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杠杆周期研究：理论、现状与展望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马家进
导读
2018年4月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未来3年三大攻坚战之首，对经济金融形势、大类资产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旨在教科书式地梳理杠杆周期的理论和案例，建立杠杆周期的分析框架；探讨当前中国杠杆周期所处阶段，继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经济和大类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认为：坏的去杠杆主要有两种：通缩去杠杆，恶性通胀去杠杆；只有适度通胀去杠杆，才是好的去杠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问题最为突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这是我们2018年1月7日《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现状、成因、化解与影响》报告研究的延续。
核心观点
根据不同债务人的类型结构和收入−债务关系，融资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1）对冲性融资：债务人稳健保守，债务负担较少，未来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2）投机性融资：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未来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本金则需要不断滚动续期，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3）庞氏融资：债务人的未来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进行新的再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对冲性融资属于好的加杠杆，庞氏融资属于坏的加杠杆，投机性融资则介于好的加杠杆和坏的加杠杆之间。如果经济中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占主体，那么经济是健康和稳健的；而如果部分投机性融资以及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过大，那么经济金融体系将会变得非常脆弱，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危机可能一触即发，迎来“明斯基时刻”。去杠杆是加杠杆的逆序过程。
坏的去杠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缩去杠杆，另一种是恶性通胀去杠杆。在去杠杆周期中，如果政府不进行适度或过度干预，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化出清的方式去杠杆，容易导致最常见的通缩去杠杆。而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则可能出现恶性通胀去杠杆。通缩去杠杆和恶性通胀去杠杆分属两个极端，但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均被归为坏的去杠杆。
要实现好的去杠杆，一方面需要阻止通货紧缩阶段的信用市场崩溃，另一方面要把名义增长率提高到略高于名义利率的水平。简单来说就是，首先要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其次是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但是也要避免发生恶性通胀，陷入另一种坏的去杠杆。只有适度通胀去杠杆，才是好的去杠杆。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各类贷款是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房地产在借贷的发生过程中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杠杆周期、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紧密相连。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房市繁荣，房地产的抵押价值上升，贷款额度上升，信贷投放增加；贷款增多，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涌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和信贷投放的螺旋式上升。
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与杠杆周期也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一开始，金融部门在监管制度的框架下为实体部门好的加杠杆提供资金，但是随着实体部门进入坏的加杠杆阶段，融资需求和利率快速上升，金融部门有利可图，于是谋求绕过监管约束，提供高风险的融资服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得益于影子银行所提供的充足资金的支持，坏的加杠杆得以持续并不断加码，又进一步刺激了融资需求和利率的上升。螺旋式上升的结果便是风险不断累积，直到危机爆发之后，进入螺旋式下降阶段，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是典型的“坏的加杠杆”与“坏的去杠杆”的组合。无论是坏的加杠杆还是坏的去杠杆，日本政府的政策错误均难辞其咎，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加杠杆的过程中，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之间的相互强化催生出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迅速攀升，最终泡沫被政策收紧刺破，危机爆发，经济步入衰退和通缩。但是去杠杆的过程中，当时日本政府进行调控干预的态度不够坚决，力度不够强劲，使得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债务−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中，“失去的二十年”。
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稳步复苏则是“坏的加杠杆”与“好的去杠杆”的组合。危机必然是由“动物精神”驱动的“坏的加杠杆”所导致的，但是“好的去杠杆”则得益于美国政府和央行在吸取历次危机和救助的经验教训之后，所采取的果断和科学的调控干预。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大衰退”，与1929年的“大萧条”齐名，但是结果却全然不同，原因在于上一次是通缩去杠杆，而这一次是适度通胀去杠杆。
中国杠杆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步。在2001−20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宏观杠杆率整体保持稳定，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而2009−2016年中，经济增速在短暂反弹后逐年下滑，宏观杠杆率却迅猛上升；201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开始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宏观杠杆率也趋于平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本轮杠杆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2001−2008年：好的加杠杆；2）2009−2016年中：坏的加杠杆；3）2016年中至今：好的去杠杆。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问题最为突出，中央政府、居民部门和民营企业的问题相对较小。因此在去杠杆时，主要去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坏的杠杆，对居民部门着重于控杠杆，中央政府可适度加杠杆，加大对民生环保等领域的投入，而对新经济和民营企业好的加杠杆也要鼓励支持。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债务类型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切实有效地降低宏观杠杆率，优化杠杆结构。同时，防范金融收缩叠加带来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劣币驱逐良币、企业信用风险等。
