发言要点,与会者的肺腑之言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更让他感到面对混乱的教育现状,必须大声讲出自己的观点来。
查全性铜像
上午气氛热烈,下午掀起波澜。查全性副教授拿出笔记本所列大纲,面对邓小平和与会者,慷慨陈言:
“当前的大学招生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改进,以使新生的质量得到切实保证。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2)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反映说:‘新中国成立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3)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招生的总原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并应体现以下精神:(1)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多的撑死,少的饿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漏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各级领导、各单位,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优先优秀青年,要支持他们报考大学,不得阻挠。”
由此不难明白,“恢复高考”并非会议事先设定的议题,而是与会人员在邓小平不断鼓动导引下,众说纷纭,大胆议论出来的“偶然”。
邓小平在会议中不断插话,当听完查全性的发言后,邓小平点头赞许,然后环视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沈克琦、温元凯、金善宝等纷纷表态赞同,不少与会人士几乎沿着查的发言主线,在补充着同样的问题,如温元凯建言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场上形成了齐声呼应要求恢复高考的局面。沈克琦再次强调,“现在的招生制度对高等教育影响很大,有些学生甚至不够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无论教师如何努力,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与大学相去甚远。”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蒋)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小平同志便转头问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回答:“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查全性又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同样的意见,要求今年立即改。
邓小平看到听到专家教授如此迫切决绝,如此慷慨激昂,且声声肺腑之言,句句在理在心,完全忧国忧民,在会上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3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邓小平斩钉截铁“不要等了”,当场拍板“今年恢复高考”,实是会议热烈气氛中推动出来的“偶然”,这个“偶然”可解决了社会现实的诸多痛点。
华国锋同意“恢复高考”是“方向性调整”
邓小平早已看到 “文化大革命”那套推荐招生方法的弊端,早已认定高校招生非改革不可,这些已多次体现在其讲话中。但考虑到兹事体大,在本次会议之前,他设想做一年时间的准备,他曾经对方毅、刘西尧说过: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但一定要凭考试入学。
邓小平是伟大的战略家又是高明的战术家,他当然清楚“两个估计”的政策束缚,当然知道上个月开过的高校招生会议依然坚持“推荐招生”,当然了解现任最高领导的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而更现实的是,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原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确非同小可。这个政策思想转弯如不做好,“恢复高考”这牵一发而动全身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极有可能引起全局性的混乱。
显然,从这次“科教座谈会”中邓小平更加明悉,高校招生“恢复高考”是众望所归,是民心所向,专家教授们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而要求改革的时间节奏上,身处一线的专家教授们比他还急迫。邓小平的伟大再次显现,他马上调整原有的设想,决定将“恢复高考”时间提前到今年就举行。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他连下三着妙手:责令教育部立即收回已于8月4日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招生文件;布置教育部重新召开招生工作会议(8月13日开始),按照“科教座谈会”的意见作程序性落实;迅速将会议的情况和自己推迟今年高校招生的意见(8月18日),报请华国锋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绝不顾这顾那,拖泥带水。对此刘西尧的回忆也有较详细的叙述。
其实,邓小平看准一件事情作快速调整是常有的事,这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回忆中亦可得到证明。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1978年11月中旬邓小平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到访后,邓小平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他们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请教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果断,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
