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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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的影响

From: 任泽平泽平宏观 2019-10-06

文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罗志恒华炎雪贺晨

导读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关税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投资限制、人才交流受阻和地缘政治打压中国等方面。中美两国元首G20会晤同意重启经贸谈判，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双方均有缓和的动力。

本文重点分析加征关税、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人才交流受阻等对中美出口、通胀、就业、资本市场和全球产业链转移等方面的影响。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主要是贸易摩擦对美方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特朗普态度的软化也是出于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消费者、农民群体的争取。近期美国民众反对加征新的关税呼声强烈，听证会有高达96%的代表反对。美国企业家支持政府对华强硬，但希望敦促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等，而非加征关税对抗。科技企业普遍反对特朗普禁止向华为出售零部件，其销售收入和利润受损。农民群体因中国反制、上半年大幅减少大豆进口而受损较大，希望特朗普避免关税对抗。2020年大选在即，拜豋呼吁“让美国重回正常”、“停止争斗、开始修复”，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低于拜登，这种形势制约特朗普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

美对华加征关税的清单有三大特征：1）优先选择对中国依赖度低的商品，从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从全球进口比重大于50%的商品来看，此类商品金额在500、2000、3000亿美元的清单中占比分别为3.7%、47.3%和76.1%。2）优先选择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尽量少地选择最终消费品，原因在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征的关税可由生产商、消费者或非美国家或地区共同分担，而最终消费品主要美国居民直接承担。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最终消费品占商品清单的比重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1.4%、21.3%和48.4%。3）主要集中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中国关税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较大，消费品占比小，主要涵盖机械器具、车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和电机电气等行业。暂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于航天器、航空器及其零附件。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出口、就业和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考虑到对预期和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实际负面影响更大。1）出口方面，导致中国出口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上半年增速分别为0.1%和-8.1%，较去年全年分别下降9.8和19.4个百分点。其中，500、2000亿美元清单的商品出口增速在征税后分别下滑41.2和24.1个百分点，电机电器、机械行业受到明显冲击。美国已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根据出口商品的弹性测算两种情形，乐观情形下，美仅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至少下滑11.6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滑2.2个百分点，事实上上半年的出口下滑幅度已大于此；悲观情形下，若对5500亿美元商品均实施25%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将下滑25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滑4.7个百分点。静态测算预计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3-0.7个百分点，但预期和产业链转移导致实际影响远大于此。2）通胀方面，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将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因进口价格指数与中国通胀相关性不强，关税对通胀影响不大，预计推升中国CPI约0.02个百分点。3）就业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大量岗位流失，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中国就业40.3人，总出口拉动就业9129万人；我们测算，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将影响199万人就业；若对5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将影响420万人就业；其中与中美贸易关系密切的机电、机械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要高度重视上述行业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必要放开部分服务行业、加强再就业培训和财政资金保障其基本生活。4）资本市场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且与贸易摩擦进展密切相关，每轮加征关税后股市跌幅明显；分行业来看，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跌幅大于其他行业。当前股市的性价比较高，但最终取决于基本面、风险偏好和货币宽松的博弈。

美对华加征关税引发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越南等地。当前越南的劳动力价格、地价、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价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1-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6.4%，较去年四季度上升近30个百分点。目前来看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加征关税后美国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中国出口将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低，但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之策。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通胀、就业、资本市场带来负面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放缓程度，并提高金融市场波动性。1）出口方面，美国对华出口暴跌，同比增速在2018年末达-32.9%，创1999年以来新低，且对华增速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走扩。2）通胀与消费者负担方面，仅考虑消费品直接影响，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将推升其CPI0.2个百分点；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上升。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当前美国加征关税将致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约1245美元，占五等分中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和4.8%，占家庭平均收入和支出比重分别为1.7%和2.1%。3）就业方面，虽然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新增非农就业放缓，上半年同比减少13.4万人，其中与中国商品及投资关系密切的制造业1-6月累计同比为-86%。4）金融市场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抑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致使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且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价负面冲击更大。尽管近期美股创新高，但主要是受美联储降息预期提振，美股再度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

中美在科技、人才交流、投资限制等方面博弈的影响不容小觑。1）美国将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一度对华为断供，可能导致中美“科技脱钩”风险，短期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高成本，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影响较大；长期来看，将倒逼中国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2）中美学术交流受阻，导致中国留学生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不利于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长期也不利于中美加强文化理解，加深对立情绪。3）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导致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受阻，同时不利于美国发挥其科技、金融的优势。