风险提示：贸易摩擦；货币和监管收紧超预期；改革低于预期。
目录
1 杠杆周期理论：加杠杆与去杠杆的循环往复
1.1 加杠杆：好的加杠杆和坏的加杠杆
1.1.1 融资行为的三种类型
1.1.2 引发危机的三个阶段
1.2 去杠杆：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
1.2.1 坏的去杠杆：通缩去杠杆和恶性通胀去杠杆
1.2.2 好的去杠杆：适度通胀去杠杆
1.3 周期循环：“乐极生悲”和“否极泰来”
1.4 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
1.5 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
1.6 杠杆周期和资产价格
2 杠杆周期案例：两次危机及其不同后果
2.1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
2.1.1 坏的加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破灭
2.1.2 坏的去杠杆与“失去的二十年”
2.2 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稳步复苏
2.2.1 坏的加杠杆与次贷危机
2.2.2 好的去杠杆与稳步复苏
3 中国的杠杆周期：历史与现状
3.1 中国杠杆周期的变化趋势
3.1.1 2001−2008年：好的加杠杆
3.1.2 2009−2016年中：坏的加杠杆
3.1.3 2016年中至今：好的去杠杆
3.2 中国宏观杠杆率现状
3.2.1 非金融企业部门：国企杠杆风险过高，民企杠杆去化较好
3.2.2 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严控债务，中央政府关注民生
3.2.3 居民部门：加杠杆透支消费潜力，有待房地产长效机制
3.2.4 金融部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正文
2018年4月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研究审定《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会议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我们在2018年1月7日发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现状、成因、化解与影响》中，从现状、成因、化解和影响四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宏观杠杆率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扭曲是导致杠杆率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重工业企业、地方政府等拥有信贷优势，产能扩张缺乏约束，而这些部门又存在市场化出清困难，导致杠杆率易上难下。”在政策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深化国企改革，增强国企活力”以及“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禁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
本文将延续和深化之前的研究，旨在教科书式地梳理杠杆周期的理论和案例，建立杠杆周期的分析框架；探讨当前中国杠杆周期所处的阶段，继而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对经济和大类资产配置的影响。
1 杠杆周期理论：加杠杆与去杠杆的循环往复
和经济周期存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一样，加杠杆与去杠杆的循环往复构成了杠杆周期。
1.1 加杠杆：好的加杠杆和坏的加杠杆
关于加杠杆，以明斯基的研究最为深入。他所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认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出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1.1.1 融资行为的三种类型
明斯基根据不同债务人的类型结构和收入−债务关系，将融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
（1）对冲性融资：债务人稳健保守，债务负担较少，未来现金流足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是最安全的融资行为；
（2）投机性融资：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开始增强，未来现金流仅仅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而债务本金则需要不断滚动续期，是一种利用短期资金为长期头寸进行融资的行为；
（3）庞氏融资：债务人的未来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进行新的再融资来履行支付承诺。
对冲性融资属于好的加杠杆，债务本息能够被未来现金流完全覆盖，不存在违约风险，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均能受益。庞氏融资属于坏的加杠杆，债务的持续不是依靠稳定的未来现金流，而是建立在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继续加速上涨的盲目乐观和虚幻想象之上，一旦资产泡沫破灭，庞氏融资的结局必然是违约和崩溃，所有参与者均蒙受巨大损失。投机性融资则介于好的加杠杆和坏的加杠杆之间，如果能够在长周期内持续，则类似于对冲性融资，属于好的加杠杆；而如果在长周期内无法维持，则接近于庞氏融资，属于坏的加杠杆。因此对于投机性融资需要加强监管，使其更靠近对冲性融资这类好的加杠杆，远离庞氏融资这类坏的加杠杆。
如果经济中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占主体，则经济是健康和稳健的；而如果部分投机性融资以及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过大，则经济金融体系将会变得非常脆弱，危机可能一触即发，迎来“明斯基时刻”。
1.1.2 引发危机的三个阶段
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支配着经济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因此在经济的加杠杆周期中，总是存在由好的加杠杆向坏的加杠杆转变的不良倾向。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占比越来越低，而部分投机性融资以及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加杠杆周期走到尽头，经济掉头向下，进入去杠杆周期。
明斯基将风险累积并最终引发危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经济上升期，对冲性融资为主。经济形势向好，企业经营业绩优异，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增加借贷，扩大生产，杠杆率上升。但是企业债务负担不重，未来盈利足以偿还债务本息。经济增长与加杠杆实现良性互动，资产价格上升具有基本面支撑。
第二个阶段，经济持续繁荣，投机性融资活跃。随着经济长期繁荣，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者都过度乐观，风险偏好不断提高。企业不断贷款扩大生产规模，产能逐步扩张甚至出现过剩。企业的现金流只能偿还负债的利息，本金则通过债务滚动实现续期。资产价格持续攀升，交易的投机性持续增强，投资者不断加杠杆，期望通过未来资产价格上涨来获利并偿还债务。经济总杠杆率加速上升，资产价格逐步偏离基本面。
第三个阶段，大规模庞氏融资，泡沫最终破灭。资产价格涨幅巨大并继续上升，财富幻觉导致整个市场陷入狂热，出现大规模的庞氏融资。现金流不但无法偿还债务本金，甚至都无法覆盖利息，债务只能不断滚动扩大。资产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基本面，风险巨大，市场变得极度脆弱，某个负面消息的出现便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全面崩溃。市场出现恐慌，纷纷抛售资产回收流动性，结果导致资产价格大面积大幅度下跌。资产价格的全面下跌进一步引发市场的抛售，加剧市场的踩踏行为，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循环，各经济主体开始漫长而痛苦的去杠杆进程。
