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为啥中国内卷化了，而欧洲没有？
大分流：中国为何没能
像欧洲一样摆脱“内卷化”？
文：仇鹿鸣 编：先知书店
中国与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而一度领先的亚洲经济却与“经济崛起”失之交臂？
▌大分流：中国历史的大哉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及其性质的研究，可谓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其研究的关怀与温度虽随着政治风浪几经起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
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建国以来的史学界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停滞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斯密陷阱、内卷化等种种论争，江南一直是话题中的主角。
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约也是存在于很多学者心中的大哉问，驱使他们进入明清江南的世界。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则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与以往颇为不同的答案，因此一经出版就在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彭慕兰早年曾攻读欧洲史，后来才转向中国史研究，所以他对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和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当熟悉，《大分流》一书主要通过对西方学界有关16-18世纪世界经济史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像：
在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欧分流了出去，西欧经济也将走入与江南经济相似的“内卷化”轨道。
彭慕兰的研究是建立对大量现有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彭慕兰本人对西方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这从他书后所附有的近50页的参考文献可以窥见一斑。
《大分流》以中国和欧洲作为互相比较的单位，作者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
而江南在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
全书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对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进行了比较；其次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状况，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
得到的结论是：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
作者同时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
●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和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
指出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与其把16-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
作者同时强调，一般认为体现西方优势的一些制度，如股份制公司，在此阶段并没有在商业竞争上的优势，欧洲人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
●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都出现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欧洲经济也将和中国经济一样陷入“内卷化”。
然后作者讨论了，是什么因素使欧洲摆脱了这样的命运，走上了分流的道路。作者认为英国蕴藏的大量的易开采的煤提供了工业化的能源，而英国煤矿含水量高的特性，抽干煤矿中的水的需要使得蒸汽机有了用武之地。
而北美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糖、木材和棉花等原材料，是英国摆脱了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压力，这些原材料也成为原始工业化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助推剂，因为英国本身不可能出产足够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
而新大陆所提供的白银，使西欧具有了足够的购买力来获取非洲的奴隶和亚洲的奢侈品，前者为北美种植园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后者推动了“勤俭革命”的发生。
作者认为在解释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成为新的世纪经济中心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
对于一名历史研究者而言，《大分流》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大分流》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汉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化，和西方学界一些新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
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辈西方汉学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其理论的预设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是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
其研究问题的内在理路是用线性历史观进行思考的产物，即现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任何偏离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
而在彭慕兰的研究中，问题意识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英国没有变成江南，为什么西欧没有最终走上内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从而摆脱了线性历史观的纠缠？
彭慕兰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在世界范围内毕竟只有西欧的少数国家产生了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视野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无疑更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彭慕兰的《大分流》如果说在具体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但他的思路和视野无疑是将现有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虽然彭慕兰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从《大分流》及其一些相关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西方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化，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由“中国特殊论”转向“西方特殊论”，这种学术理路的转换，不仅意味着长期统治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日趋没落，更意味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西方汉学界学术范式的转换不但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启示作用，更要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的断裂，历史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历史是被建构而成的这一系列的特点。
就以彭慕兰所讨论的问题为例，西方无疑直至现在依然是这场分流的受益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其在对这段历史的建构过程无疑具有支配性的话语权。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时更加注意解构这种强势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分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如何更好的解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与视野。
为此，本频道诚挚推荐包括《大分流》在内的“彭慕兰作品集”，这套丛书，可以全面展现彭慕兰教授的学术观点与治学精髓，对读者来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当下的社会。多一个审视世界的角度，也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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