应对之道：1）美国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均，正确的应对方法包括加强再教育及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而非对华发起贸易摩擦转移矛盾，贸易摩擦解决不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比较优势、美元超发特权、特里芬难题、高消费低储蓄等根本问题。2）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保持定力，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同时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3）面对产业链转移，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二是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三是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四是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五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六是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货币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

1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1.1 美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方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

1.2 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大选制约特朗普过于激进，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2.1 中美贸易结构分析

2.2 中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分析

2.3 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4 加征关税对中国通胀和就业的影响

2.5 加征关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3 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3.1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3.2 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3.3 加征关税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3.4 加征关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4 加征关税对产业链影响有多大？

4.1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转移

4.2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转移

4.3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

5 科技、学术、投资限制影响有多大？

5.1 中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短期影响中美科技创新效率，长期倒逼中国产业升级

5.2 中美学术交流中断，导致中国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

5.3 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影响中国企业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

6 应对之道

正文

1 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对中国的301调查结果，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特朗普据此对华加征关税。此后，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中断等全面升级，中国同步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进程。2019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峰会上同意重启经贸磋商。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农民群体的争取是导致特朗普态度软化的直接原因，但没有解决结构性改革、大国关系等根本性问题，谈判将反复波折。

1.1 美持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方反制并加快改革开放

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发酵升级至今，双方加征关税的规模逐步扩大。目前美国已对自中国进口的2500亿美元加征关税25%的关税，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46.3%，而中国已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占进口美国商品总额的91.5%。按照美方统计的2018年中美经贸数据，美方尚有2900亿美元的对华进口商品可征税，中方剩余约100亿美元对美商品可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关税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投资限制、人才交流中断和地缘政治打压中国等方面。科技方面，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BIS）出台针对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包括生物技术、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同时美国还围堵中兴、福建晋华、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人才交流方面，美国缩短留美学生签证停留期限、打压华人在美国企业任职以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多个研究及学术机构如美国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埃默里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美国相关部门调查国外势力的要求下解雇华裔学者。投资限制方面，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强对外国投资审查，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针对中国。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插手中国内政。在美加墨协议中设置“毒丸计划”，施压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限制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等。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方在反击的同时，以更大决心推动对外开放，降低关税税率、减少负面清单等。其中，科技方面，中国维护高科技企业合法权利、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并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投资方面，中国减少投资限制，2019年版的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进一步放宽了采矿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限制。外交方面，中国加快与非美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1.2 贸易摩擦对双方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大选制约特朗普过于激进，美国商界和民众反对政客对华加征关税

2019年6月29日，在G20大阪峰会上，中美领导人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本轮会谈中，美方表示谈判期间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竞选连任的诉求以及对科技企业、消费者、农民群体的争取是导致特朗普态度软化的直接原因。此次重启谈判，美国允许其企业对华为出售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零部件、暂时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分别满足的是科技企业、消费者和农民的利益，利益的分化以及特朗普竞选的压力迫使特朗普态度软化。近期美国民众反对加征新的关税呼声强烈，由于对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涉及到大量的消费品，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负担，反对声音较高，此次听证会有高达96%的代表反对，美国企业家支持政府对华强硬，但希望敦促中国改善营商环境，落实公平的市场准入等，而非加征关税对抗。科技企业普遍反对特朗普禁止向华为出售零部件，其销售收入和利润受损。农民群体因中国反制、上半年大幅减少大豆进口而受损较大，希望特朗普避免关税对抗。2020年大选在即，特朗普支持率下降，在竞选连任成功前，采取相对缓和的态度。拜豋呼吁“让美国重回正常”、美国现在需要“停止争斗、开始修复”，并且民调领先。这种形势制约特朗普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

美国行为的根源，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一是从美国国内看，美国部分政客利用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情绪以及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恐惧，将矛盾向外转嫁，以获取政治选票；二是从全球博弈看，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战略遏制，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作为幌子，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让位于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赤裸裸的实力竞赛，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都是幌子，国家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思想文化等因素均服务于大国博弈。贸易摩擦只会缓和不会结束。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特朗普仍有可能撕毁协议。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2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美方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就业、通胀及资本市场均带来负面冲击，叠加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外需低迷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静态测算预计拖累经济增速0.3-0.7个百分点，考虑到对预期和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实际负面作用更大。