1.2 去杠杆：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
当经济中坏的加杠杆占比过高并无法持续时，去杠杆周期便如期而至。一般而言，加杠杆的日子是幸福的，而去杠杆的日子是痛苦的。很少有经济主体愿意在加杠杆周期中主动进行去杠杆，大多数是在加杠杆无法持续，形势发生逆转时，才被迫进行去杠杆。
与经济周期存在深度衰退和轻度衰退一样，杠杆周期中的去杠杆也存在时间和程度上的不同。我们将那些持续时间长、破坏程度深、复苏速度慢的去杠杆周期称为坏的去杠杆，而将持续时间短、破坏程度轻、复苏速度快的去杠杆周期称为好的去杠杆。
1.2.1 坏的去杠杆：通缩去杠杆和恶性通胀去杠杆
坏的去杠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缩去杠杆，另一种是恶性通胀去杠杆。在去杠杆周期中，如果政府不进行适度或过度干预，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化出清的方式去杠杆，就会导致最常见的通缩去杠杆。而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则可能出现恶性通胀去杠杆。通缩去杠杆和恶性通胀去杠杆分属两个极端，但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均被归为坏的去杠杆。
（1）通缩去杠杆
一般而言，去杠杆周期通常以经济或金融危机作为开端，以经济衰退贯穿整个进程，因此去杠杆周期通常伴随着通货紧缩。关于通缩去杠杆，以费雪和辜朝明的研究最为深入。
费雪提出了著名的“债务−通缩”理论。当经济繁荣时，企业会过度负债。但是当繁荣的泡沫破裂，企业由于债务清算而不得不将其资产和产品廉价销售，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下跌，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出现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使得企业债务负担加重，于是企业进一步变卖资产和产品，由此加剧通货紧缩，使得物价螺旋式下跌，而债务负担螺旋式上升。结果就是实际利率上升，贷款和投资减少，经济陷入衰退。
辜朝明对“债务−通缩”理论进行了拓展和延伸，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他认为，经济衰退是由于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的泡沫破灭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过资产，陷入了技术性破产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其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所有可用现金流都用于债务偿还，不遗余力地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出现了即便银行愿意继续发放贷款，也找不到借贷方的异常现象。最终，信贷紧缩，流动性停滞，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债务负担加重、收入减少、通货紧缩之间相互强化，使得杠杆无法有效去化，拉长了整个去杠杆周期。类似于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杠杆周期的存在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加杠杆助推了经济的繁荣，去杠杆也深化了经济的衰退。
（2）恶性通胀去杠杆
一般而言，在现代具有严肃货币财政纪律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恶性通胀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在这方面不那么自觉的小国，比如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恶性通胀却会严重危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恶性通胀通常由债务货币化造成，尤其是政府债务（财政）货币化，通过超发货币的形式来稀释债务。恶性通胀去杠杆与通缩去杠杆恰恰相反，一方面，恶性通胀稀释了实际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恶性通胀导致名义收入快速增加，增强了负债主体的偿债能力。当然，恶性通胀也像通货紧缩一样存在螺旋式的自我强化。
恶性通胀去杠杆的实质是进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财富转移，以达到实际债务的灭失，与债务违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恶性通胀严重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实际产出下降，收入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大幅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危害十分巨大。而且最后为了解决恶性通胀，财政货币政策收紧，经济通常还是要承受一段时间的衰退和通缩。去杠杆周期的影响和时长并没有减轻和缩短，反而带来了额外的后果，因此恶性通胀去杠杆是比通缩去杠杆更为糟糕的去杠杆。
1.2.2 好的去杠杆：适度通胀去杠杆
对冲性融资等好的加杠杆和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的主要区别在于，未来现金流能否覆盖债务本息，或者收入能否偿还债务。同样的，好的去杠杆在缩减债务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提高收入，增强负债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通缩去杠杆的问题在于螺旋式下降的物价水平导致债务人的收入不断减少，偿债能力持续减弱；恶性通胀去杠杆的问题在于债务人名义收入的提高本质上是财富转移、债务违约，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偿债能力提升。因此通缩去杠杆和恶性通胀去杠杆都是坏的去杠杆。
达里奥认为，要实现好的去杠杆，一方面需要阻止通货紧缩阶段的信用市场崩溃，另一方面要把名义增长率提高到略高于名义利率的水平。简单来说就是，首先要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其次是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但是也要避免发生恶性通胀，陷入另一种坏的去杠杆。只有适度通胀去杠杆，才是好的去杠杆。
如何实现适度通胀非常考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若是力度不够，则无法将经济拉出通缩的泥潭；而若是力度过大，则又可能导致恶性通胀。此外，还可能出现另一种糟糕的结果：经济没有陷入通缩和衰退，但也同样没能有效复苏，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债务通过不断低成本的借新还旧得以维持，经济没有进入去杠杆周期，而是陷入一种“僵尸经济”的停滞状态，去杠杆周期以及市场出清和经济复苏被人为地推后了。因此在实现适度通胀、提高收入的同时，也要确保负债主体切实削减债务，将杠杆率降至合理水平。
1.3 周期循环：“乐极生悲”和“否极泰来”
杠杆周期可归纳为八个字：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乐观情绪滋生并高涨，坏的加杠杆占比超过好的加杠杆，系统性风险积累并爆发，“明斯基时刻”来临，杠杆周期掉头向下，被迫去杠杆，所谓“乐极生悲”。经济由衰退步入萧条，负债主体开源节流，偿还债务，降低杠杆，资产负债表修复，市场出清，终于迎来经济复苏和重新加杠杆的曙光，所谓“否极泰来”。经济的内在力量驱动着加杠杆和去杠杆的循环往复，杠杆周期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去杠杆是加杠杆的逆序过程。当经济陷入非理性繁荣，杠杆开始无序扩张，距离合理水平越来越远。但是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均值回归和地心引力作用下，爬得越高，摔得越痛。杠杆迅速崩塌，坏的加杠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好的加杠杆被殃及池鱼，但最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开启下一轮的加杠杆周期。结构性去杠杆就是要把加杠杆周期中坏的那部分充分去化，同时避免伤及其中好的那部分，而不是盲目地一刀切。
1.4 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
