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阅历广博，思路开阔，行文无拘无束，其散文对弗兰西斯·培根、莎士比亚等影响颇大。以《随笔集》（Essais）三卷留名后世。所著《随笔集》三卷名列世界文学经典，被人们视为写随笔的巨匠。
蒙田：为什么很多人有知识而没有智慧？
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往往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不加修饰的粗人，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敏锐而活泼泼地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
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我很想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背驼、枯萎干瘪。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越充实也就越开豁。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我分不清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再者，我认为这丝毫不能用来为我的哲学家们辩解；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我要放弃这一个理由。我认为，宁愿把这个弊病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方式不正确。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我举例的时候也在做蠢事。我写随笔时，大多数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从书本中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因为我记性不好而保存，而是为了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样，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最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他们学会了同别人，而不是同自己说话。”“不在于会说话，而在于会管理。”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艺术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吹芦笛不难，但首先要学会摆弄指头。”这条出自一首芦笛小曲的谚语真是微言大义！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富豪，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没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为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了”。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也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的错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好，哲学家会贻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 精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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