2.1 中美贸易结构分析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前三大类产品分别为：电机电气类、机械器具类以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这三类产品合计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达77.1%，美国从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雨伞、玩具、羽毛制品等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具体来看，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机电器类产品达1470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机电类商品比重42%，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9%，占美国进口总额6%；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机械类产品1096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机械类商品比重32%，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2%，占美国进口总额5%；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1306亿美元，占美国从全球进口该商品比重46.7%，占美国自中国进口全部商品比重26%，占美国进口总额5.6%。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美国自中国进口的雨伞、玩具、羽毛制品占其从全球进口的比重较大，分别为93%、82%和75%，对华依赖度较高。

中国出口金额排在前三的行业分别为电机电器类、机械类以及家具类，与对美出口金额前三的产品相同，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到47%。具体来看，2017年电机类产品出口金额598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6%；机械类产品出口金额3832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金额比重17%，家具类产品出口金额89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4%。

2.2 中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分析

2.2.1 美国关税清单

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分布行业来看，在500、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美国对华征收关税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而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则涵盖玩具、衣服、鞋帽等大量消费品。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制造制造业，如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电机电气设备、光学照相医疗设备等，分别占500亿美元关税名单总额的38.5%、36.9%和10.9%，合计86.3%；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仍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主要集中于电机电气设备、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家具、车辆及零部件和钢铁制品等，分别占比为25.6%、19.9%、15%、6.2%和4.1%，合计70.6%；而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则在前期的基础上，将此前未纳入加征关税范围的几乎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囊括，重点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玩具、衣服、鞋等消费品，分别占3000亿美元商品清单比重8.5%、9%和4.8%。5500亿美元加征清单涉及机电、机械、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金额分别为1468.2亿美元、1096.2亿美元、1301.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29.9%、22.3%和26.5%，合计78.7%。

通过分析美国三次关税清单，可总结出两大特征：1）美国制定清单时优先选择对中国依赖度低的商品。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较大的商品占全部清单商品比重递增，就美国从中国进口占其从全球进口比重大于50%的商品来看，此类商品在三次清单中占比分别为3.7%、47.3%和76.1%。2）美国加征关税优先选择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尽量少地选择最终消费品。在500、2000、3000亿清单中，最终消费品占商品清单比重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1.4%、21.3%和48.4%，原因在于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加征关税带来的溢价可以由生产商、消费者或非美国家或地区共同分担，而最终消费品主要美国居民直接承担。3）主要集中于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2.2.2 中国关税清单

中国关税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较大，消费品占比小，主要涵盖机械器具、车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和电机电气等行业。2018年中国对美第一批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主要集中于车辆及零附件、以大豆为代表的油籽等工业或药用植物、矿物燃料以及塑料制品，占清单比重分别为22%、25.2%、16.1%和7%；另外600亿商品清单主要集中机械器具、光学医疗设备以及电机电器，占清单比重分别为20.3%、14.6%和14.6%。暂未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于航天器、航空器及其零附件。

2.3 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3.1 中国出口增速已显著放缓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出口整体以及对美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上半年增速较去年全年分别下降9.8和19.4个百分点。2019年1-6月中国出口增速0.1%，较去年全年下滑9.8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滑更加明显，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8.1%，较去年下降19.4个百分点。

中国贸易伙伴结构发生变化，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开始，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被欧盟取代，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比19.2%,到2019年1-6月下降到17%，同期中国对欧盟出口占比由16.4%上升到17.3%。2018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为13.7%，到2019年1-6月下降到12%，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比重由12.7%上升到13.5%，美国退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此外，500亿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41.2个百分点，2000亿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24.1个百分点，电机电器、机械行业受到明显冲击。500亿美元商品被加征关税前平均增速为15.3%（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加征关税后平均增速为-25.8%（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下滑41.2个百分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前平均增速为16.6%（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加征关税后平均增速为-7.4%（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下滑24.1个百分点。由于机电电器和机械行业占2500亿美元清单比重达到51.2%，是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两个行业，加征关税前两个行业出口平均增速为13.5%和19.5%，到2018年四季度出口增速下降至-6.2%和-12.1%，2019年一季度出口增速下降至-25.7%和-37.5%。

2.3.2 对未来出口影响的情景分析

未来加征关税可能演化出两种情形：（1）乐观情形，美国仅对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2）悲观情形，美国对5500亿美元商品均加征25%关税。以下分别对两种情形的影响进行分析。