经济运行中存在许多周期，比如存货周期、产能周期、创新周期等等，周期之间相互嵌套、重叠，并产生共振或者对冲的影响。而在这么多的周期之中，与杠杆周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信贷扩张程度和房地产价格是观察杠杆周期的重要指标。
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各类贷款是债务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房地产在借贷的发生过程中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杠杆周期、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紧密相连。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违约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为资金的供需双方提供投融资服务。为了保障资金的安全，银行通常会要求贷款人为贷款提供相应的抵押品以作为担保，万一贷款出现违约，银行也可以通过接收和处置抵押品来减少损失。而最被广泛认可的抵押品便是土地和房产等不动产，居民的房贷自不必说，企业的贷款也常以土地和厂房作为抵押。贷款的发放额度与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的价值息息相关，房地产价值越高，贷款额度就越高，房地产价值越低，贷款额度自然也就越低。
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房价上涨，房地产的抵押价值上升，贷款额度上升，信贷投放增加；贷款增多，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涌入房地产市场，继续推高房价上涨。房价和信贷投放由此出现螺旋式上升，同理，二者也会出现负向强化。根据历史经验，同样是资产泡沫破灭，相较于股市危机，房地产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导致的经济衰退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原因就在于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同时导致抵押品价值大幅缩水，信贷周期也进入紧缩阶段，进一步加剧了通缩和衰退。
1.5 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
在现代经济中，实体部门的债务主要通过金融部门来筹措。一方面，实体部门好的加杠杆依赖于金融部门提供的融资服务，金融发展和深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实体部门坏的加杠杆也是通过金融部门来实现，金融发展和深化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增加经济金融风险，最终导致“明斯基时刻”的来临。
经过一次次由杠杆周期所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甚至是直接由金融部门引发的危机，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严加监管。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了金融部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2007−2009年“大衰退”之后，美国又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全面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但是无论金融监管如何加强，金融机构出于盈利的目的，总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金融创新，绕过严格的监管约束，进行高风险的业务活动，为实体部门的部分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每一次“明斯基时刻”来临之前，总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而在此之后，政府都会进一步加强监管，封堵各个漏洞，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经历短时间的蛰伏。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围追堵截之中不断发展和进步。
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与杠杆周期也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一开始，金融部门在监管制度的框架下为实体部门好的加杠杆提供资金，但是随着实体部门进入坏的加杠杆阶段，融资需求和利率快速上升，金融部门有利可图，于是谋求绕过监管约束，提供高风险的融资服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得益于影子银行所提供的充足资金的支持，坏的加杠杆得以持续并不断加码，又进一步刺激了融资需求和利率的上升。螺旋式上升的结果便是风险不断累积，直到危机爆发之后，进入螺旋式下降阶段，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因此在观察杠杆周期时，金融部门尤其是影子银行的变化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参考维度。影子银行快速扩张的时期很可能是坏的加杠杆周期，而影子银行迅速收缩的时期基本便是去杠杆周期。如果政府想要抑制坏的加杠杆所导致的经济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就必须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防止影子银行的快速无序扩张。
1.6 杠杆周期和资产价格
实体经济是柴，资本市场是油，而杠杆是火，杠杆到哪，火势就蔓延到哪。实体经济加杠杆，产能扩张，消费高涨，过度繁荣；实体经济去杠杆，产能收缩，消费低迷，衰退萧条。资本市场加杠杆时，资产价格如烈火烹油，涨势难以抑制；资本市场去杠杆时，资产价格遭遇釜底抽薪，一泻千里。
进行大类资产配置，需要准确把握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归根结底就是要准确判断杠杆在各资产类别之间的转移。巴菲特说的“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说的就是加杠杆末期时抛售资产，去杠杆末期时抄底资产。监测资金流向也是同样的道理，当资金大规模涌入某一市场，尤其是杠杆资金的加速流入，将快速推高资产价格；而当资金大量流出，尤其是杠杆资金抽逃，泡沫破灭，资产价格大跌。
中国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几次资产轮动便是最好的例证。2014年下半年开始，在场内融资和场外配资的作用下，股票市场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上证综指由2000多点涨至5000多点；同时又因为监管部门清理场外配资，股市于2015年6月见顶暴跌。随后杠杆转移至房地产市场，2015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尤其是限购的放松和取消，首付比例的下调，极大地便利了楼市加杠杆，房价出现暴涨。直至重启限购，收紧房贷，房价涨势才得以控制。
债券市场同样受到了杠杆变动的显著影响。实体经济低迷，优质的信贷资产缺乏，于是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行，将目光投向了因利率下行而不断上扬的债券市场。中小型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单主动负债做大规模，购买同业理财实现出表，委托非银机构进行投资，非银机构则通过货币市场拆借进一步加杠杆，形成了“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投资”的完整空转套利链条，债券牛市如火如荼。但是随着2016年下半年“金融去杠杆”的推进，债券市场转入熊市，逐渐回归理性。
2 杠杆周期案例：两次危机及其不同后果
下面通过两个具体案例来帮助理解杠杆周期的运行，一个是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随之而来的“失去的二十年”，另一个是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之后的稳步复苏。两次危机的发生均源自于坏的加杠杆所导致的风险积累，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进入坏的去杠杆周期，美国则进入好的去杠杆周期。