对于邓小平推动一连串“恢复高考”的举措,作为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也全力支持,同意收回经过自己阅处同意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又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在10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意见明确表态:“先就这样定下来,然后再不断总结经验。”在恢复高考这件大事上,华国锋并未坚持“两个凡是”,而是对自己作出过的决定不断修正,对下达过的指示作“自我否定”,这些都是对原维护 “推荐招生”作“方向性调整”,转弯力度很大,殊为不易。
在“恢复高考”一事上,五位常委和相关副总理一致同意。尽管如此,从领导分管和所作系列工作来说,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最资深的领导人,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冲开阻拦,拨乱反正,领导恢复高考,果断提出决策意见,这是历史事实。当然,这个重大决策,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全力赞同,也功不可没。但有的文章,未深入当时政坛的肌体,仅根据面上的领导架构和邓小平的行政报送程序,说“恢复高考”是华国锋的决策,邓小平仅仅是“恢复高考”的分管者和支持者,显然偏离和割裂了历史事实,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于这一点,当事者刘西尧2009年3月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钱江采访时也再三强调:“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了不起。没有他,要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根据文献档案资料写成的《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一文,对此有较多展开,此处不再重复。
“77、78级”考生显然是诸多偶然合成的产物。其实回首望去,许多历史多是一连串的“偶然”,而“偶然”的构成,又往往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作始非简,将毕也钜,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大概如此。
四、未展开过的“恢复高考”重要节点
“恢复高考”在逝水流年中渐行渐远,作为当事者“新三届”对有些“亲历”也渐渐模糊。而八九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生人,对此则恍如隔世,看事谈论,下笔为文,不由自主地用后来的观念想像那段岁月。
亲历者所写细节栩栩,自然流出,令读者如临其境,倍感亲切;在非亲历者看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多凭个人记忆驰骋才气而作,觉得无必要去查阅文献历史资料。然而记忆尤其是年事趋高的记忆并不可靠,加之77级高考是各个省分头举行,在国家统一招生政策的原则下,不排除有些省作微调,或多或少也有些个例存在。以下所述根据所见文献档案资料来判定,并以当事者较靠谱的回忆为辅助。
1.77级高考分数保密,官方渠道不大可能公布,但有的考生为何知道现在的考生对自己的各科分数乃至排名顺序,在阅卷结束,公布成绩时就一清二楚了。但“恢复高考”的77级,通知参加体检和政审的考生是不知道自己考分的,更不可能知道录取线是多少。不公布高考分数是当时的招生纪律,并非77级首创,即或在“文革”前所有年份的高考,对考生也一律保密,本人无从知道自己的分数(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270页)。77级极大多数考生是到校或多年以后才从相关渠道获悉,而有的考生终其一生不知自己的分数。前些时日,77级一位退休多年、有相当影响的考生,由于撰写回忆录需要,向档案管理单位要求查看自己当年的考分和志愿填写情况,不被允许。他锲而不舍,找了熟悉的领导出面也无果。答复说:经请示上级,不能查看本人档案是制度规定。他感叹说,看来在有生之年也无法知道当年自己考了多少分,如何被录取了。这种毫无密级可言的某个档案节点,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也不能查阅,而要自己“百年”以后让后人才可获知,令人感慨莫名。
对于当年的考分情况,77级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知道,甚至明白自己的考分排列,名列前茅云云;有的说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让你知道。西北大学77级经济系学生张维迎撰文称:“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见《永远的1977》,217页)。
在《永远的1977》一书上,同是一个省,同是77级,这批同榜生也有不同表述。福建77级考生林坚撰文说:“由于当时考试成绩和分数线均未公布,录取线更是绝对保密,能否录取,谁也不知道”(该书197页)。福建77级考生陈晓明回忆:我的“语文83分、政治73分、数学65.5分、史地57分,总分279分”(该书210页)。
陈晓明考生知道得如此细致,估计或有特殊渠道获得。可能招生办有熟人,且是有一定的层级者私下透露。每个省的高考都是由省里统一日期考试,统一组织阅卷。77级高考分数是保密的,这是招生纪律,从官方渠道获得分数不大可能。前几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分别出版了《绝代回眸》《120个回望》两本书,书中所列77级考生没有一个人提到自己当年知道考分。至于某些回忆说当时连社会上也知道自己是某科的“高考状元”,小说家笔法也。坦率说,在当时乍暖尚寒的历史背景下,“状元”这个词是“封建”的产物,没有人敢讲,更不敢去类比。所谓有“高考状元”当是后来修饰冠加。如果当时某地要公开1个,那就要公开10个,公开10个就要公开百个,以至于全体考生了。