1、对出口总量的影响

乐观情形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滑11.6个百分点，影响中国出口增速-2.2个百分点；悲观情况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将下滑25个百分点，影响中国出口增速-4.7个百分点。若考虑全球贸易衰退导致外需下滑，出口下降程度将进一步加剧。上述测算方法基于进口替代的角度分析，即加征关税后美国本土商品对中国商品替代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参照Gallaway等(2003)对美国进口商品分行业Armington弹性，对应到三次清单中用HS-2位码表示的行业，我们分别针对以上两种贸易摩擦演变的情形计算各清单商品的影响幅度，从而预计中国对美出口以及中国出口下降幅度。

2、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出口下滑叠加外需低迷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预计拖累GDP增速0.3-0.7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对进出口依存度下降，中国进出口总额/GDP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2%，2018年为33.9%，进出口依存度下降了30.3个百分点；经回归模型测算分析得到中国出口增速对经济增速弹性约为0.15，则在乐观情形下，2500亿美元均征收25%关税，经济增速下降达0.3个百分点；悲观情形下，5500亿美元均征收25%关税，经济增速下降达0.7个百分点。

2.4 加征关税对中国通胀和就业的影响

通胀方面，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将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因进口价格指数与中国通胀相关性不强，关税对通胀影响不大，预计推升中国CPI约0.02个百分点。中国对美国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占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84%，占中国全部进口的6%；其中涉及消费品47.6亿美元，占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0.1%。若只考虑消费品的直接影响，中国对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将助推中国CPI上升0.02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大量岗位流失，预计影响199万-420万人就业；其中与中美贸易关系密切的机电、机械以及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受到较大冲击。2017年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19%，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导致中国近20%的年出口额受到影响。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中国就业40.3人，总出口拉动就业9129万人；其中中国对美国每百万货物出口所拉动就业39.2人，总出口拉动就业1686万人，占全年货物出口拉动就业人次的18.5%。从制造业部门看，出口拉动就业较大的部门，一是单位出口拉动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出口规模大带来就业需求大的电子设备、电器机械和化学产品等技术密集型电子产品制造业；2017年，出口拉动就业量最高的前四大部门为电子设备、纺织、化学品、电气机械。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关切点之一，需高度关注农民工等隐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问题，应在财政保障其基本生活、加强再就业培训、放开部分服务业部门准入限制、清理整顿违规经营时客观看待低收入的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贡献。2018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更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中对就业的影响，帮助解决受影响工人的再就业、生活困难、再培训等问题，财政会在这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和失业后的生活保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多措并举保就业，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5月14日，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今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尤其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要全面加强就业服务，精准施策帮扶重点人群就业创业。5月22日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协调全国就业工作，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重大问题。今年1-5月城镇新增就业597万人，低于2017和2018年同期的599和613万人。

2.5 加征关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股票市场波动加剧且与贸易战进展密切相关，每轮加征关税后股市跌幅明显。2018年股票市场整体维持下跌的趋势，2019年初积极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缓和，股市一度快速上涨，但受贸易战反复的影响，股票自5月起震荡。具体来看，特朗普宣布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对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后的一个月内，股市最大跌幅分别为10%、11%和3%。最近一次推动股市上涨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重新释放积极信号，6月18日特朗普宣布大阪G20峰会期间和中国领导人会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当前股市的性价比较高，但最终取决于基本面、风险偏好和货币宽松的博弈。

分行业来看，受贸易摩擦影响，制造业板块跌幅较大，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其他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行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证监会行业分类看，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交运仓储行业受到影响较大，以2019年6月20日为基准，250日累计跌幅分别为-8.8%、-7.7%、-7.7%和-7.3%，农林牧渔和金融业表现较好，250日涨幅分别为31.1%和23.8%。从制造业下细分行业看，家具制造、影视制作、纺织服装等跌幅较大，分别为-36.9%、-34.3%和-25%，此外，七大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均位列跌幅榜前列；与贸易摩擦相关的机电电气行业，250日跌幅也达到了-6.2%。

3 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多大？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冲击美国出口、通胀、就业、金融市场，加剧美国经济放缓态势，股票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

3.1 加征关税对美国出口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致使美国对华出口暴跌，下滑幅度远超次贷危机时期，创1999年以来新低，对华增速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走扩。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下滑，美国对应340亿、160亿及600亿美元商品出口增速分别于6月、8月及9月开始快速下降。从整体增速来看，美国对华出口与其总体出口增速差额最高走扩37个百分点，美国出口至中国商品增速在2018年12月一度下滑至-32.9%，超过次贷危机时期对华出口同比的-25.1%，创1999年以来新低。