2.1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的这一轮杠杆周期是典型的“坏的加杠杆”与“坏的去杠杆”的组合。无论是坏的加杠杆还是坏的去杠杆，日本政府的政策错误均难辞其咎，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之间的相互强化催生出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占比迅速攀升，最终泡沫被政策收紧刺破，危机爆发，经济步入衰退和通缩。但是当时日本政府进行调控干预的态度不够坚决，力度不够强劲，使得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债务−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中，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2.1.1 坏的加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破灭
1985年9月，美国为了解决自身的巨额贸易赤字，联合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由于担心日元升值会影响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抑制经济，日本政府制定了提升内需的经济扩张政策，并放松国内的金融管制，流动性极度宽松。
在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财富幻觉的刺激下，人们纷纷通过银行贷款投资于收益可观的股票和房地产，股价加速上升，房价暴涨。在房价持续上涨阶段，银行业低估了房地产抵押贷款所蕴含的风险，甚至发放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同时，《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因此国际热钱大量涌入，进一步加速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但是资产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坏的加杠杆也终究难以为继，日本经济在疯狂加杠杆下积累了大量的风险，繁荣的表象背后埋藏着巨大的危机。在股市与房市双重泡沫的压力下，日本政府选择了主动挤泡沫，并且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行政措施，调整了税收和货币政策，最终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先后破灭。
日本政府收紧了货币政策，并对房地产贷款和土地交易采取了严厉管制。股票泡沫率先破灭，198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日经225指数到达历史最高点38957.44，此后快速下跌，截至1990年9月底，指数跌幅高达46%。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使几乎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公司破产导致其拥有的大量不动产涌入市场，顿时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房价开始下跌。此外，随着日元套利空间日益缩小，国际资本也开始撤逃。房地产泡沫就此破灭，并从6大城市蔓延至全国。日本6大城市和全国平均土地价格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到冲顶，随后开启了漫长的下跌之旅。截至2017年，日本6大城市和全国平均城市地价指数分别较最高点跌去了74%和66%。
2.1.2 坏的去杠杆与“失去的二十年”
疯狂的加杠杆带来了经济的非理性繁荣，而在狂欢结束之后，日本经济也需吞下危机爆发所带来的苦果。按照正常的演进过程，泡沫破灭，经济衰退，通货紧缩，杠杆周期逆转，经济步入去杠杆进程，而当杠杆率降至合理水平之后，经济开始复苏。可惜1990年代的日本政府没有吸取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犯了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最终结果向最恶劣的状况发展，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通缩去杠杆周期，随之而来的便是“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政府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太慢、救助力度太弱，没有及时阻断资产价格、银行信贷、物价水平等的螺旋式下降进程，导致危机迅速蔓延并不断深化。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没能果断地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致使信贷快速收缩，流动性枯竭。一方面源自于日本政府官员的理念问题，1994年10月日本银行总裁说：“央行没有义务拯救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相反，从培育健康的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让本应破产的机构破产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则源自于媒体和公众的反对，媒体和公众的强烈质疑使得使用公共资金解决银行问题成为一个政治禁区，并且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最后，日本花了八年时间（1994−2002）才成功清理银行坏账，其代价大约是GDP的17−20%，而此时距离泡沫破灭已经过去了十年多的时间。
长期的信贷和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危机之后日本名义GDP和CPI增速长期在0附近徘徊。债务负担沉重，而收入增长前景低迷，偿债能力不足，导致负债主体的去杠杆过程十分缓慢。日本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危机之后进入了漫长的去杠杆进程，迟迟难以再度加杠杆。去杠杆周期与经济下行周期相互强化，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通缩去杠杆的二十年。
2.2 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稳步复苏
美国的这一轮杠杆周期则是典型的“坏的加杠杆”与“好的去杠杆”的组合。危机必然是由“动物精神”驱动的“坏的加杠杆”所导致的，但是“好的去杠杆”则得益于美国政府和央行在吸取历次危机和救助的经验教训之后，所采取的果断和科学的调控干预。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大衰退”，与1929年的“大萧条”齐名，但是结果却全然不同，原因在于上一次是通缩去杠杆，而这一次是适度通胀去杠杆。
2.2.1 坏的加杠杆与次贷危机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小布什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刺激房地产，推出了美国家庭“居者有其屋”的计划。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初的6.5%降至2003年6月的1%。经济很快走出衰退，并且稳定增长。
宽松的贷款利率条件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立法要求金融机构向穷人发放贷款。信用级别较低的人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新宠”，导致次级贷款的大量发放。长期的宽松货币和低门槛贷款政策刺激了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同时也催生了市场大规模的投机性需求。过度的金融创新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泡沫。贷款公司通过贷款资产证券化，以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的形式把贷款资产卖给市场，获取流动性的同时把相关的风险也部分转移给资本市场。对地产抵押贷款的金融创新不仅止于MBS，其他的如CDO类产品也层出不穷。
金融创新、影子银行和次级贷款的无序扩张刺激了房价的快速上涨，而房价上涨又进一步增加了居民的借贷额度，几者在相互强化中螺旋式上升。2000−2007年的房价涨幅大大超过了过去30多年来的长期增长趋势。2006年6月美国10大城市的房价指数涨至226.29的历史新高，是1996年12月的2.9倍。房贷和房价快速上涨，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速，美国住房购买力指数不断下降。