1978年的“招生文件”,也进一步证实了1977级考生的分数不能从官方渠道公开获得。教育部编《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简报》1978年4月第6期第三条:关于公布考试成绩的问题:“一种是同意公布考分。但是如何公布、公布哪些人的、何时公布等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一种是不同意公布考分。认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若怀疑我们有舞弊行为,可以查办!为什么教育部门自己不相信自己呢?若公布分数,小孩子成绩不好,压力大,可能有人会自杀。”这就说明是否公布高考成绩即使在1978年还在讨论,遑论1977年了。
最终讨论结果并报请中央领导同意,从1978级开始公布高考成绩;如考生怀疑自己的考分,还可以申请查分。国务院1978年6月批转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第四条是,关于公布考试成绩:“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对没有考好的学生,不应歧视、讽刺,要切实作好思想工作,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考生对本人的评卷如有怀疑,可向当地招生委员会提出申请,由招生办公室查阅试卷。”而向考生和所在单位公布高考成绩,又是邓小平拍板的。
从1978年开始,官方渠道公布(后改为通知)考生的高考各科成绩,这是中国“科举史”上开天辟地的改革,且延续如今,这是民主的使然,制度的规范,时代的进步,意义重大。
77级考生是否公布考分,是相关回忆文章中矛盾较多的一个节点,什么原因导致,前面已经述说了一些,也有可能各省执行政策宽严度不一,如若多加展开,文字就长了。
2.77级考生报考时没有重点院校与非重点之分
1977年全国高考时,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只能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省的实际命题,再组织统考。全国没有统一高考日期限定,只要求在11月至12月份考毕。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各地11月28日开考,12月25日结束,历时约一个月完成高考。
在统一招生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没有必要将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情况一一写出。这里以浙江省为例说明: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11月中旬报名,下旬完成文化水平“初试”,“初试”合格的考生参加12月15日至16日全省统一命题考试。
浙江省余杭县1977年招生初试入场证
浙江省该年招生所有的高校、中专、中技名单,公布在1977年11月9日《浙江日报》第3版,高校只分理科(包括工、医、农、林)、文科(包括外语、财经、政法)、艺术和体育,共三个大的类别,没有重点院校与非重点之分。考生根据这些招生学校名单,在高考之前填毕高考志愿,志愿表中也没有“重点”与“非重点”设置。这是直观清楚的原始资料。
无论是官方渠道,还是众多考生,不但没有“重点”与“非重点”的概念,即使不少考生,连高考分文科、理科都不清楚。如77级考生张维迎撰文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县宣传部一个干事这里听到的……他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上大学读书还有‘文理’之别。”(《永远的1977》,216页)。其实像张维迎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从77级考生所填志愿的顺序看,也可明白考生不知有重点与非重点。如北大法律系77级考生李克强,当时所填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大学,而非北大;四川大学历史系77级罗志田,所填志愿依次是成都师范学校中文高师班、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复旦77化学系林曼华的志愿依次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厦门大学数学系,结果她被复旦大学录取;厦门大学77级历史系刘海峰所填志愿依次是福建师大中文系、福建师大历史系、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此种例子不胜枚举。考生如果能知道学校有重点与非重点区别,是不会按如此顺序填写志愿的。
直到1978年2月17日,1977级才有重点与非重点院校的文件下达。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以(1978)27号文件批转《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列出恢复“文革”前的60所重点院校,同时新增加28所,共计88所。而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考生填志愿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77级考生已在1977年12月之前填毕志愿,而且文件下发之时,大多数院校已经做好录取工作。后来有些考生回忆说:“自己当年报考了重点大学,并被录取。”对于这句话要分开讲。从时间节点上,这句话不太符合当时实情,因为当年考生填报志愿时还没有什么“重点院校”与“非重点”名录,无从知道哪些是,哪些不是?但这句话又有对的成分,因为自己考入的大学后来获批为“重点院校”(不管是恢复的还是增加的),1977年的“招生文件”中也有“优先录取重点院校”之语,只不过国务院对“恢复和增设重点院校”要到1978年2月17日才批转。
有可能的情况是:77级招生时重点院校实际存在,因为国务院迟迟未批复,所以对考生和社会不作公布,更没在志愿栏目设置,或许由招生管理单位内部掌握。这就是1977级考生填报志愿时“蒙在鼓里”的部分实情,反映了当年招生历史演变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到了1978级招生,以上这些就区分得清清楚楚。为使其直观明了,将主要节点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3.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前已有“恢复高考”传闻溯源