3.2 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仅考虑消费品直接影响，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将推升其CPI0.2个百分点。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加剧。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当前美国加征关税将致使普通美国家庭每年支出增加约1245美元。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达133240亿美元，进口商品金额达23587.9亿美元，其中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5054.7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1.4%。2018年美国对华价值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美国为避免对美国通胀造成较大影响，仅对价值409亿美元消费品征收关税，占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0.1%。因此，若只考虑消费品的直接影响，则对价值2500亿商品清单加征关税对美国整体通胀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若美国对剩余近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消费品金额将达到1231.2亿美元。假设美国消费者承担所有关税，则若美国全面对华加征25%的关税将推动美国通胀0.2个百分点。此外，若将中间品及资本品考虑在内，美国通胀将进一步加剧。

同时，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测算指出，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商品加征关税致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而美国于2019年5月再度提高关税将致使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进一步增加831美元，合计新增1245美元，占五等分中最低收入人群年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和4.8%，占家庭平均收入和支出比重分别为1.7%和2.1%，这将严重影响美国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

3.3 加征关税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虽然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新增非农就业放缓，上半年同比减少13.4万人。其中与中国商品及投资关系更为密切的制造业就业下行幅度居前。尽管当前美国失业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但新增非农就业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景气度下行。2019年1-6月新增非农平均就业18万人/月，较2018年同期减少11%。其中，累计新增就业降幅较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运输仓储业、专业和商业服务，累计同比分别为-86%、-68%和-28%。我们认为，非农就业放缓一方面表明美国经济景气下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无利于改善美国制造业就业，美国通过加征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意图难以实现。

3.4 加征关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抑制市场的风险偏好，致使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且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价负面冲击更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增加，在特朗普政府多次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的时点，美国股票均遭抛售。此外，IMF报告显示营收主要来自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股票走势显著低于美国的股指表现，尽管在2018年底中美达成贸易休战共识后，差距有所缩小，但在5月初美国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的关税提高至25%之后，对中国销售额高的美国公司的股价再度暴跌。尽管当前美股持续创新高，但主要是受到美联储降息预期提振，美股再度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波动性或将进一步提高。

4 加征关税对产业链影响有多大？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产业转移正悄然发生。其中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中国台湾、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受益者。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或将持续：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出口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长效之策。

4.1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转移

美国对中国在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进口依赖度不高，加征关税后美国已逐步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进口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为美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占美国对应行业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41.9%和32.1%，均不足50%，表明美国对中国机电电气、机械器具等行业依赖度相对较低。2019年，美国自中国进口机电电气、机械器具比重快速下降，分别降至34.6%和21.3%，下滑7.3和10.8个百分点。2017-2019年，美国从越南、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电机电气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电机电气总额比重分别上升3.6、1、0.7和0.6个百分点；美国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法国进口机械器具上升较快，占美国进口机械器具总额比重分别上升1.7、1.6和1.2个百分点。

从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机电电气行业或将转移至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机械器具行业转移至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此外伴随中国劳动成本上升、产业升级，预计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移至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如果用进口增速变化反映未来市场开发潜力，机电电气方面，美国从越南、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24%、14.3%、18.4%和13.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116、16和15和12个百分点；机械器具行业，美国从中国台湾、法国和日本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75.7%、61%和10.4%，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58、56和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从越南、孟加拉国和韩国进口同比增速上升较快，2019年增速分别为16.6%、12.8%和21.6%，分别较加征关税前平均水平上升7、14和13和百分点。

4.2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转移

中国对美出口依赖较高，美国的待开发出口潜力、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均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中国对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或地区出口转移的概率较大。根据ITC给出的市场开发潜力（Export Potential Map）数据，美国仍然是中国待开发出口潜力最大的国家，待开发出口潜力为1702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德国、中国香港、印度和越南，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2604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58%。分行业来看，除美国外，电子设备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墨西哥和印度，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1129亿美元，占中国对美电子设备行业出口的77%；除美国外，机械行业领域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德国、印度和墨西哥，其待开发出口潜力总计381亿美元，占中国对美机械行业出口的58%；除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待开发出口潜力较高的有德国、英国、越南和法国。

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出口转移需求及出口转移难度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基数大，本质原因仍然是中国尚处于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产品全球竞争力仍弱。因此，中国需要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长效之策。

4.3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对外贸易活动。1-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6.4%，较去年四季度上升近30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7月，越南已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成为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但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更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此外，越南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成绩卓著，外商投资占GDP比重较高，近年来FDI投资快速上升。根据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总排名排在46位，越南排在69位，落后于中国，从细分指标来看，中国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数方面好于越南，但越南在获得信贷、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排名靠前，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外商投资方面，2017年中国、越南吸引外商投资规模分别为1682亿美元和14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4%和6.3%。