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两年内连续17次调高联邦基金利率，将其从1%上调至2006年的5.25%。由于次贷大多为浮动利率贷款，重新设定的贷款利率随基准利率上升而上升，大多数次贷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大幅增加。基准利率的上升逐渐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进入2006年后，反映美国主要城市房价变动的Case-Shiller指数开始明显下跌。对于抵押贷款供应商来说，房价下跌降低了抵押品的价值，导致其无法通过出售抵押品回收贷款本息。对于次贷借款人来说，房价下跌使其不能再通过房屋净值贷款获得新的抵押贷款，而即便是出售房产也偿还不了本息，所以只能违约。庞氏融资等坏的加杠杆难以为继，次贷危机爆发，并通过金融体系放大并传导至经济的各个层面。
2.2.2 好的去杠杆与稳步复苏
同样是坏的加杠杆引发房地产危机，金融体系崩溃进一步将危机放大，信贷紧缩、流动性枯竭、经济衰退、物价下跌，美国次贷危机的早期进展与日本泡沫危机并无太大不同，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天壤之别。美国经济并没有陷入长期衰退，而是在危机之后不久便企稳反弹，稳步复苏，这得益于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及时而又正确的应对。
对于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同样面临媒体和公众的广泛质疑和反对，“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等运动大规模开展。但是以伯南克和保尔森为首的危机处理团队顶住压力，果断地采取措施阻断了危机的蔓延。财政部对问题机构进行注资救助，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快速将政策利率降至0附近，并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量化宽松）。美国GDP和CPI增速在大幅下跌之后强劲反弹，快速脱离衰退和通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资产价格也在一段时间之后企稳回升，有效避免了资产价格与银行信贷之间的相互强化与螺旋式下降。美国房价自2006年中的高点开始快速下跌，到2009年中便停止下跌，横盘调整至2012年初，之后开始稳步上扬。股票市场的表现更为明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于2007年10月的高点掉头向下，于2009年3月触底反弹，此后开启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有效突破危机之前的高点，稳步上涨。
从杠杆周期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能够快速实现稳步复苏。危机之前，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大体稳定，但是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趋势性上升，尤其是居民部门杠杆率迅猛上升，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私营非金融部门和整体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在坏的加杠杆周期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开始进入去杠杆周期。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开始下降。但是为了对冲私营非金融部门去杠杆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政府部门快速加杠杆，成功地将非金融部门宏观杠杆率长期维持在250%左右的水平。美国经济遭受的冲击逐步弱化并开始复苏，通胀和收入的上升提高了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偿债能力，资产负债表逐渐得到修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率先企稳并重新进入加杠杆周期，居民部门杠杆率也缓慢趋于稳定，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得以长期维持在150%左右的水平。政府部门压力减轻，杠杆率不再继续上升，维持在100%左右的水平。
美国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对冲私营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冲击，维持了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并通过降息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刺激经济和通胀的复苏，加快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速度，缩短了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周期。当私营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稳定之后，政府部门不再继续加杠杆，刺激政策开始随着经济复苏逐步退出。这便是一个“好的去杠杆”的完美案例，经济既没有陷入如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般的长期衰退，也未出现像津巴布韦、委内瑞拉或者19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一样的恶性通胀。
3 中国的杠杆周期：历史与现状
自2001年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一轮杠杆周期。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中国这一轮杠杆周期的变化趋势以及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实际情况。
3.1 中国杠杆周期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杠杆周期与经济周期并不同步。在2001−20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宏观杠杆率整体保持稳定，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而2009−2016年中，经济增速在短暂反弹后逐年下滑，宏观杠杆率却迅猛上升；201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开始企稳并出现小幅反弹，宏观杠杆率也趋于平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可将本轮杠杆周期划分为好的加杠杆、坏的加杠杆和好的去杠杆三个阶段。
3.1.1 2001−2008年：好的加杠杆
2001−2008年，中国名义GDP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均快速上涨。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以及世界经济一派繁荣景象，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国内外不断扩张的需求。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住房贷款的普及，助力居民部门加杠杆购房。政府部门为了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样提高了杠杆率。
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加杠杆需求导致同期的银行贷款快速上升，但是债务的快速增加却并没有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2004−2008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因为在此期间，名义GDP增速更高，显著高于银行贷款增速。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看，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稳定或者适度上升。此外，中国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偏低，适度加杠杆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三大部门的加杠杆都有收入增长作为支撑，未来现金流足够偿还增加的债务本息，属于典型的对冲性融资，因此这一阶段属于好的加杠杆周期。