也有回忆文章说,在1977年五六月份就听到了“恢复高考”的传闻,便开始悄悄复习了。这传闻从何来呢?查1977年恢复高考正式公布是10月21日,“科教座谈会”是8月4日开始,8月8日结束,说自此后就有恢复高考消息传播倒有这个可能,因为参加“科教座谈会”专家教授有 30多人,加上一些有关部门领导和会议工作人员,总共有五十多人,邓小平在会议上拍板了当年就“恢复高考”,这种好消息是会不胫而走的,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公布。
但说在五六月份就已经知道“恢复高考”消息,就令人费解了。因为1977年的第一次招生工作会议是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太原召开,招生工作的文件,无论是会前起草,还是在会议中形成,都是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推荐招生方针,没有“恢复高考”的影子,所以说在六月份就知道“恢复高考”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再说,邓小平复职也是1977年7月20日以后,在这之前,他有什么讲话也不可能外传。或许这些传闻是考生和专家教授的预判,或许是民间的呼声和期望,也或许有误记的可能,大概只有这么说了。
4.关于1977级从军队招生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1977年地方院校从军队招生事宜。查1977年招生文件,对招生对象分两段表述,一是在“招生对象”中表述:“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未婚……”。这里没有出现现役军人。但在“招生办法”中有一处表述:“解放军干部、战士到地方院校学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根据文件精神,制订具体办法。”77级中有军人学生,复旦大学经济系77级周伟林的回忆文章提到:他们年级有五位现役军人,把被子叠得刀切一般齐整。而到了1978年的招生文件,考生只有年龄和报考学历限制,连什么行业、婚否都不作限定了,军人考生就更多了一些。
5.77级依然招“社来社去”及“共大”、“七·二一”、“五·七”大学生。
所谓“社来社去”是“文革”中对高校改革而增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即考生从原来农村中的“公社”来,读书毕业后又返回到原“公社”去。77年招生文件第五条规定如下:“纳入国家招生计划上普通高等学校学制在一年以上的‘社来社去’班的学生,在校期间转户口,其口粮、副食品供应和生活待遇,应同普通班学生一样。学生毕业后户口转回原社队。”
所谓“共大”源于1958年,在“文革”中又有发展,77年招生文件第七条作如下表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是加速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建设人才的重要方面,要大力发展,认真办好,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招生条件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订。”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到实际工作层面,充满着新旧交织和矛盾冲突,招生文件保留这些是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作这个过渡是必要的。而到了1978年招生文件中,这些内容就全部取消,那些特殊现象就走入了历史。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就社会发展层面上讲,77、78级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就个人层面上讲,77、78级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正如77级考生,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刘海峰所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77、78级等恢复高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中体现出来的。”
无庸讳言,当前有一种令人思量的社会现象呈现,我们以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却在念念不忘中被我们忘记。我们以为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正在我们中间悄悄复萌。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是有感而发的切肤文学语言。时代前行之“路”是接力完成,有时波浪式、有时暂停式、有时徘徊式、有时跳跃式,历史螺旋向前,这个定律千古不易。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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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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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辉耀主编《那三届(1977、78、79)》,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
13.祝毅主编《120个回望——纪念恢复四十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14.东方平、少达主编《新三届致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
15.《绝代回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16.相关日期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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