5 科技、学术、投资限制影响有多大？

5.1 中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短期影响中美科技创新效率，长期倒逼中国产业升级

短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对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冲击较大。当前中国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集成电路等领域自主研发能力较为薄弱，对进口依赖度较大，2018年中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13%，中国集成电路产量1739.5亿个，进口集成电路4175.7亿个，达到产量的两倍；集成电路是ICT的核心器件，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芯片需求量上升，而贸易摩擦升级或导致芯片供给在短期难以提高，致使科技创新效率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芯片自主研发的缺失将导致中国ICT产业技术落后甚至威胁到国家信息安全。另一方面，中国是大部分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消费市场，高通、INTEL、德州仪器等美国产业巨头对中国市场依赖非常严重，销售占比都在30%以上；特朗普对中国科技企业出口打压，必将推升美国科技企业成本。

长期来看，中美科技脱钩将倒逼中国自主创新及产业升级。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集成电路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国家投资基金，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基金支持。截至2018年底，一期投资基金基本完成；2019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在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国产替代仍需要时间。

5.2 中美学术交流中断，导致中国获取优质教育的渠道受阻

短期内美国限制与中国的人才交流将增加中国对非美国家或地区学术交流，非美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对美国来说，留学生的减少将影响其教育收入和就业岗位。长期来看不利于中美加强文化理解。近年来，中国学生留学意愿高涨，2018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66.2万人，同比增长8.8%；根据study in UK的数据显示，20.1%的中国留学生将英国视为留学首选，17.1%的留学生将美国视为留学首选；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受限，短期内，英国及其他非美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生将会增加，但由于美国拥有顶尖的学术资源，中国获取顶尖知识的能力将受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行业是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行业之一，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2017年，全美共110万外国留学生，创造美国高等教育收入394亿美元，为美国增加45万就业岗位；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36万人，占美国全部国际生数量33.2%，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交流对美国的教育行业产生冲击。

5.3 美国加强投资审查，影响中国企业正常并购和全球布局

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对中国技术性海外并购不利。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迅速增长，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美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密切关注涉及美国人个人数据的中国投资,此前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计划斥资12亿美元收购速汇金（MoneyGram International）、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斥资27亿美元收购Genworth金融集团均遭到CFIUS阻拦与推迟。另一方面，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趋严不利于美国硅谷创新企业发展，这些企业在天使、VC等融资过程中需要遵循FIRRMA的要求，容易面临交易延误、支付额外费用等问题。

6 应对之道

1）美国方面，近年来逆全球化抬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根源在于贫富差距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均，正确的应对方法包括加强再教育及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而非对华发起贸易摩擦转移矛盾，贸易摩擦解决不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美比较优势、美元超发特权、特里芬难题、高消费低储蓄等根本问题。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包括美国推动再工业化、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美国在全球挑起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其背后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货币超发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二是国际贸易存在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不同部门受益程度分化严重，如美国科技、金融行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受益，而相对劣势的制造业受损，美国最顶层1%的人口收入占全国收入比重从1975年的8%上升到2015年的22%。贸易摩擦难以解决美国阶层固化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正确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再教育及再就业，培育适应产业结构的复合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减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保持定力，建议中方摆脱被动接招应对，主动提出与美方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同时积极推动与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分工、发挥中美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实现双赢，而且自由贸易天然有利于制造业大国，这在欧元区、各自贸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均表现明显，中国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德国是欧盟的最大受益者。从理论上也成立，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贸区将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化干戈为玉帛。

3）面对产业链转移，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出现的产业链转移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企业预期不稳；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面对当前出口下滑、投资不振以及产业链转移问题，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价值链重构，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转移、国际产能合作。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货币金融稳健和人地挂钩。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恒大研究院“中美贸易战”系列研究：

39、《美对华金融战的情景分析、工具手段及应对》，2019年7月1日

38、《美国行为的根源：权力的游戏》，2019年6月19日

37、《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2019年5月23日

36、《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全球视角》，2019年5月21日

35、《中美贸易摩擦再升级：本质、影响、应对与展望》，2019年5月20日

34、《日美贸易战：美国如何赢得经济争霸？》，2019年5月18日

33、《日美贸易战：日本为什么金融战败？》，2019年5月17日

32、《构建中美自贸区（下）：规则、方案、影响与建议》，2019年5月12日