3.1.2 2009−2016年中：坏的加杠杆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了中国经济此前的高速增长，而为了避免经济陷入重度衰退，“四万亿投资”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当时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快速触底反弹，但是却加剧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使得经济向坏的加杠杆周期发展。
在面临外部需求减少的冲击时，中国应该一方面适度提高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过剩产能的出清。中国应该通过杠杆率较低的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承接杠杆转移的同时，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但是中国最终却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三者同时快速加杠杆，将宏观杠杆率推至了偏高的境地。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分别由2008年底的96.3%、17.9%和27.1%快速上升至2016年中的166.9%、41.7%和43.4%，宏观杠杆率也从141.3%上升至251.9%。
非金融企业部门进一步加杠杆，导致原本过剩的产能进一步扩张，最终PPI自2012年3月起经历了长达54个月的通缩。债务增速大幅超过名义GDP增速，未来现金流不足以支撑债务的增长，经济进入坏的加杠杆阶段。地方政府在GDP考核压力下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违规举债，并通过刺激房地产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收入，引发了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风险。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尽管横向比较来看总水平不高，但是已经透支了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
3.1.3 2016年中至今：好的去杠杆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积累了大量风险，并在局部领域爆发，部分企业债和城投债发生违约，给市场信心造成了巨大冲击。值得庆幸的是，中央及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政策进行化解，使得中国经济没有重蹈其他国家由坏的加杠杆引发系统性危机的覆辙，而是在风险可控的状况下主动进行去杠杆。中国经济自2016年中开始进入好的去杠杆周期。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部署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市场化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同推动下，PPI增速开始回升，并自2016年9月起重回通胀。过剩产能逐步退出，市场出清，盈利改善，偿债能力增强，资产负债表修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自2016年第二季度最高的166.9%稳步回落至2017年第三季度的162.5%，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也得以遏制。
尽管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出现良好势头，但这仅仅只是开端。整体杠杆率仍然过高，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还有较大下行空间，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在上升之中，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巨大风险仍未充分释放。因此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依然刻不容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未来3年三大攻坚战之首。
3.2 中国宏观杠杆率现状
我们在《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现状、成因、化解与影响》中已经详细分析过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总量、结构、现状、成因、趋势、化解及影响。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问题最为突出，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问题相对较小。因此在去杠杆时，主要去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坏的杠杆，对居民部门着重于控杠杆，中央政府应适度加杠杆，加大对民生环保等领域的投入，而对民营企业好的加杠杆也要鼓励支持。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债务类型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切实有效地降低宏观杠杆率，优化杠杆结构。
3.2.1 非金融企业部门：国企杠杆风险过高，民企杠杆去化较好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高企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部门，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债务又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企业部门。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中占比高达60%，在2008年底以来的涨幅中同样贡献了近60%；金融机构境内企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高达近50%，分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贷款中国企占比近70%，中型企业贷款中国企占比40%左右，而在工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余额中，重工业企业占比高达近90%。
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扭曲，以及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和刚性兑付问题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样是面临产能过剩、PPI长期通缩，民营企业缩减产能，主动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进行市场化出清；而国有企业却在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维持甚至加杠杆，大批“僵尸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债务规模不断滚动膨胀，经营效益持续恶化，杠杆率不断攀升。民营企业去杠杆，国有企业加杠杆，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较高，因此推高了整体杠杆率。
2016年开始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行政化去产能去杠杆的方式，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去杠杆进程。相关行业产能大幅压缩，产品价格上涨，企业营收改善，利润增长，资产负债表开始修复。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最显著的便是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煤炭、钢铁和有色行业，现货、期货以及股票价格普遍上涨，相关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于2016年中开始下降。而民营企业占比较高的化工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015年中便开始下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以及设备制造等行业，危机之后一直在修复资产负债表，降低杠杆率。
因此要继续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着重清理“僵尸企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此外，还应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扩大股权融资以增强国企资本实力；通过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方式化解部分债务负担，充实国企资本金。但最关键的还是通过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增加资本积累，通过提高效益降低杠杆率。
此外，也要避免政策的一刀切，防止伤及健康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经历漫长的市场化出清，资产负债表修复状况较好，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杠杆率已经降至合理水平，具备重新加杠杆的条件。尤其是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因此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主要去的是国有企业坏的杠杆，避免伤及民营企业好的杠杆。
3.2.2 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严控债务，中央政府关注民生
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并不算高，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上升较快。具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增速都不高，中国政府部门存在的高杠杆问题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市场所担心的也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地方政府杠杆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由于“GDP锦标赛”以及财权事权不匹配，具有主动和被动的举债冲动，并在公权力的资源支配和隐性担保下，占据了大量信贷资源。此外，危机之后的“四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充裕，金融监管放松导致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增长，均为地方政府举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且地方政府大多将资金投入到回报率很低或者几乎没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甚至出现重复建设、过度建设的情况，项目收益无法覆盖债务本息。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高度重视。从2014年起，财政部、发改委、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不断出台各项监管政策，厘清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发行偿债主体责任，对确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存量平台债务开展债务置换，将之前各种高成本短久期的存量债务逐步转变为低成本长久期的地方政府债券，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得到了较好控制，2014年底为15.4万亿，2015年底为16.0万亿，2016年底为15.32万亿，2017年底为16.47万亿，基本保持平稳态势。
2018年经济工作的三大攻坚战，除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外，还有“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工作的开展，财权事权不匹配是地方政府客观上面临的难题，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适度加杠杆，承担更多民生方面的责任。
3.2.3 居民部门：加杠杆透支消费潜力，有待房地产长效机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居民收入的增长以及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提升，居民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购买首套住房或者改善性住房，是各方均能受益的加杠杆行为。但是在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投机性购房和恐慌性购房占比快速上升，房贷上升。
在高储蓄率以及相对较高的首付比例等的作用下，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当前仍处于可控水平。但是2008年危机之后，房地产的几轮刺激，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过快，产生了许多问题。
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酝酿长效机制，有助于抑制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和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居民部门承接杠杆转移，托底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应该告一段落，下一阶段的任务在于修复自身资产负债表，降低风险和优化经济结构。
3.2.4 金融部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是双生子，实体部门加杠杆需要金融部门的支持，实体部门去杠杆也需要金融部门的配合。2008年危机之后实体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背后存在着金融部门无序扩张的推波助澜。由于同类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因此导致了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商业银行将资产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降低了资本约束要求，规模快速做大，并且通过借用各种“通道”，将资金贷款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等受到信贷政策限制的部门。而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金融子行业也借着东风迅速做大，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攀升，风险持续累积聚集，金融行业也逐渐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资金体内循环，脱实入虚。
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全面加强，去杠杆和控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各项监管政策不断出台，整治市场乱象、防控行业风险、弥补监管短板。2017年11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2017年11月17日“资管新规”意见稿发布；2018年3月13日金融监管机构调整，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银保监会；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资管新规”，并于4月27日正式发布。在金融监管全面趋严，金融去杠杆稳步推进之下，M2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同比增速降至10%以下，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也稳步下滑。
中国金融监管正处于大变革时代，监管理念从行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一委一行两会”新监管体系逐步形成，“超级央行”呼之欲出。监管理念更加现代化，未来将重点加强宏观审慎和监管协调，更好地实现防化风险和服务实体两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